说分第六
秦分（即小篆）。以李斯为宗，今琅琊、泰山、会稽、芝罘诸山刻石是也。相斯之笔画如铁石，体若飞动，为书家宗法。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李少温以篆名一时，自称于天地、山川、衣冠、文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后，直至小生。然其笔法出于《峄山》，仅以瘦劲取胜，若《谦讣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夫自斯翁以来，汉人隶法，莫不茂密雄厚，崔子玉、许叔重并善小篆，张怀瓘称其“师模李斯，甚得其妙”，曹喜、蔡邕、邯郸、韦、卫目睹古文（古文虽刘歆伪作，然此非考经学，但论笔墨，所出既古，亦不能废），见闻濡染，莫非奇古。少温生后千年，旧迹日湮，古文不复见于世，徒以瘦健一新耳目，如昌黎之古文，阳明之心学，首开家法，斯世无人，骤获盛名，岂真能过出汉人，空前绝后哉！汉人秦分书存于世者，吾以寡陋，所见尚二十余种。吴碑二种。
《赵王群臣上寿》
《鲁王泮池刻石》
《祝其卿坟坛题字》
《上谷府卿坟坛题字》
《少室神道阙》
《开母庙》
《三公山碑》
《是吾碑》
《建初残石》
《孔宙碑额》
《衡方碑额》
《惠安西表》
《孔彪碑额》
《范式碑额》
《上尊号奏额》
《受禅表额》
《韩仁碑额》
《尹宙碑额》
《白石神君碑额》
《娄寿碑额》
《张迁碑额》
《谯敏碑额》
《樊敏碑额》
《鲁王墓石人》（太守麃君亭长题字）
《鲁王墓石人》（府门卒题字）
《华山碑额》
《冯褷碑额》
《仙人唐公房碑额》
《中平残石》
《天发神谶碑》
《封禅国山碑》（苏建书）
《大风歌》
诸碑中苍古则《三公山》，妙丽则碑额，奇伟则《天发神谶》，雅健则《封禅国山》，而茂密浑劲，莫如《少室》《开母》。汉人篆碑，只存二种，可谓希世之鸿宝，篆书之上仪也。《大风歌》传为曹喜作，然不类汉人书，以其为党怀英所自出，故附于末焉。又州辅石兽膊有“天禄辟邪”四字，体与《谷口铜筒铭》同。凡诸篆虽工拙不同，皆具茂密伟丽之观，诚《琅琊》之嫡嗣。且体裁近古，亦有《石鼓》之意，必毫铺纸上，万毫齐力而后能为，岂如《谦卦铭》瘦骨柴立，致吾邱衍以为烧笔尖而作书哉！
又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螭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骀汤万年瓦，瘦硬绝伦。都司空瓦，微带尖脚，笔法亦同。尝见汉《谷口铜筒铭》数十字，瘦浑圆妙极矣。阳冰《城隍》《谦卦》，实祖于是。必师少温者，曷师此邪？宗正官当，亦似少温者，八风寿存，绵缪虬纠，几开唐印之体，然凡瓦当皆缪篆类，应附秦权、汉量、《三公山碑》之后也。
汉钟鼎文缪篆为多，《太官钟》《周阳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皆扁缪，惟《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则有周鼎意。若《汾阴》《好珝》则肖秦权，《都仓》则婉丽同碑额矣。余以光绪壬午登焦山，摩挲《瘗鹤铭》，后问《陶陵鼎》，见其篆瘦硬方折，与《启封镫》同，心酷爱之。后见王莽《嘉量铭》，转折方圆，实开《天发神谶》之先，而为《浯台铭》之祖者，笔意亦出于此。及悟秦分本圆，而汉人变之以方，汉分本方，而晋字变之以圆。凡书贵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圆作汉分，以章程作章。笔笔皆留，以飞动作楷，笔笔皆舞，未有不工者也。
凡汉分为金、为石、为瓦，有方、有圆，而无不扁密者，学者引伸新体异态，生意逸出，不患无家数也。
钟鼎为伪文，然刘歆所采甚古。考古则当辨之，学书不妨采之。右军欲引八分隶书入真书中，吾亦欲采钟鼎体意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
吾以壬午试京兆，中秋丁祭，恭谒文庙，摩挲《石鼓》，仰瞻高宗纯皇帝所颁彝尊十器，乃始讲识鼎彝。南还游扬州，入焦山，阅周《无专鼎》，暗然浑古，疏落欹斜，若崩云乍颓，连山忽起，为之心醉。及戊子再游京师，见潘尚书伯寅、盛祭酒柏羲所藏钟鼎文，以千计，烂若云锦，天下之大观也。此学别为专门，今言书法，略条一二，以发学者意耳。
钟鼎亦有扁有长，有肥有瘦，章法有疏落有茂密，与隶无异。择而采之，亦河海之义也。
章法茂密，以商《太己卣》为最古，至周《宝林钟》而茂密极矣。疏落之体，乃虫篆之余，随举皆然。阙里孔庙器以商《册父乙卣》为最古，焦山《无专鼎》亦其体。《楚公钟》奇古雄深，尤为杰作矣。长瘦之体，若楚《曾侯钟》《吴季子逞剑》，字窄而甚长，极婀娜之致。《齐侯皞钟铭》，铭词五百余字，文既古浑，书亦浑美，《诅楚》之先驱也。《邿季敦》《鱼冶妊鼎》，茂密匾美，甚近汉篆。《寿敦》《苏公》篆体亦相同，皆可用于秦分体者也。《正师戈》字如屈玉，又为《石经》之祖。若此类不可枚举，学者善用其意，便可前无古人矣。
自少温既作，定为一尊，鼎臣兄弟，仅能模范，长脚曳尾，体长益甚，吾无取焉。郭忠恕致有奇思，未完墙壁。党怀英笔力惊绝，能成家具。自兹以下，等自于桧。明世分法中绝，怀麓宗师《谦卦》，蚓笛蛙鼓，难移我情。国初犹守旧法，孙渊如、洪稚存、程春海并自名家，然皆未能出少温范围者也。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或者疑其破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从容自在，以隶笔为汉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吾尝学《琅琊台》《峄山碑》无所得，又学李阳冰《三坟记》《栖先莹记》《城隍庙碑》《庚责德政碑》《般若台铭》，无所入。后专学邓石如，始有入处。后见其篆书，辄复收之，凡百数十种，无体不有，无态不备，深思不能出其外也。于是废然而返，遂弃笔不复作者数年。近乃始有悟入处，但以《石鼓》为大宗。钟衡上国者，亦有其人。吾见先师朱九江先生，出其前明九世祖白岳先生讳完者手书篆隶，结体取态，直与完白无二，始叹古今竟有暗合者，但得名不得名，自视世风所尚耳。捻道人之心无二，徐遵明之指心为师，亦何异陆子静哉！但风尚不同，尊卑迥绝耳。道光间，香山黄子高篆法茂密雄深，迫真斯相，自唐后碑刻，罕见俦匹，虽博大变化，不逮完白，而专精之至，亦拔载成队，此犹史迁之与班固，昌黎之与柳州，一以奇变称能，一以摹古擅绝，亦未易遽为优劣。世人贵耳贱目，未尝考古辨真，雷同一谈，何足以知之。番禺陈兰甫京卿，出于香山，亦自雄骏也。
杜工部不称阳冰之篆，而称李潮。吾邱衍谓潮即阳冰，人或疑之。《唐书·宰相世系表》：雍门子，长湜；次澥，字坚冰；次阳冰，潮之为名。与湜、澥相类，阳冰与坚冰为字相类。甫诗曰：“况潮小篆逼秦相。”而欧阳《集古》、郑渔仲《金石略》俱无潮篆，其为一人，无可疑也。
秦分体之大者，莫如少温《般若台》《黄帝祠宇》，次则《谯敏碑额》，字大汉寸六寸。若曹喜《大风歌》，字亦尺余，亦秦分体之极大者，但非汉人书耳。
西汉分体，亦有数种，今举存于世者别白箸焉。其东汉挑法者，详《本汉》篇。
鼎之《琅琊》为小宗，西汉分辅之。驰思于万物之表，结体于八分以上。合篆、隶陶铸为之，奇态异变，杂沓笔端，操之极熟，当有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吾笔力弱，性复懒，度不能为之，后有英绝之士，当必于此别开生面也。
