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中国书法》2023年第4期“关注•近现代章草观念及其创作（下）”
二十世纪章草艺术发展的四个时代维度
元国霞
摘要：二十世纪的章草书，在动荡变革、开放多元的时代格局中，既史无前例地汇聚、展示、运用着几千年的章草相关资源；又在汉字保存的时代使命和书法自身群岭”发展需求的驱使下呈现出艺术与实用双线交织的发展状态，并由此形成“高峰的“普及”兴盛景象。章草艺术风格方面，诸家皆“贵变”，用“相兼”“相杂”的方式，以古隶、八分类章草为基辐射至篆籀、魏碑、今草、行书、楷书等方面，极古又极新，皆臻历史新高度。
关键词：二十世纪 章草艺术 时代维度
置于章草史，二十世纪的章草书最为缤纷独特、灿烂辉煌；置于文化史，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章草亦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成为汉字存续的关键“角色”。与历代章草的发展迥异，此期的章草艺术烙印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契机、责任、维度和“面相”。本文主要从这几方面进行考察：
康同璧 草书致通甫公使札
开放：时代变革中的开阔视野
近代书法史与民国书法史，是一个堪比浩瀚五千年古代史绝不逊色的极重要的所在。这五十年书法所经历的变迁，诚可谓“历千年未有之奇变”。它所遇到的很多历史疑问与时代挑战，都是几千年古代史所从未遇到的。仅仅用古代书法史的现成经验，根本无法解读、解释、解答这五十年所遇到的新问题。[1]
该“新问题”在章草方面体现为：“面对社会的急速变革所带来的文化转型，民国时期的章草书该如何去捍卫传统文化；面临空前丰硕的相关资源时，如何合理利用碑版、刻帖、墨迹等多方面的材料；在文字的艺术功能与实用功能中，如何去平衡与发展等。”[2]二十世纪前半期是章草艺术激烈变革、拓展维度的阶段；后半期的章草书艺术在前半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卓有成就者基本成长于前半期，或深受前半期环境的影响，所以该说法适用于整个二十世纪的章草书。
清末民初，社会屡遭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瓦解，故宫大量珍稀文物外流，加之简牍帛书等新资源的爆发式面世，整个古代一直秘藏或尘封的书法资源骤然汇聚于此时，盛况空前。又经西方先进的照相、印刷、出版技术广泛传播，二十世纪书家直接面对几千年的书法资源，其视野是之前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此外，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有些文人志士曾一度高呼“废除汉字”。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文字改革的契机和书法自身“碑帖之争”的发展处境等因素影响下，章草书一跃成为兼具艺术和实用功能的“时代宠儿”。加之新文化运动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其民主、科学的开放思想促使人们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古今的书法资源，从而探索出多种迥异常蹊的章草艺术风格并演绎至历史新高度。
周作人 草书致篱农札
双线：艺术与实用交织发展及互动
在拙作《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章草书研究》一书中，对民国章草书兼具艺术功能和实用功能的现象作了一定程度地梳理和研究。虽然这种“兼具”现象主要出现在民国时期，但也是二十世纪章草书的特色之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强调“若欲复古，当写章草”[3]的观念，直接推动着二十世纪章草艺术的发展。《广艺舟双楫》的诞生有沈曾植的劝说之功，其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清末康有为身边一些书家、学者的想法。“章草主力成员罗复堪、罗瘿公、梁启超等都是他的学生……此外，像郑诵先、卓定谋、林志钧等人，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康有为碑学观的影响。而康有为的重要地位，也进一步加强了其挚友沈曾植章草书的影响力。”[4]其次女康同璧的随手信札中亦时露章草笔意，但此期章草艺术的发展动力并非都来源于书法内部。二十世纪实用章草书推行于汉字存亡的关键时刻。文字问题是爱国人士尤其是遗民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如沈曾植并非文字改革的主流人物，笔者也难以查到其参与文字改革的具体事迹，但其对此有着明确的立场。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沈曾植在写给丁立钧的书信中特意强调不能废除本国文字，其言：
……万一果改学堂，犹望公为经学留一隅之地。总之断断不可习西文，断断不可延洋教习……将来学堂储备人才，期以任内政，非皆以任翻译也，何所为而废本国文字、强学他国文字乎？[5]
王云五 草书致胡适札
这一坚守传统文化、维护本国文字的立场，比之后进一步提出用章草作为实用文字的章太炎要早七年。由此也可说明，从本国文字体系中寻找一种适合二十世纪文字发展的字体，是维护传统文化之辈的共识；以字字独立、笔画简省的章草作为实用字体，也是部分文字改革者的期待。
一九〇八年，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呼吁：“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6]随后其学生钱玄同、刘复，门人卓定谋等积极响应。尤其是卓定谋与其挚友林志钧，曾于一九三〇年受聘担任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的常务委员，他们大力搜集、整理、推广实用章草书，“于各体中选其笔画简单，辨识容易，书写灵便，又具有历史与美术之价值者，以供实用。由本会研究结果，咸认为‘章草’实与上开条件颇合。”[7]并编订《章草字典》《市民千字课》等；在高校、夜校及社会团体等处开展相关课程或讲座。与此同时，他们以自青榭的名义出版的八本章草相关著作中便有《用笔九法章草》（分为《章草与中国字体之改革》和《用笔九法是用科学方法写汉字》两册）以及章草字法和史料整理类的书。一九三〇年，钱玄同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序言中也称：
提倡章草有两个观点，一是要切用，不是要复古；一是求便写，不是求美观。[8]
一九三四年，钱玄同在《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中列出了六种简体字取材方案，章草书便是其中之一。于右任也初选章草作为“标准草书”的底本，但因其“创造之业未竟，定型之质遽成”而将范围拓展至今草、狂草等。
钱玄同 草书致叔永札
虽然实用章草书推广的时代和方式等都有局限，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不能抹去以实用章草为初衷进行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这在客观上夯实了章草艺术发展的基础，并大力推动其迅猛发展。关于二十世纪章草书的实用和艺术研究并非非此即彼，一些研究者二者兼备，“将身子保留在传统文化的艺术领域里，而一只脚迈入注重实用文字的普适性浪潮中。”[9]如常居北京的卓定谋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停云书画社举办书画展览，出版多本个人作品集和鬻章草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从“废除汉字”观念转变为支持实用章草的钱玄同，也常将章草艺术留驻在笔下。
在当时激烈的西化浪潮中，卓定谋等在简化字与书法艺术之间寻找着契合点，将传统精髓重新用一种简便的体系，渗入汉字简化的大潮流中，有着力挽狂澜的决心与勇气……虽然由于他们在认识上的一些失误，没能实现章草书实用的宏愿，但至少他们践行“经世致用”的方式扩大了章草书的影响，肯定了章草书的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评价，在章草书的历史长河中应该留有他们浓重的一笔。[10]
此外，章草作为艺术和实用的基础，章草的字法、历史沿革等研究也是二十世纪章草成就的重点之一，其成果又反作用于章草艺术和实用两方面的发展，为此阶段实用和艺术密切交织、相互生发起着催化作用，代表者如李滨、王世镗、卓定谋、林志钧、罗振玉、王国维、钱玄同、王秋湄、高二适、王蘧常、于右任及其“标准草书”团队成员刘延涛等，分布于二十世纪各个阶段。虽然章草字法、历史沿革的考究非常复杂且至今定论不一，但研究者们倾注了大量心力，如卓定谋、刘延涛、王蘧常先后撰写《章草考》，可见难度一斑。
二十世纪章草书的兴盛，是在时代契机、文化传承、文字改革和艺术发展需求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胡小石 草书临王羲之豹奴帖轴
普及：“高峰＋群岭”的时代架构
对彼时章草发展真实状态的探究
后世观念中，关于二十世纪章草书的“辉煌”是否是彼时的真实状态，还需多加探讨。沈曾植、王蘧常是公认的章草泰斗，后世研究者颇多，近年备受关注，但他们在二十世纪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影响与当下的认知并不一致。葛兆光在《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一文中明确表达出此类疑惑：
为何被王国维奉若天人的沈氏，竟在后世并不曾享其应享之名？[11]
沈曾植不仅没能在后世拥有“应享之名”，在他所处的时代也是如此，虽然“被王国维奉若天人”，弟子不少，但也并非如时下认知那般受万人追捧。因痴迷收藏沈曾植的书法，取斋号为“宝寐阁”的蔡晨笙在《记沈寐叟先生书法》中也说：“革鼎后，先生避地海上，始订润鬻书，甫数年，遽归道山，故楮墨流传较少，近则片纸只字，珍同理鉴矣。”[12]关于此点，笔者查阅了《申报》《东方杂志》《益世报》《民国日报》《国学论丛》等几十种自一八七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有代表性的报刊，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氏相关文章、简讯发表火热一些（四十年代也主要载于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其他时间传播力度有限，甚至不及其学生谢凤孙或一些二三流书家。这虽是因沈曾植视文艺为末事，并认为“士大夫，而为海上俗论转移，则失其所以为士也”[13]不愿广泛宣扬以获利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外界对其关注并非十分密切。章草泰斗的处境尚且如此，他者的情况可能也与我们的认知相去甚远。