吾邱衍曰：“篆法扁者最好，谓之螭扁。”徐铉谓：“非老手不能到《石鼓文》字。”唐篆《美原神泉铭》，结体方匾，大有《石鼓》遗意。李枢、王宥《谒岳祠题记》，吾宁取之。《浯台铭》《浯溪铭》，参用籀笔，戈戟相向，亦自可人。《碧落碑》笔法亦奇，不独托体之古，阳冰见之，寝卧数日不去，则过阳冰远矣。近世吴山子作西汉分，体态朴逸，骎骎欲度骅骝前矣。若加奇思新意，虽笔力稍弱，亦当与顽伯争一席地。
程蘅衫、吴让之为邓之嫡传，然无完白笔力，又无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门人，无任道统者矣。陈潮思力颇奇，然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左文襄笔法如董宣强项，虽为令长，故自不凡，近人多为完白之书，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态，鲜有学其茂密古朴之神。然则学完白者虽多，能为完白者其谁哉！
吾粤僻远海滨，与中原文献不相接，然艺业精能，其天然胜，工夫备，可与虎卧中原抗。
《秦权量刻字》
《鲁泮池刻石》
《中殿刻石》
《建平郫县刻石》
《永光三处阁道刻石》
《开通褒斜道刻石》
《裴岑纪功碑》
《石门残刻》
《郙阁颂》
《戚伯著碑》
《杨淮表纪》
《会仙友题字》
右以篆笔作隶之西汉分，《食官钟铭》《绥和钟铭》亦同，魏太和《石门摩崖》由此体也。《北海相景君铭》曳脚似《天发神谶》，汉铎有永平二年者，丰茂似《郙阁》，亦可附焉。
《三公山碑》
《是吾碑》
《天发神谶碑》
右以隶笔作缪篆，亦可附于西汉八分，《虑俿尺》同（赞碑有五分之篆，有四分之篆，《天发神》。王弇州曰：《夏承碑》即所谓八分书是也）。
《三老碑》
《尊楗阁记》
右由篆变隶，隶多篆少之西汉分，建武时之碑仅此。
吾于汉人书酷爱八分，以其在篆、隶之间，朴茂雄逸，古气未漓。至桓、灵已后，变古已甚，滋味殊薄。吾于正楷不取唐人书，亦以此也。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辨析“说分第六”辨析
石鼓文乃历代篆书之首，后世习篆者莫不楷之模之。南海于“说分第六”先为标榜，随即以唐代篆书家李阳冰为对照云：“李少温以篆名一时，自称‘于天地、山川、衣冠、文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后，直至小生。’然其笔法出于《峄山》，仅以瘦劲取胜，若《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如此两相比较，即置李阳冰于箭簇之下矣。南海又谓：“见闻濡染，莫非奇古。少温生后千年，旧迹日湮，古文不复见于世，徒以瘦健一新耳目，如昌黎之古文，阳明之心学，首开家法，斯世无人，骤获盛名，岂真能过出汉人，空前绝后哉？”在此反复议论中，南海已频繁偷换概念。其在前篇论“分变”时，已将隶书与篆书笼统言之，均谓之“八分”，至此，则先将石鼓文及李斯篆书之“茂密雄厚”与李阳冰篆书所表现之“瘦劲怯薄”比较，更以李阳冰之篆书与汉代尚留篆意之多种隶书比较，唐代之篆书则沦于不堪之甚也。南海此种论列方法，既于不同风格之作品间强判高下，亦在不同体裁之作品间遽论短长，于一己之谋故谓奏效，于后学之惑愈加混沌焉。以风格论，李阳冰之“瘦劲”，本盛唐时期渐趋普遍之文艺风格，杜甫论书亦有句“书贵瘦硬始通神”，非独李氏之篆书，怀素、贺知章之草书，均显此风貌。南海尊碑，即成卑唐，非惟于楷书入碑最为显著之欧、褚、颜、柳诸大家故作不见，即于唐代之篆书隶书亦不甘正视，其以李阳冰为箭靶，其意又非在阳冰，盖其以清代之篆隶直接秦汉，俯视唐宋元明诸朝之书亦明矣。叶昌炽言及唐代隶书，即不同于南海之偏颇，其云：“唐承汉魏之后，分书宏伟犹有古法，国初欧虞褚薛诸家惟信本兼工此体，……明皇酷嗜八分，海内书家，翕然化之。‘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杜子美所称也。……有唐三百年分书之冠，余得两碑焉：一为成都《王袭纲铁幢》（无书人），一为崔逸《郁林观东岩壁记》，格高气古，足以陵铄诸家，而其名不古，此可为古人扼腕叹息也”（《语石》卷七）。叶氏又云：“书学至唐极盛，工书而湮没不称者，尚不知凡几，况煊赫到今，其必无滥竽可知也。”叶氏于唐代隶书之发现亦颇不同前人，然并不以己之见，即欲唐突前史。南海则又以书法连类至于韩愈之古文，王阳明之心学，皆谓“不过尔尔”，乃康氏以经学自脐于孔子，于书学则以尊碑而直接秦汉，渠之意态固横扫千古，惜学行难符，素王之诩终遗嘲笑，即论书更每落一偏矣。且看其论邓石如云：“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或者疑其破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从容自在，以隶笔为汉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衡观篆书发展之变化，先民开创，工具未备，取刀援石，随类赋形，至笔墨完备，则以饱满完整为求，及于后世，又有追慕先民之拙趣为意者，此种循环往复，每见于各类文艺品种之中，非惟书学一道。邓石如之篆隶，于清代书学萎靡之期确有振拔之象，然若南海之推许“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则过矣。南海之论书，每出此类大言，拟渲染之，即天光云影齐来手中；拟贬抑之，则巍峨庄严亦同泥炭。两造漫漶，亦每致己意之混淆。南海为渲染邓氏为篆书之广大教化主，所谓“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此又放言无思之至也，倘篆书如此易学，又何必以隶书取代？既如此普及，又岂堪千载间茫然难求之叹？中国书法艺术之发展，每一步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实用性与艺术性、普及性之结合，为其关节所系。篆书本上古遗范，其为后世之隶、草、楷诸体替代，盖因其书写辨识之繁难。若南海之大言，普天下无不能书篆者，其揄扬邓完白之际，反落侮慢焉。南海文中，若是类倒置干戈者固不鲜耳！
唐·李阳冰 《三坟记》（局部）南海又云：“吾见先师朱九江先生，出其前明九世祖白岳先生讳完者手书篆隶，结体取态，直与完白无二，始叹古今竟有暗合者，但得名不得名，自视世风所尚耳。”南海纵笔肆意，又云：“明代亦有善篆之隐者，技不下于完白，惟无名耳。”班固致其弟班超书有云：“艺由己立，名由人成。”此乃历代艺术家文人墨客命运所证实。然汉、唐之后，篆书逐渐稀微，乃书体变换之大势所趋，非书家个人命运彰显与否所致。清代之社会生活较前代更趋市民化，娱乐诸什均较前代发展，书法功能之实用性达于极致亦渐趋衰飒，而其非实用性作用亦渐明显，篆书当此际而彰显，亦为书法艺术本体渐得发扬之现象。从阮元到包世臣及于康有为，均处于中国书法艺术本位逐渐揭橥过程中，此揭橥过程既有最初发现之兴奋，亦经历逐渐澹定之反拨；既出现以片面、表面现象淹盖真实历史之喧嚣，亦必归结于对历史真实之细致梳理。与阮元、包世臣不同处，康有为之论书，必欲作横空出世之说，遂割裂历史以就己，其以八分书论篆隶融汇，亦以为可就此而创造新书体，则显然偏离了对书法艺术风格之研判。南海以其巨大声名，影响时流，甚至使追慕者如宗教信徒般狂热。在此潮流中，南海亦明知书法艺术之造诣完成毕竟需要个人天赋和长久研习，尽管其一时间可云“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同时又叹惋：“程蘅衫、吴让之为邓之嫡传，然无完白笔力，又无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门人，无任道统者矣。陈潮思力颇奇，然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左文襄笔法如董宣强项，虽为令长，故自不凡，近人多为完白之书，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态，鲜有学其茂密古朴之神。然则学完白者虽多，能为完白者其谁哉！”此种种为南海不堪之书法现象，其实正是历代书坛常态，并非如南海前所谓某人一出，则时代书风必然改观。南海即不怿于时人之书，遂以素王之百能自明云：“吾于汉人书酷爱八分，以其在篆、隶之间，朴茂雄逸，古气未漓。至桓、灵以后，变古已甚，滋味殊薄。吾于正楷不取唐人书，亦以此也。”以隶书发展衍变申己非唐之由，亦非的论。盖隶书之出，必留篆意，亦若楷书之立，必沾隶风。此书体衍变之必然，亦其他文艺品种发展之规律，若初唐之诗，尚带齐梁之体，至盛唐李杜建极，则纯然唐风，学诗者未见有菲薄盛唐渐离齐梁者。沈曾植谓《张猛龙碑》“终幅不杂一分笔”，即不以楷书是否沾溉隶意为高下。书法之于一体中容纳多体，固不可厚非，然论楷书而非唐，亦若论律诗而非杜，又岂堪信耶。南海之张致，每堕斯途，又可见焉。而不能入于细微，寻扯则标榜己能，诚南海屡见不鲜之伎俩。非仅如此，于前代早经定型之书体，南海犹欲再出心裁，其云：“钟鼎为伪文，然刘歆所采甚古。考古则当辨之，学书不妨采之。右军欲引八分隶书入真书中，吾亦欲采钟鼎体意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右军之书，本自篆隶、章草中来，其变法为新体，新即新在脱离古法而自创新格，初非以存留前代书体为尚也，此亦与沈曾植辨析《张猛龙》之意同。南海欲以诸体融杂开创一代书风，真若睥睨千古。比较政治、经学诸大端，书法在南海眼中显然为易行之事。南海之书，亦确具喷薄不拘之态，故其笔墨所出，数十年间亦风靡书坛，然尘埃澹定之后，其书之鼓努为力，圭角喷张，结构松懈，笔法粗率，则显然易见。数十年间，南海书法之气势固未衰减，然其法度技艺，实亦未增加，盖因南海于兹道，本非悉心沉潜之辈也。南海张帜书坛，自命为广大教化主，应者如云，亦似教徒之膜拜顶礼。钱锺书先生曾言及某种宗教现象云：“教宗无是非邪正，而信徒有真假诚伪；信徒能不惜以身殉教，足以明其心志之真诚，顾教宗有徒众甘为之死，却未堪证其道理之必是必正尔。”
（《管锥编》中华书局版1542页）
清·邓石如 隶书中堂
本汉第七
真书之变，其在魏、汉间乎？汉以前无真书体。真书之传于今者，自吴碑之《葛府君》及元常《力命》《戎辂》《宣示》《荐季直》诸帖始。至二王则变化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上下百年间，传变之速如此，人事之迁化亦急哉！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智过其师，始可传授。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其道何由？必自本原于汉也。汉隶之始，皆近于篆，所谓八分也。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降为《褒斜》《郙阁》《裴岑》《会仙友题字》，皆古茂雄深，得秦相笔意。缪篆则有《三公山碑》《是吾》《戚伯著》之瑰伟。至于隶法，体气益多，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褷》，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统》《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
盖汉人极讲书法，羊欣称萧何题前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水。《金壶记》曰：“萧何用退笔书裳，大工。”此虽未足信，然张安世以善书给事尚书。严延年善史书，奏成手中，奄忽如神。史游工散隶。王尊能史书。谷永工笔札。陈遵性善隶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此皆著于汉史者，可见前汉风尚，已笃好之。降逮后汉，好书尤盛。曹喜（《大风歌》虽云膺作，然笔势亦可喜）。杜度、崔瑗、蔡邕、刘德昇之徒，并擅精能，各创新制。至灵帝好书，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风，争工笔札。当是时，中郎为之魁，张芝、师宜官、钟繇、梁鹄、胡昭、邯郸淳、卫觊、韦诞、皇象之徒，各以古文、草、隶名家。《石经》精美，为中郎之笔。而堂谿典之外，《公羊》末则有赵域、刘宏、张文、苏陵、傅桢，《论语》末则有左立、孙表诸人，又《武班碑》为纪伯允书，《郙阁颂》为仇子长书，《衡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又有皇象《天发神谶》，苏建《封禅国山碑》，笔力伟健冠古今。邯郸、卫、韦精于古文，张芝圣于草法，书至汉末，盖盛极矣。其朴质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融为一炉而铸之，故自绝于后世。晋、魏人笔意之高，盖在本师之伟杰。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不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阑。”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杨少师未必悟本汉之理，神思偶合，便已绝世。学者欲学书，当知所从事矣。
右军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
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显用篆笔者无论，若《谷朗》《郛休》《爨宝子》《灵庙碑》《鞠彦云》《吊比干》，皆用隶体，《杨大眼》《惠感》《郑长猷》《魏灵藏》，波磔极意骏厉，犹是隶笔。下逮唐世，《伊阙石龛》《道因碑》，仍存分隶遗意，固由余风未沫，亦托体宜高，否则易失薄弱也。
后人推平原之书至矣，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二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
汉分中有极近今真书者，《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楷，尤似颜清臣书。吾既察平原之所自出，而又以知学者取法之贵上也。《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无年月，当同时，故宜与今楷近。《张迁表颂》亦可取其笔画，置于真书。《杨震碑》缥缈如游丝，古质如虫蚀，尤似楷隶，为登善之先驱，盖中平三年所立，亦似近今真书者。若吴《葛府君碑》，直是正书矣。惟《樊敏碑》在熹平时，体格甚高，有《郙阁》意。《魏元杰》《曹真》亦然，真可贵异也。