当然，也有章草书家在后世的影响力不及当时者，如被誉为“现代章草第一人”的罗复堪，启功也称誉道“当时习章草者共推罗复堪先生”，但时下已知之甚少；有着“南王北郑”“章草王”之誉，且于一九五六年在京城与张伯驹等人发起“北京书法研究社”，并任秘书长的郑诵先，也未能在后世延续已有的知名度，等等。
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每个时代的泰斗、巨匠，于把握时代的高度和特色而言，注重“掐尖”研究、剖析典范无可厚非，但综合上文所述，若后世只关注“峰尖”、经典个案，缺乏对二十世纪章草书“拉网式”的研究，则无法客观了解此期章草艺术的生态环境和立体架构，也就无从探寻二十世纪章草兴盛的真实原因和发展状态。
简经纶 草书五言联
“普及”般的火热状态
若要客观且清晰地了解时代的整体面貌，对高峰之下，托起高峰的高原、平原、山沟、深谷等都要有所剖析。二十世纪章草书的“普及”现象也是其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除了耳熟能详的沈曾植、王世镗、高二适、王蘧常等大家外，此期有一定章草成就者经笔者统计远超百位。这其中有于近年受到世人关注却研究不多者，如曾熙、李瑞清、喻长霖、叶尔恺、卓定谋、林志钧、余绍宋、梁启超、陈陶遗、钱玄同、罗复堪、章梫、谢凤孙、简经纶、王秋湄、王荣年、马一浮、胡小石、张继、郑诵先、沈从文、沙孟海、李苦禅、朱复戡、谢瑞阶等；有贡献卓著却基本被忽视者，如于右任“标准草书运动”的得力助手刘延涛，其担任《草书月刊》的主编及辅助编订《标准草书》，《草书月刊》中载有他的数篇文章，其背后默默为草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但因于右任的光环太闪耀，迄今为止研究刘延涛草书贡献的文章不多。“标准草书运动”团体具有较为庞大的规模，成员较多，但受到后世熟知者甚少。
另有许多被后世关注较少的章草书写者，如任堇、魏建功、靳志、黄太玄、郑沅、黄七五、洪陆东、关春草、程明超、陈荆鸿、关友声、莫仲予等，还有一大批不以章草为能事，却对章草信手拈来的书画家、学者等，如汪康年、李叔同、康同璧、丰子恺、刘复、周肇祥、陈师曾、高时丰、溥儒、马公愚、张伯驹、王云五、方人定、刘采年、邓散木、黄宾虹、于省吾、蒋庭曜、谢玉岑、张默君、来楚生、吴玉如、周作人、徐生翁、夏承焘、徐无闻、张大千等。于一九一一年离世的汪康年的信札中，亦带有浓郁的章草笔意，较沈曾植要早。就连极少写章草作品的吴昌硕也时常在行草书作品中露出章草的波磔，与其他笔势相较，有些波磔并非惯势而为，而有特意表达对章草波磔的眷念之感，《多事为君联》如《金粟玉京联》（一九二三年）[14]（一九二二年）[15]等。
王荣年 草书致叶恭绰札
上述诸家不论声名隐显，笔者都查到过相关作品和相关资料，只是多寡虚实有别；但另有一些章草书家，在彼时的报刊上也能查到一些线索，却难以找到更多与之相关的信息。如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日在《申报》上刊载的《海上各大名家书画扇廉润》一则中列有：“沈繇章草，一元。”[16]与任司法官的宣南画社成员胡祥麟的篆书同价位，可见其在当时的声望，但笔者未能找到更多关于沈繇的章草资料。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申报》载《女子书画廉润》中列有“陈韞灵女士章草”[17]，其情况也是如此。
彼时人认为的章草名家亦多有不同，如陈柱的《章草詹言》（一九四〇）及钱振锽的《近代章草书家评林》（一九四四）中都罗列了彼时代表性的章草书家，却差异较大。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章草高手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章草书家风格各异，不易分辨优劣。此外，名列“江南三大儒”的钱振锽虽少写章草但能整理时人的章草成果并发表，可见彼时章草的兴盛。
侯开嘉在《关于王蘧常章草书史定位的断想》一文中说：
在民国期间，章草这种古老书体，一时风行起来，大凡善书者，都能写章草，而章草名家也辈出。[18]
此语真实不虚。也只有在“普及”般的章草氛围之中，才能出现二十世纪章草这般成就。当然，并非说每位章草书写者、研究者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旨在说明彼时的章草现象与后世认知有差距，研究者们需要有开拓之意。
郑诵先 草书七言联
贵变：艺术风格的极古极新
“相兼”“相杂”方式的探索
二十世纪的时代环境极为开放，章草书风格丰富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时代。有着书法成体系以来几乎所有的主要资源，尤其是自汉代以降的数种经典章草碑帖真迹及其不同版本的拓本、简牍墨迹等。这一体量庞大、丰富多元的书法资源呈现在二十世纪书家学者面前时，有主动探索意识者较易发掘各自不同的取法对象和糅合演绎方式。何况是在书法碑帖融合的大环境中之时，如沙孟海在《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一九三〇）一文中所描述那般：
近今所谓书家者流，天天摹习古碑。正式的碑刻，当时是先用毛笔书丹，然后镌刻的，拿来摹习，当然不碍。此外如六朝造像买地莂之类，犷率一路的东西，当时石工拿刀乱凿，他们还用柔软的羊毫一笔笔小心地去学它，无怪要弄得一场没结果。”[19]
虽然沙孟海是从工具差异的角度来谈论的，但也道出了碑帖糅合的困境和突围的迫切性。此时书家对篆籀而下至新近出土的书法资源皆有涉猎，纷纷走上如沈曾植所说的“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颐”[20]的路径。
马公愚 草书毛泽东词浪淘沙·北戴河轴
二十世纪章草书风脉络发展并非是循序渐进的，除个别书家如谢凤孙、李苦禅等的章草书风，能被明显看出有沈氏的面貌；大多章草书家深受“相兼”“相杂”糅合方式的影响，演绎出各自的独特面貌。如曾熙、沈曾植、王世镗等在多件作品款字中直接阐述用《流沙坠简》的笔意书写《爨宝子碑》之类的糅合手法，彼时深受《爨宝子碑》影响的书家还有李瑞清、李叔同、丰子恺等。这些书家既是从《爨宝子碑》等碑版、简牍帛书、经典法帖的糅合中寻找自我，同时也是在构建新的时代面貌。王蘧常遵沈师嘱“勿走常蹊，必须觅前人穷绝之境而攀登之”，在其早年糅北碑笔势入章草的劲利瘦硬的面貌基础上，发展出以篆籀、古隶入章草的沉雄大气风格。高二适等在宋克章、今草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恣肆拓展，如在题自临《宋克书张怀瓘论用笔十法真迹》中言：
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此俟知之者。[21]
这一时期的章草书呈现出极古又极新的取法跨度以及“相兼”“相杂”的糅合方式，虽然有刻意“嫁接”之感，但这也是此期章草资源异常丰厚、碑帖融合阶段的“面相”。
陈素 草书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轴
古隶章草与八分章草：章草艺术风格分类
二十世纪的章草艺术风格极为复杂多元，由于资源异常丰富，书家学者思想开放，人员流动性强，章草相关的师承、境遇等方面较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后世很难较为明确地概括其风格脉络。如余德泉在《章草大典》的前言中表示：“以其纯正程度，章草大致可以分为七个类型”[22]，如原始型、简章型、标准型、章今型、今章型、正章型、章篆型。这是从大的章草风格发展史角度进行划分的，不能完全适用于二十世纪章草风格特点，如未能体现出碑帖差异与融合方面的成就。侯开嘉曾将民国时期的章草书风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雄浑古拙，一类为典雅流美。”[23]笔者也尝试将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的章草书风大致分为：“以章草刻帖与汉晋碑刻为基奠”“糅合宋克章草与汉晋碑刻风格”“衍化简牍章草与写经体面貌”三大类[24]等。这些关于彼时章草风格的分类，在不同时间、地域范围中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契合时代的特点，过于概括而有所遗漏或欠妥。
沈曾植在《菌阁琐谈》中阐述：
《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今隶今草也。《急就》止右波，《月仪》左方起处收处皆有作意。[25]
沈曾植该说法并非专门就章草整体风格进行分类，但若是按古隶章草、八分章草两大类来区分二十世纪的章草风格也可适用，既有具体的风格指向和区分，又可以观照到二十世纪章草书以隶为基而辐射至篆籀、魏碑、今草等多样生长的大致属性。
曾熙曾在对学生朱大可分析隶、分之别时说：改易篆体，归于整齐者，隶也。依据隶书，加以波磔者，分也。[26]
古隶由篆演化而来，王蘧常以篆籀、古隶体势入章草，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并列单设一类，亦可笼统归于古隶章草类。此外如沈曾植以北碑入章草，高二适参杂今草之章草，乃至率意爽捷、意气风发、皆极尽波发之变态的，亦可归为八分章草之类。诚然，任何分类都有各自的标准，无法照顾到所有个例，但相对而言，沈曾植的这种分法更为契合二十世纪的章草特征。
溥儒 草书致子勤札
余论
后世在讨论该阶段章草成就时，往往较多关注其他书体对章草书的影响，而不大强调章草书对其他书体和篆刻的影响，若要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成就，这种双向的影响便如硬币的两面，不可或缺。彼时的书家学者亦多是画家，也将绘画的元素融入章草，如黄宾虹将墨法和绘画笔法自然融入章草书写中；曾熙也曾表示在画中题跋用章草笔意作画等。章草对其他书体和篆刻的影响，如沈曾植等用《流沙坠简》的笔意书写《爨宝子碑》等魏碑，从而直接影响魏碑书风的发展；同时章草也被用于篆刻，如章草、篆刻兼善的简经纶、魏建功等常将章草用于印文和边款之中，尤其是魏建功的《天行山鬼印蜕魏建功印谱》中刊载着数枚以较为纯粹的章草入印的作品，从其规模和深入程度来看，并非只是文人书家的戏作。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邓散木 草书临急就篇轴
注释
[1]陈振濂.定义“民国书法”[J].中国书画，2016(12):124.