《子游残石》有拙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殆《张黑女碑》所从出也。又书法每苦落笔为难，虽云峻落逆入，此亦言意耳。欲求模范，仍当自汉分中求之。如《正直残碑》“为”字“窍”字“辞”字，真《爨龙颜》之祖，可永为楷则者也。《孔彪碑》亦至近楷书，熟观汉分自得之。
《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孔宙》用笔旁出逶迤，极其势而去，如不欲还。《冯君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布白疏磔笔长。
《东海庙碑》体渐匾阔，然笔气犹丰厚，有《郙阁》之遗，《孔谦》近之。
《尹宙》风华艳逸，与《韩敕》、《杨孟文》、《曹全碑阴》同家，皆汉分中妙品。《曹全碑阴》逼近《石经》矣。《杨叔恭》《郑固》端整古秀，其碑侧纵肆，姿意尤远，皆顽伯所自出也。《成阳》《灵台》，笔法丰茂浑劲，《杨统》《杨著》似之。
《杨淮表记》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或出中郎之笔，真书之《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所师祖也。《孔宙碑阴》笔意深古，昔人以为如蛰虫盘屈，深冬自卫，真善为譬者。
帖中《州辅碑》兼雄深茂密之胜，《熹平残碑》似之，又加峻峭也。《鲁峻碑额》浑厚中极其飘逸，与《李翕》、《韩敕》略同。
《娄寿碑》与《礼器》《张迁》丰茂相似，《张寿》与《孔彪》浑古亦相似，《耿勋》与《郙阁》古茂亦相类。
《杨孟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余谓隶中有篆、楷、行三体，如《褒斜》《裴岑》《郙阁》，隶中之篆也；《杨震》《孔彪》《张迁》，隶中之楷也；《冯府君》《沈府君》《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
《李孟初》《韩仁》皆以疏秀胜，殆蔡有邻之所祖。然唐隶似出《夏承》为多。王惲以《夏承》飞动，有芝英、龙凤之势，盖以为中郎书也。吾谓《夏承》自是别体，若近今冬心、板桥之类，以《论语》核之，必非中郎书也。后人以中郎能书，凡桓、灵间碑必归之。吾谓中郎笔迹，惟《石经》稍有依据，此外《华山碑》犹不敢信徐浩之说。若《鲁峻》《夏承》《谯敏》皆出附会，至《郙阁》明明有书人仇绋，《范式》有“青龙二年”，其非邕书尤显，益以见说者之妄也。
自桓、灵以后碑，世多附会为钟、梁之笔。然卫觊书《受禅表》确出于同时闻人牟准之言，而清臣、季海犹有异谈，况张稚圭乎？其《按图题记》，以《孔羡碑》为梁鹄书，吾亦以为不尔。夫《乙瑛》既远出钟前，而稚圭题为元常所书，则《孔羡》亦何足信欤？以李嗣真精博，犹误《范式》为蔡体，益见唐人之好附会。故以《韩敕》为钟书，吾亦不信也。
《华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此诗家所薄之武功、四灵、竟陵、公安，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
《景君铭》古气磅礴，曳脚多用籀笔，与《天发神谶》相篆。盖和帝以前书，皆有铭意，若东汉分书，莫古于《王稚子阙》矣。
吾历考书记，梁鹄之书不传，《尊号》《受禅》，分属钟、卫，然《乙瑛》之图记既谬，则《孔羡》之图记亦非。包慎伯盛称二碑，强分二派，因以《吕望》《孙夫人》二碑分继二宗，亦附会之谈耳。汉碑体裁至多，何止两体？晋碑亦不止二种，以分领后世之书，未为确论，今无取焉。
《叶子侯碑》浅薄，前汉时无此体，与《麃孝禹碑》殆是赝作，字体古今，真可一望而知。余尝见《三公碑》，体近《白石神君》，以为《三公山神君碑》矣。余意此不类永平时书，既而审之，果光和四年，故字体真可决时代也。夫古今风气不同，人生其时，辄为风气所局，不得以美恶论，而美恶亦系之。《汉书》所录张敞察昌邑王疏，《文选注》所引刘整婢采音所供，词皆古朴绝俗，为韩、柳所无。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以及小唐碑，吾所见数百种，亦复各擅姿制，皆今之士大夫极意临写而莫能至者，何论名家哉？张南轩曰：“南海诸番书煞有好者，字画遒劲。”若古钟鼎款识，诸国不同。盖风气初开，为之先者，皆有质奇之气，此不待于学也。
今人日习院体，平生见闻习熟，皆近世人所为，暗移渐转，不复自知。且目既见之，心必染之。今人生宋、明后，欲无苏、董笔意不可得。若唐人书，无一笔宋人者，此何以故？心所本无。故即好古者，抗心希古，终抑挫于大势，故卑朴不能自由也。譬吾粤人，生长居游于粤，长游京师，效燕语，虽极似矣，而清冽之音，助语之词，终不可得。燕人小儿，虽间有土语，而清吭百啭，呖呖可听。闽粤之人，虽服官京朝数十年者，莫能如之。为文者日为制义，而欲为秦、汉、六朝之文，其不可为亦犹是也。若徒论运笔结体，则近世解事者，何尝不能之？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辨析
南海于前章已论及汉代八分上承秦先古篆，下启魏晋楷书，此章更详叙汉代八分之妙。南海云：“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二王书法接续前代，处于历史发展阶段之中，本无需缕述；从二王书法中寻觅前代书法踪迹，亦隐约可得。然此种寻觅，若仅仅依赖历史线段之必然指向而截取之，则太过简单，须进入二王书法具体作品之解析欣赏，方可得其真实意蕴。而此解析，于历代书法学术为千年话题，且未得确解。即以二王父子而论，其中差别既有各人意趣笔法之不同，亦各来自对前代书法继承之不同路径，故父子书风在发展中又自具幽微。从书法本体出发，非从“笔法”探索则难入底里。萧梁时期对小王之推崇，归结之可谓子敬风流多具散隶之佻达，至李唐当朝，独尊大王，归结之亦可谓逸少遒媚颇得篆籀之敛劲。倘率然言之，谓二王书皆得于汉、魏，则皮相未及肌理，遑论骨髓精神？南海所谓“二王之不可及”，实非其心语，倘真心仪二王，亦不致出此尊碑之论。南海之所见二王，亦不出坊间流传之《兰亭序》《十七帖》《阁帖》诸什。南海以降，书坛于二王之书法渐不论其艺术高低而径直辩难其真伪，复以其真伪重衡其高低。至郭沫若高二适“兰亭论辨”，则学界主流话语判定《兰亭序》非王羲之所作，倘此臆断为定论，则康南海所云“二王之不可及”岂非镜花水月？岂南海所谓之二王取法汉魏，体质古朴，意态奇变等赞语皆悉空穴来风，茫无边际？故观察康有为以来书坛发展变化之踪迹脉络，当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及书法发展之历史现象中辨析。南海之“本汉”，端的在何？其以二王开场，继而言之：“智过其师，始可传授。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其道何由？必自本原于汉也。”数语家门自道，乃以“魏、齐抗旌晋、宋”也。魏、齐者，东晋南渡后之北国也；晋、宋者，南渡后传续中原文脉之江左江右也。观南海之书，将其与阮元、沈曾植等同为尊碑亦于帖札中多得濡沫者比较，阮、沈终身寝馈学术书法，无论取帖取碑，均汲取营养以益书法之丰富成熟，于反复之中亦多澹定扬弃。故沈曾植论北碑，虽亦多尊崇，终不忘阐明其所来自云：“北周碑刻，较齐为少，书法亦不及齐，蜀石尤疏理，不足传笔势。此刻虽精拓，未能满观者意也。当时惟山东风习与江左相通，秦蜀士流，都成伧鄙。于书于人，并可验知。”（《海日楼丛札·海日楼题跋》辽宁教育出版社第374页）