[2][4][9][10][24]元国霞.民国中期京津地区章草书研究[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8:14,15-16,102,102-103,76-89.
[3]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233.
[5]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247.
[6]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M]//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601.
[7]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M].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1933:105-106.
[8]钱玄同.章草考序[M]//钱玄同文字音韵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0.
[11]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J].读书，1995(9):64.
[12]蔡晨笙.记沈寐叟先生书法[N].申报，1944-2-4(3).
[13]沈曾植.海日楼遗札——与谢复园[J].同声月刊，1945(4/3):49.
[14][15]吴昌硕.吴昌硕全集：书法卷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33,292.
[16]华商书局.海上各大名家书画扇廉润[N].申报，1935-5-7(9).
[17]华商书局.女子书画廉润[N].申报，1935-1-31(18).
[18][23]侯开嘉.关于王蘧常章草书史定位的断想[J].中国书法，2016(8):16,16.
[19]沙孟海.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M]//沙孟海原著，朱关田选编.沙孟海论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38.
[20][25]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24,308.
[21]纪如彬，吕华江.高二适先生年谱[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225.
[22]余德泉，孟成英.章草大典[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34.
[26]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423.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吴玉如 草书庄子句轴
晚近章草的时代特征和实用价值
柳国良
一部被误读的民国书法史实际上是由学术等诸多因素叠加所造成的。从学术因素而言，主要包括“文字学”与“艺术”两个层面。从历史维度来看，字学与书学始终在古代书法史著中呈现彼此交织、分离、异途的关系。王愔《古今文字志目》、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论书》是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史著录文本。对比而言，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是书体与书家的著录，是目录学的编撰方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属于书家小史的著录，收录书家官职与书风，是陈述性语言的书学史编纂方法；王僧虔《论书》以书家为纲，更多的是一种评论式的书学史编纂方法。实际上，三种著录体文本呈现了汉魏六朝以来文字与书法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就是从功能性的书体逐步过渡到审美性的书法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魏晋南北朝艺术史家使文字与书法艺术开始走向分离。早期的著录体虽然不甚完整，但从现存书学著作来看，我们可以将汉魏南北朝的书学史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字学的发展史，赵壹《非草书》、成公绥《隶书体》、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均聚焦于书体，依然可以归入许慎《说文解字》有关字体的某种延续和深化；一类是字学与书学混同的发展史，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是字学与书学浑然一体的代表；一类是书学的发展史，从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开端，主要聚焦于书家、书迹与书事，这就意味着书学从字学中独立出来。这种复杂的交织关系在正史的《经籍志》或明清大型类书、丛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但总体趋势依然还是走向分离。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乾嘉学派所聚焦的小学至晚清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所持有的书法观正是如此。他认为，要想便于书写，应当人人兼知章草，但他所依凭的还是流传有序的居于经典地位的《急就章》。在这种立场之下，章太炎的艺术观显而易见，那就是宗法晋帖为代表的古学和反对新出土的甲骨金石碑版，因之章太炎不合时宜地直面了两个立场：一是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碑学立场，另一个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中心的新材料立场。
丰子恺 草书致郑晓沧札
无论是康有为的碑学立场还是“罗王”之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各类“无名”作品进入学人视野，并逐步被纳入“经典”范畴。如果溯源的话，这种共同的特点并非自康有为开始，而是清代中叶以降，学界开启了知识边界的扩张之旅，如西北史地之学、少数民族史成为热潮，这显然与始终位居中央的传统经史之学有着显著差异，甚至远远超出传统地域的空间、历史、文化、典籍和语言系统的范围。清末民初标榜“旧道德新知识”的沈曾植关注古音学、宗教史、边疆四裔舆地、域外碑文与史著等，几乎与同时期的西洋、东洋学术同步，无疑成为当时学术新潮的扛鼎人物，甚至象征着中国学界的趋势。正因为这种新潮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二十世纪初新出土的简牍中的章草不仅进入学术视野，还进一步延伸到书法艺术领域。或者说，无论是治学还是为艺，沈曾植所要追寻的还是“毋趋常蹊，要走古人迥绝之境”。
张伯驹 草书杜牧诗并跋轴
除去文字改革的前提，章草崛兴有三个重要的传播媒介不得不提：照相技术、书画社团、书画展览。按照陈平原的研究，十九世纪末石印技术在晚清画报如《点石斋画报》中的广泛运用，二十世纪初摄影术在民初画报中的异军突起，社会的变革催生了新技术的普及。那么，刚出土的简牍正因为摄影术得以广泛流播，章草借此东风成为沈曾植等学人密切关注的对象。自从一九〇一年斯坦因发现汉晋简牍和残纸，经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并于一九一三年在英国出版《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古所得汉文文书》，收录简牍和文书九百九十一件，并将部分资料寄给时在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罗王”二人于次年在日本京都的东山书社出版《流沙坠简》。当代学者刘正成、黄惇、陈振濂均认为，当时的简牍出版物对书法界影响甚小，但罗振玉评价称其中某简“章草精绝”；沈曾植指导学生谢凤孙临习并建议他悬臂放大来写，取其意而不拘泥于形似；王蘧常回忆沈氏对《流沙坠简》极用力，并认为其晚年变法可能得力于此。同时，李瑞清、王世镗、于右任、叶恭绰、马一浮、钱玄同、王蘧常等人，也在之后看到“罗王”所编的《流沙坠简》，沈曾植身边友人与弟子亦均受其深刻影响。由此可见，照相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章草广泛进入艺术视野是不争的事实。照相技术所带来的改变，一方面将考古所得的书法资料迅速传播，从而让新材料获得与经典章草法帖《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以及《淳化阁帖》中的章草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刻本、摹本失真的帖学被动局面下，注入书写性的墨迹，并借此还原章草刻本中遗失的笔墨精神。甚至可以说，没有照相技术的引入，远在英国的汉晋简牍当时根本无法惠及国内学人，章草的复兴可能也无从谈起。清末民初的文人结社是一种自然选择的共同体，诗社自然是首选。
谢玉岑 草书临急就章月仪帖二条屏
清末民初，京津地区就成立了规模不一的以宣南画社为代表的数个金石书画社团，而上海的书画社团有三百余个。以草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团，如国立北平研究院于一九三〇年成立的字体研究会，以卓定谋、林志钧为骨干，其主要目的是将章草的字体研究成果备于文字改革之需。一九三二年于右任成立标准草书社，并创办《草书月刊》，章草亦为关注对象之一。可以说，文人社团尤其草书社团的建立，对章草的深入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书画展览也较为频繁，如一九二八年上海《申报》刊载海上停云书画社主办的卓定谋书画展展讯，并刊载《关于章草源流答客问》一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刊、展览也成为章草崛兴的外在条件之一。
无疑，章草崛兴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特性，并与政治社会思潮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从章草发展脉线上来看，民初的章草在《急就章》的经典体系之下，以及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的影响下，走的是条证史的学术之路和书法艺术审美之路。当汉字简化逐步推行后，民国中后期的章草则在艺术性基础之上增加了政治要素，参与到文字改革运动从而走向实用之路。实际上，当时章草依然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京津地区的章草群体以梁启超、林志钧、余绍宋、卓定谋等人为中心，一方面立足于北碑融入章草经典刻帖和经典书家，另一方面倾心于实用性的文字改革；上海地区的章草群体以沈曾植等人为中心，在流沙坠简》的影响之下，结合某种特定碑刻或经典书风，走向了艺术风格的锻造。
李苦禅 草书论书法札