从书法史的正常延续流衍观察，汉、魏（三国）至晋，隶书渐变为草、楷，行书居两者之间。八王之乱致中原板荡，腥膻盈野，文籍无存。东晋南渡立国，王导将钟繇《宣示表》衣带过江，成为华夏墨翰书法之硕果仅存。王羲之以毕生精勤，取前代精华而自创新体。宋、齐以后，梁、陈之间，南北交通渐繁，北朝文气渐恢，北朝书法多得益于南朝，本为显然之理。此中国文化发展之一段清晰流脉岂堪漫漶。于此流脉中权衡，若谓二王书法得汉碑八分之气韵则可，倘谓王羲之书法必取资南海之所谓汉魏，则似是而非也。先秦篆籀之中锋用笔岂非王羲之书法之根本？然此中锋亦已不同前修，“倾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王羲之直接取法乃张伯英、钟元常，此为逸少家门自道，此汉魏则非南海所云之汉魏也。倘混淆此中国书法历史中之一大纽结变化脉络，则书史任人涂抹矣。王羲之与前代书家之最大不同，盖在于所处之时代，纸张得普遍使用，笔墨研习成寻常物事。前代之书法，或书于龟甲、或书于摩崖、或书于绸缎、或书于竹简，悉难抵纸张之利于笔墨性质之发挥也。王羲之一次赠送谢安二十万枚笺纸，或非确数，然士大夫倾注精力于笔墨，非前代可比明矣。东晋之后南朝文人书法大兴，直启唐、宋，至大家迭出，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之高峰。此千载公论，植基于现实，又岂堪别出心裁之南海辈可遽然改变。故南海之谈二王，不入二王根底，惟以似是而非之“二王取资汉魏”为其非唐亦终非晋张本也。
南海引述大量汉碑名作，以作二王书法之先驱。读者亦不妨随南海对汉碑经典作一浏览。南海云：“严延年善史书，奏成手中，奄忽如神。”此谓汉隶而有草意，亦其发展中之正常现象，且此种草意先于章草之前，至章草之出，遽称草书，则不谓隶草也。南海又列举汉碑诸作，或有署名而名不显，或无署名，其云：“又《武班碑》为纪伯允书，《郙阁颂》为仇子长书，《衡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又有皇象《天发神谶》，苏建《封禅国山碑》，笔力伟健冠古今。”南海又以杨凝式与颜真卿为楷式，以证其说云：“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杨少师未必悟本汉之理，神思偶合，便已绝世。学者欲学书，当知所从事矣。”又云：“后人推平原之书至矣，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二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谓颜真卿、杨凝式之书法乃以分书作草，亦如以王羲之书风为八分书风，以其一点沾溉而强为全面笼罩也。杨凝式一世癫狂，较醉僧怀素犹甚，其代表作《神仙起居法》论草法精熟尚不能并驷醉僧，然其萧散意态则启迪后世之董其昌。此正二王书风之神髓所在也。故黄庭坚有云：“余曩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微入妙，当与吴生画为洛中二绝。又云，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褚薛米入右军之室，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又云，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尔。”身处碑学氛围之中的李瑞清亦云：“杨景度为由唐入宋一大枢纽，《韭花帖》笔笔敛锋入纸，兰亭法也，思翁以景度津逮平原，化其顿挫之迹，然终身不出范围。”
南海在推崇汉代八分之时，往往将后世所有佳妙之书均推彀入八分藩篱，然其于八分之学，亦未必真为赏音。其云：“《华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此诗家所薄之武功、四灵、竟陵、公安，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华山碑》为汉隶经典，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毁于地震。《华山碑》书风朴茂古拙，圆转流动，为历代书家推重。清代朱彝尊评此碑云：“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刘熙载亦谓：“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朱彝尊、刘熙载均饱学深思之士，于《华山碑》之推崇皆见学理，南海于汉分似有深戚，然于有公论之名碑，则唐突如此，其尊碑之意本非在书法，则明焉。南海之处身立世，处处拟自张帜而不与人同，其云：“包慎伯盛称二碑，强分二派，因以《吕望》《孙夫人》二碑分继二宗，亦附会之谈耳。”于学术艺文中立宗派，树藩篱，即不免牵强附会，阮元划分“北碑南帖”已启此端，包世臣欲成此学，亦不免故辙，以南海之机敏，岂堪堕此辙中？然南海继阮、包之学，必欲再为广大教化，则必发凡称奇，以别于前修也。其又云：“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以及小唐碑，吾所见数百种，亦复各擅姿制，皆今之士大夫极意临写而莫能至者，何论名家哉？张南轩曰：‘南海诸番书煞有好者，字画遒劲。’若古钟鼎款识，诸国不同。盖风气初开，为之先者，皆有质奇之气，此不待于学也。”从崇奉汉分遽转而播扬六朝造像，非南海论学之支离也，实其归纳王羲之、颜真卿、杨凝式诸大家皆入汉分之篱，自恐牵强，遂以未见经传著录之什而遮掩“士大夫极意临写而莫能至者”，开创之意显然。南海之所谓，堪称民间书法，平心论之，载籍虽繁，亦不免遗漏，况散落四野、长埋壤穴之碑版，其中有妙书佳刻，自当为发撷研寻，然此种功夫亦当实事求是，倘以此遮盖前修，颠覆往史，不亦大谬。南海每诩创见必以非议前贤为能，于兹可见显然焉。
《华山庙碑》
局部
传卫第八
书家之盛，莫如季汉。刘昭、师宜官、张芝、邯郸淳诸人，并辔齐驱，虽中郎洞达，莫或先焉。于是卫敬侯出，古文实与邯郸齐名，笔赜精熟。今《受禅表》遗笔独存（闻人牟准《卫敬侯碑》以为觊书，按闻人魏人致可信据，若真卿以为钟繇，刘禹锡欧阳修以为梁鹄者，不足据）。鸱视虎顾，雄伟冠时。论者乃谓中郎派别有钟鼎，实非确论。考元常之得蔡法，掘韦诞冢而后得之。韦诞师邯郸淳，卫敬侯还淳古文，淳不能自别，则卫笔无异诞师，元常后学，岂谓能过？梁鹄得法于宜官，非传绪于伯喈。《孔羡》一碑，亦岂能逾《受禅》欤？伯玉、巨山，世传妙笔。伯玉藁书，为简札宗；巨山书势，为书家法。王侍中谓张芝、索靖、韦诞、钟繇、二卫书，无以辨其优劣，惟见其笔力惊异。斯论致公，袁昴、梁武、肩吾、怀瓘、嗣真、吕总诸品，必欲强为甲乙，随意轩轾，滋增妄矣。