应该看到，作为一种隐迹于历代书史中的特殊书体，章草在汉末的草书热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本身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中介存在于书体急剧变迁之时，即便有元代赵孟頫及明初宋克等数位书家进行过复古实践，但依然难以形成复兴之势。晚近章草的崛兴与风格的多元，并与元明章草拉开了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显然有悖于元明书家“复经典之古”的方向，而是在新学术语境中对“新”艺术审美的洞察，其本身深刻依存于碑派用笔与汉晋简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章草作为一种中介试图弥合书法界所理解的碑帖鸿沟，同时消解了其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分野。学界普遍将章草在某个时期的沉寂归于章草的实用性不符合文字改革的需求，其实并不尽然。我们将视线进一步延伸，发现自从画报开始普及以来，“文”“图”关系开始发生了重大逆转，也就是“文”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图”的地位与日俱增，这从一九〇五年科举考试取消和高等美术教育的兴起即可见一斑。实际上，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法，随着“文”的地位的降低而被冷落一侧，这也导致至今书界仍在努力弥补当年失重的烦扰，而以“图”为基点的各类报刊、展览、社团以及高等教育，呈现强势并延续至今。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美术学院
王蘧常 草书八言联
近现代章草之复兴
王智忠
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汉字改革成为热点。革命儒生章太炎首先提出以章草作为标准简化汉字的主张；五四文化干将钱玄同以章草《急就章》为例，指明章草字数多，且多举物名，可撷取偏旁最多，便于组合和利于推广；北京大学教授卓定谋则认为章草承隶书、开楷法，而今草是信手挥洒、想象臆造的书体，着重于艺术表现，相比之下，章草才是最便于实用的字体；章草书家林志钧则从实践角度指出章草结体变化皆具法度、不伤狂蔓，笔画视隶与楷皆简、平正流速、兼而有之等特点。各界推广、普及章草的呼声客观上催生了这一时期草书热潮。
汉字改革助推下的章草理论
在汉字改革的推波助澜下，大量章草著作应运而生。章草书法史方面著作有卓定谋《章草考》，此书从章草的名称、字体、源流、省变方法、盛衰、书家小传、参考材料及章草的收藏家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考证。书法目录学著作有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涉及书法类著作约四百八十余种，不乏涉及章草的内容。尤以章草技法著作为最多，包括卓定谋《用笔九法与章草》《补订急就章偏旁歌》、王薳《章草辨异手册》、王世镗《增改草诀歌》《稿诀集字》等。卓定谋《用笔九法与章草》针对每种用笔方式，研究不同书体的相应线条，使习字者能在线条要义及具体图像上产生一定的联系和对应，这比《笔阵图》及《八诀》中抽象的势态比喻更为直观（元国霞语）。王薳《章草辨异手册》章草研究应用价值较高，该书从偏旁、字形、字源三个角度分为二十二例，便于章草字形的查找。王世镗《增改草诀歌》据明人草书歌诀增改并用章草写成，集中展现其尊崇章草的主张。在草书形似问题研究上，王世镗对明人歌诀多停留在简单枚举、少有文字学观照、形似产生根源分析不足等有所纠正，对于草书同字异写、异字同写、汉字字符与形似字关系等问题的分析颇具学术价值。
沙孟海 草书录书谱句轴
尽管章草书家及理论家们从学理、技法、教学等角度作了充分论证和准备，并在小范围内作了一定普及，但以章草作为通用字体，推行汉字改革的做法并没有实施开来。究其原因，产生于汉代的章草文字看似简单，其实发源于篆隶，且同字多形、一形多字现象普遍，不易识别又容易造成使用的混乱。作为汉字改革中楷书简化的手段之一，草书楷化尚具有一定应用价值，但作为通行文字则远不及唐代以来的正体楷书，其并不符合当时的文字使用环境。章草一旦转为记言的实用字体，群众基础缺乏，推广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即使后来于右任以更大力度本着易写、易识、准确、美观为原则创制了“标准草书”，试图推广普及草书，但仍收效甚微。
然而，章草参与文字改革的希望渐行渐远并没有影响其艺术价值的深入开掘，历史也以另一种方式补偿了它文字通用未果的失落。
方人定 草书毛泽东词减字花木兰·广场路上横幅
异彩纷呈的章草创作
王国维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此话不无道理。有清以来三代吉金、秦汉北魏碑版，尤其是二十世纪初大量面目迥异的秦汉简牍、写经文献的出土，给这一时期章草创变带来资粮，涌现了如沈曾植、王世镗、余绍宋、王蘧常等众多章草名家，这一时期也成为继汉魏、元明之后第三个章草书高峰。传统书学认为，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帖》等为草书的早期面目，章草也成为草书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章草之后今草、狂草的后来居上，使得章草渐成式微之势。元明复古风起，赵孟頫、邓文原、杨维桢、宋克留下许多优秀章草作品，但这只是使濒临失传的汉魏章草得到继承和延续，而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和发展。
沈从文 草书致友人札
这一时期的章草创作有碑派和帖派之分。碑派注重章草与秦汉篆隶、六朝碑版的融合，这些书家有意将篆隶笔法融入章草创作中，总体书风沉雄、朴厚、老辣、开张，代表书家有沈曾植、曾熙、王世镗、梁启超等人。沈曾植早年学书从帖入，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中年以后效法黄道周、倪元璐，参以《爨宝子》碑法，又将简牍、写经、汉隶、章草等熔于一炉，形成了奇绝生辣的章草风格。他的好友曾熙虽留下的章草作品不多，但自称“颇谓能发幽造秘”，往往以汉《夏承碑》《流沙坠简》、汉残简、陶器文笔意写《急就章》《月仪帖》等章草名作，弱化波磔和提按变化，宽博圆劲、凝练外拓，别具风貌。王世镗以章草《急就章》为本，参以《爨宝子》的古拙趣味以及今草的连绵笔意，作品气势宏大、深沉古雅，晚年更是融《流沙坠简》笔意，可谓用汉法写章草，还原了章草的本来面目。梁启超的章草用笔爽劲如《张猛龙碑》，而体势方扁雍和又如《张黑女》，文雅内敛、骨骼清奇。王蘧常章草则取法上古三代吉金文字、鸟虫杂体及小篆，更兼简牍、帛书、陶文乃至汉隶、魏碑，形成了盘迂环绕的“蘧草”风貌。
帖派章草取法上虽没有碑派丰富，面目亦有可观，代表章草书家有钱玄同、余绍宋、沈从文等。余绍宋虽于碑版用功，但学者气质决定了他的帖学情结，其章草不取法碑派所宗《急就章》，而是取法明人宋克的章草和相对灵秀的《月仪帖》，书风文气雅正。钱玄同作为新文化汉字简化运动的倡导者，由于实用理念的驱使，采取“章草楷写”的方式，参以六朝写经之法，形成了简素、易识的章草风格。沈从文不取汉魏章草扁方的体势而变为长方，一派干净纯粹、秀美劲健的儒雅风格，与碑派开张奇肆形成鲜明对比。其他如林志钧、王薳、周肇祥诸家，也是较为纯粹的帖派章草书家，但相对而言，一些章草书家创作风格不够鲜明，亦可能是推行章草实用之故，反倒忽视章草艺术个性的追求。
谢瑞阶 草书十六言联
章草理论、创作的当今启示
这一时期章草作为通用文字推广的失败和章草艺术创作的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但客观上推动了章草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章草学习群体的扩大。重温这段历史对当今章草研究和创作也有借鉴意义。
一是章草草法规范的再认识。当代书法包括章草已退出实用领域，审美价值得到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章草草法。王世镗就特别注重章草造字理据和草法准确，颇具文字学眼光。在王世镗撰并书写的《增改草诀歌》中，他指出很多明人今草歌诀的谬误，比如《明人草诀歌》中“圭心可是舂”一句，意为“圭”下加“心”即为“舂”。《增改草诀歌》则改为“舂春虚奉圭”一句，认为“舂”“春”二字草法与圭无关。考二字篆法，“春”上为屯，“舂”上部为两手执杵形，皆与圭无关。再如《明人草诀歌》中“狐足乃疑心”意为“狐”字右旁脚部可写成“心”，《增改草诀歌》则作“狐爪惑厥心”，指出“狐”字今草右下从心是错误的。王世镗的指谬颇有见地。
高二适 草书论书轴
用现代眼光看，王世镗对章草的研究似乎显得繁琐，其实不然！作为当今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书法，作为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学科内涵不断丰富的书法艺术，需要研究者、学习者知识储备更加丰富，其中就包括文字学，看似独立的章草学习离不开对篆、隶书体的溯源，不能满足于单字形态的描摹，还应深入到对汉字形义的准确理解，这种理念引领也关乎着书法创作。
同时，这一时期章草创作在草法规范上做了一些工作，如草书形似字研究方面，着力点放在草书形似字组构建的系统性和形似辨别的可操作性上，建立较为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的草书形似字样本库，提供文本支撑和识别便利；规范草书书写，尽量避免章草形似字所产生的讹误。这也是宋代以来草书歌诀要解决但限于体例、资料而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二是章草创作需进一步打开字体、风格界域。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等章草名家创作风格面目独特、丰富，这得益于当时金石碑版、简牍、写经等新的书法学习资料。百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敦煌汉简、尹湾汉墓简牍、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银雀山汉简文字等草书文献相继面世，更加生动再现了不同时期的草书发展面貌，当代人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这也给当代章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变路径。
来楚生 草书诗册（选四）
古代章草作品多见于文本抄录，《急就章》是字学之书，章草文献也多为医书、礼仪等儒释道经典著作，文人性情之作不多，书体风格表现上比较统一。书法史上行与草、楷与行相杂作品比较常见，但章草和今草、章草和狂草相杂的作品很少，这也是当今章草创作面目相对单调的原因。其实，王世镗已尝试章草、今草融合的创作方式，这也是他推崇章草同时又能包容今草美感的一种体现，可为借鉴。
这一时期章草取法篆隶、北碑的思路和尝试还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三代吉金、汉魏名碑、墓志浩如烟海，各种篆隶笔法、结字体势完全可以提供章草创作以新的艺术元素。当然，这也对章草学习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碑帖融合并非是两种审美风格的简单叠加，考验着书写者对艺术本体的全面认知。再有，民国章草书家们多为饱学鸿儒，当代章草作者的个人修养全面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于右任曾这样评价《急就章》：“许多字的草法太落后了，有些字简直不是草书；许多句子太闷气，许多字也都不适用；草法也并不一致，并不是真的‘一字万同’。”那么，我们是否也应对古代经典建立一种批评学习的意识呢？这应该也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
胡肈春 草书信札
监制：朱培尔 贾 楠
编辑：范国新 马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