夫典午中衰，书家北渡，卢家谌偃，嗣法元常，崔氏悦、潜，继音卫氏。以《魏书》考之，卢玄父邈，实传偃业；崔浩父宏，实缵潜书。北朝书法实分导二派，然崔潜诔兄之草，王遵业得之，宝其书迹。宏善草隶，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未尝妄染。魏初重崔、卢之书，而卢后无人，崔宗自浩、简兄弟外，尚有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崔挺，家业尤盛。宏既为世模楷，而郭祚、黎广、黎景熙皆习浩法，于时有江式者，集古今文字，其六世祖琼，实从卫觊受古文，强兄顺并擅八体，盖亦世传精法者。由斯而谈，然则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矣。后世之书，皆此二派，只可称为钟、卫，慎伯称钟、瓘，未当也。按卫觊草体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无上，其风韵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孝文吊比干文》是崔浩书，亦以筋骨瘦硬为长。
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嗣是王、庾品书，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夫钟、卫北流，崔、江完绪，孝文好学，隶、草弥工，家擅银钩，人工虿尾。史传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轨迹可寻，较之南士，夫岂多让！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皋《述书》，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
《述书》所称，皆亲见笔迹。晋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齐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隙二十一人，而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流传，惟有赵文深兄弟，附见陈人而已，岂北士之笔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
唐宋论书，绝无称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气尚卑弱，率以纤劲清媚为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画往往工妙。”欧公多见北碑，故能作是语，此千年学者所不知也。
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欧师北齐刘珉，颜师穆子容，亦其云来。《吊比干文》之后，统一齐风，褚、薛扬波，柳、沈继轨。然则卫氏之法，几如皇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传卫第八”辨析
南海既以本汉为尊碑非帖之端绪，遂顺流而下，将魏晋之交书体变衍之脉络，尽收束于碑体之下。南海云：“然则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矣。后世之书，皆此二派，只可称为钟、卫，慎伯称钟、瓘，未当也。按卫觊草体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无上，其风韵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阮元《南北书派论》开篇即云：“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书，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阮元以书家地域划分南北，太过简单，亦难以此阐述书史，遂以钟元常、卫瓘兼南北两派而模棱之。以卫氏当时，与之抗衡者惟钟氏，王羲之尚未出世也。如此划分，则又遗后世强为碑帖两造者之麻烦，故南海已对阮氏此说不满。南海“传卫”即先将卫、钟两氏分立为北南两派，此既不同于阮氏之模棱，更大便于将后世书法之美，尽归于北派也。阮氏康氏之学，谓其于分辨书法风格美学有倡言之功，然其强分宗派硬划风格之鲁莽亦在此也。阮氏划分南北，尚欲取撷其各自优长，故其论及北派之书，亦不讳言其“拘谨拙陋”。南海欲横扫帖札，则于南北书派宗主之名，亦必重为布置，非如此则依然难奏其树立之功焉。其云：“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嗣是王、庾品书，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夫钟、卫北流，崔、江完绪，孝文好学，隶、草弥工，家擅银钩，人工虿尾。史传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轨迹可寻，较之南士，夫岂多让！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臮《述书》，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南海所不满者，盖古人论书，不强分南北，虽以涵茫为观照，未必得其幽微，然亦避强求之拘执。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北宋欧阳修考论碑帖，于两造之书法风格有所发撷，为后世尊碑之说张本，南海亦得其援奥云：“唐宋论书，绝无称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气尚卑弱，率以纤劲清媚为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画往往工妙。’欧公多见北碑，故能作是语，此千年学者所不知也。”欧公之谓，不以文辞之深浅论书法之高下，其于未见经传之书法亦多留心，此为史家具眼也。然欧公云南朝书，所谓“以纤劲清媚为佳”，清媚亦未离纤劲，即“遒媚”之谓也，纸本翰墨之优长，端在此间，欧公集古，撷取碑版，以广艺文学术，岂有非帖之意？其所作书翰，又岂非帖耶？南海云“传卫”，其术亦同前论之“本汉”，即将后世书法妙造悉数归于卫氏、北碑影响之下，其云：“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欧师北齐刘珉，颜师穆子容，亦其云来。《吊比干文》之后，统一齐风，褚、薛扬波，柳、沈继轨。然则卫氏之法，几如皇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南海尊卫氏笼统南北，卫氏固未必能当，又以王羲之乃卫夫人流脉，便纳王羲之为北派门下，斯可笑也。书法之美艺，本在涵茫之中，以碑帖之判强分南北，已为胶执，至南海之挪移尊座，乱敲木鱼，以呈教化，则入荒谬也。后世尊南海者每惑其声名而忘怀书法艺术之美学素质乃存在于具体作品之中，非某种概念可强为规擘。即以汉隶八分为说，倘以碑帖划分，纯为碑学范围，然汉隶名碑之中亦各有美学风格之判然，其中若《曹全碑》则多秀媚韵雅，岂可为北碑意态？以此反瞰南海至于包氏阮氏之说，乃步步趋于极端，终至于强分宗派而泯灭感官觉悟。故论书切不可拘执于碑帖之囿，而必达于美感美学之解为宜也。
卫夫人《近奉帖》
南海“传卫”一章，闪转腾挪，即欲以王羲之书风亦自北来为说。王羲之续承钟氏，而二王书又涵盖盛唐一代，流风远绍宋元明，倘不破此旧范成说，则尊碑之说何以成立？其实，王羲之从王导得钟氏《宣示表》，与从卫夫人学书，均为其“变法”之前奏，卫氏之书，传流惟以章草，正为王氏“新体”所代替者。此本中国书法变化发展一大纽结，南海欲改写书史，亦必于此发难也尔。其云：“《述书》所称，皆亲见笔迹。晋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齐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陈二十一人，而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流传，惟有赵文深兄弟，附见陈人而已，岂北士之笔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南海此说，乃对于书法史一大诘难。唐太宗固以王羲之为崇尚，出于目悦心赏，原非党同私结，倘北朝书翰有妙诣留存，决不致尽为扬弃，况数代积存，岂一意可为消泯者？再者，古人观书，必先详其文意，继则论其书法，北朝之书倘在，其内容亦不必尽违忤新朝新主，太宗又岂有尽数毁灭之理？南海此说，不惟对今人强词夺理，且与古人以无为有，复以有为无也。南海颇忿忿于北朝无书翰之存，然南朝碑版亦不多见耶，岂出于君王之私邪？有论及此，当注意汉、晋之间，纸张之制造对书法发展所起之关键作用。王羲之以前之书法家，多不具名，因士大夫之个人笔墨习惯尚未形成。将文字刻制留存于碑石器皿，甚至笺牍，均为庄严繁难之事，故名碑之作手虽皆一时之选，其与撰文多非一手，碑版纪事，初未及于艺术欣赏，又以史迹沦湮，致书家名不能尽显。王羲之以后之书家，以便宜可得之纸张书写，随心怡兴，使得书法性质由典重庄严之工艺特色衍变为自由浪漫之艺术特色。且以造纸术之原料技术诸因素考论，南朝之书翰必繁，北朝于此无能为亦明矣。物质条件、社会发展条件、人文构成条件，诸端齐凑，使得中国书法在东晋这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涌现出王羲之，亦有其必然也。以后之时代，以后之书法，王羲之成为效法典型亦必然也。康有为所处时代，从其在《新学伪经考》中所宣示，不论于政治、学术或者书法方面都必欲改弦更张，于书法则必然向延续千载之文人帖札开刀。崇碑抑帖，以碑代帖则成为必然途径。但是，在王羲之书法的巨大魅力面前，康有为亦不能轻易否决，遂以王羲之书法中具有的汉隶意味，夸大之，渲染之，甚至干脆就将王羲之书法纳入汉隶北派藩篱之中。南海谓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又云：“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不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栏。’”其实，黄庭坚诗歌所谓，与康有为所举之意，本非一事。右军善学古人，更独具创意，其于书法之最大贡献，正是在反复研寻中自立新则，独具面目，所谓字字不同也。以前之篆籀、分隶及章草，其基本特点即字字皆同，自王羲之出，始使一字之重，各见攸宜，一篇之内，极其变化。蔡希综《法书论》具体言之云：“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章草从隶书演变而来，其笔画多留隶意，而“新草”与章草已经别具面目，与隶书更系不同轨范，否则，就没有王羲之书风的确立，也不会有以后唐宋书坛丰富面貌的出现。王羲之与前代之根本不同即在于引领中国书法走上个性化、艺术化之坦途而非囿于格式化、工艺化之窄径。
宝南第九
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夷考其时，去汉不远，中郎、太傅，笔迹多传。阁帖王、谢、桓、郗及诸帝书，虽多赝杂，然当时文采，固自异人。盖隶、楷之新变，分、草之初发，遮当其会，加以崇尚清虚，雅工笔札，故冠绝后古，无与抗行。王僧虔之答孝武曰：“陛下书帝王第一，臣书人臣第一。”其君臣相争誉在此。右军、大令，独出其间，惟时为然也。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缝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而南朝碑树立既少，裴世期表言：“碑铭之作，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不加禁裁，其敝无已。”《文选》之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卒寝不行。以子良盛德懿亲，犹不得立，况其余哉！夫晋、宋风流，斯文将坠，欲求雅迹，惟有遗碑。然而南碑又绝难得，其有流传，最可宝贵。
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今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德騕》《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南碑当溯于吴。吴碑四种，篆、分则有《封禅国山》之浑劲无伦，《天发神谶》之奇伟惊世，《谷朗》古厚，而《葛府君碑》尤为正书鼻祖。四碑皆为篆、隶、真、楷之极，抑亦异矣。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枳杨府君》茂重，为元常正脉，亦体出《谷朗》者，诚非常之瑰宝也。宋碑则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宋碑《晋丰县造像》《高勾丽故城刻石》，亦高古有异态。齐碑则有《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梁碑则《瘗鹤铭》为贞白之书，最著人间。江宁十八种中，《石阙》之清和朴美。贝义渊书《始兴王碑》则长枪大戟，实启率更。其碑千余字，完好者三分之二，尤为异宝。其余若萧衍之造像，《慧影造像》《石井阑题字》，皆有奇逸。又云阳之《鄱阳王益州军府题记》，下及《绵州造像记》五种。陈碑之《赵和造像记》浑雅绝俗，尤为难得。又《新罗真兴天王巡狩管境碑》，奇逸古厚，乃出自异域，裔夷染被汉风，同文伟制，尤称瑰异。南碑存于人间者止此。
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希有，既流传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况隋碑以下乎！大约得隋人一碑，胜唐人十种；得梁一碑，胜齐、隋百种。宋、元以下，自郐无讥，此自有至鉴，非以时代论古也。
南碑今所见者，二爨出于滇蛮，造像发于川蜀。若高丽故城之刻，新罗巡狩之碑，启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已冠古今。夫以蛮夷笔迹，犹尚如是，而其时裙屐高流，令仆雅望，骋乐、卫之谈，擢袁、萧之秀者，笔札奇丽，当复何如。缅思风流，真有五云楼阁想像虚无之致，不可企已！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宝南第九”辨析
“传卫”之后复“宝南”，南海仍为扬碑抑帖，然其逻辑矛盾则更显现。南海云：“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夷考其时，去汉不远，中郎太傅，笔迹多传。阁帖王、谢、桓、郗及诸帝书，虽多赝杂，然当时文采，固自异人。盖隶、楷之新变，分、草之初发，适当其会，加以崇尚清虚，雅工笔札，故冠绝后古，无与抗行。”观南海此说，晋人书法冠绝今古，似无异词。然南海所论，既以非帖为鹄的，则必转移概念而非之，且看其说：“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僧面目矣。而南朝碑树立既少，裴世期表言：‘碑铭之作，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不加禁裁，其敝无已。’《文选》之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卒寝不行。以子良盛德懿亲，犹不得立，况其余哉！夫晋、宋风流，斯文将坠，欲求雅迹，惟有遗碑。然而南碑又绝难得，其有流传，最可宝贵。”裴世期禁碑之谏，南海已反复说之，故南碑非为南朝书法之代表已明矣，然东晋南朝书法，终不以此碑版之禁而肃杀，法帖流转多至湮没，而作家代有衍许，亦未损翰墨精神之传扬，倘南朝书荡然湮然，南海之所谓“书以晋人为最工”又自何来？辨析至此，即可明南海之张置叮咛，非以书艺之真实形态为论，乃以其极便独造为说也。
南海之尊碑，与阮文达之《南碑北帖论》将书史一分为二又有不同。前述阮氏之将钟繇列南派之首，南海即在论列间将其归于“北卫”范围，此章论及南方之碑，亦循其先臆，入诸旧轨，且看其所云：“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今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德騕》《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南海之不侔文达强分南北书派，已见出具体书法作品之赏析，仍须从其自身之美感表现出发，谓诸多北碑经典实具雅逸气象，却不略微探究其所赏北碑之产生原因，不比较先前已然成熟之“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的东晋南朝书风对文化相对落后之北朝的影响，且将北碑的艺术风格与南朝十分稀见的零星碑版勉强勾兑。从此段论列，可见南海之为学，在已然之证据之前，不能皈依事实，幡然反省，每修补敷衍，以凑己说。南海云：“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希有，既流传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况隋碑以下乎！大约得隋人一碑，胜唐人十种；得梁一碑，胜齐、隋百种。宋、元以下，自郐无讥，此自有至鉴，非以时代论古也。”又云：“南碑今所见者，二爨出于滇蛮，造像发于川蜀。若高丽故城之刻，新罗巡狩之碑，启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已冠古今。夫以蛮夷笔迹，犹尚如是，而其时裙屐高流，令仆雅望，骋乐、卫之谈，擢袁、萧之秀者，笔札奇丽，当复何如？缅思风流，真有五云楼阁想像虚无之致，不可企已！”应当注意的是，在“宝南”一章中，南海反复云及“笔札奇丽”之东晋风流，不能自已间已然将偶见南朝诸碑与墨翰风华有所比较，其顶礼膜拜又岂在诸碑之下。此即南海晚年对弟子所云“它年论书，当尊帖矣”之由来。但是，心底之喜爱无如树帜之需要。仅仅以碑版书法比较，北魏较南诏，亦甚高出。盖云南虽在南朝范围，然其地域偏远，基本处于与江南腹地隔绝状态，经济、文化联系亦远较齐鲁豫陕等地为稀。魏晋南北朝之文化，中心端在南朝，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尝论及王导家族之贡献，可参观。杜佑《通典·州郡典》云：“永嘉以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颜、谢、徐、庾之风扇也。”此段论述，未及书法，仅以南朝之文学大貌而言，所云颜、谢、徐、庾，泰半为由南入北之大诗人。文学状态如此，书法状态亦不例外。东晋书法不仅有王、谢诸家之典雅，即一般官员士子，亦谙熟翰札。平心论之，北朝书法若受南朝影响，必然为涵盖南邦之二王书风影响，不可能受远在云南，湮没久久之《爨宝子》《爨龙颜》影响。《爨宝子》《爨龙颜》均湮没千载，至乾隆、道光时代方得出土，先前元代李京于《云南志略》中虽有著录，并未得书坛注意。阮元为云贵总督时，悉力考发碑版，得之大为揄扬，方为世所知。“二爨”于书法史之显著价值，在证明楷书于东晋时期已经成熟，若论书法艺术水准，尚难与《张猛龙》《郑文公》诸魏碑比驷。倘若以此“二爨”比之“二王”，犹若下里巴人拟阳春白雪也。南海之“宝南”，舍流传千载、代有传续之经典不论，惟撷取新发现之“二爨”为说，非如此难达其最终非帖之鹄的也。故其言及“当时文采”，及于书法又游离书法。恒观东晋风流，固自有诗文之盛，然书法艺术之卓异超越方为其本然。南海千载之下以观以摩，亦不能不为之低回，此艺文人情之常也。然南海为张己帜，则极尽挪移之术，遍施演化之功，必欲置帖札墨翰于书坛末驷。南朝既禁碑，则南碑固无多，南朝又多纸，则书翰必繁丽。故论南朝之书以王羲之之流脉为次第，本实事求是之为也。南海既已以北派为书坛大统，必欲将南朝之书亦归入其中，故其“宝南”，则只能撷取南朝偶然留存之少量碑版以张其说，其敷衍勉强也必矣。南海之倡扬“二爨”，影响甚大，遭反拨亦甚。白蕉对包、康评论云：“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言词虽尖刻，然于书法历史之洞见，仍堪为后学领悟。
《爨宝子碑》（全拓）碑刻书法，本无意于艺术，乃为流传文字、传播信息之实用。而中国书法在以实用为本质之流衍转化中又各显其艺术姿态，《爨宝子》《爨龙颜》所代表之“南碑”，既不同于南朝久传之“二王”书风，又有别于北朝以“魏碑”为代表之书风，在中国书法历史上颇具特殊意义。在阮元等人发现并传扬“二爨”之前，世人对此书法遗迹几无所知，正因为历来不为世重，故得保全完好。相似情况，若叶昌炽所云：“华山神庙碑北周天和二年赵文渊书，笔画险劲。乾嘉以前不甚重之，故转得完好无恙。”（《语石》卷二））甚至还有可以媲美碑书经典而少人知者：“《鬰林观东岩壁记》，天挺伟表，鸾翔鹄峙，汉《石门》《析里》两颂无以尚之，以僻在海东，见之者少。”此为叶昌炽寻碑至于海州（今连云港）所见。尊碑者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谁人见及此碑？叶氏谓其超迈《石门》《析里》，亦必为其观览之际心目有所感而发，倘以此便以为书法历史当重写，又过为张皇也。以此连类而论，“二爨”之发现亦同。南海直以“二爨”为南碑之首，甚且于其后之“十六宗”将《爨龙颜》推为雄强茂美之宗，列名第一，彰显其于书法历史托古改制之心明矣。
《爨龙颜碑》拓片（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