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像《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这样钩稽爬梳、条分缕析的鸿篇巨制；
另一种就是如《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这样对小问题提出质疑从而信手拈来的札记和未下定论的断想。
后者，更见作者灵光闪现的时刻，并能窥探其思绪开始的起点。
这可以说是祁小春以“书圣”王羲之为个案进行的系列微观研究。如此，王羲之从一个虚无缥缈的“圣人”回归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山阴道上》中，每篇都提出了一个问题。
或是质疑作品的真伪，或是对一些不被人留意的细节提出疑问，或是对业界已经约定俗成的认识作出反驳，正如书名所隐喻的那样“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当你一篇篇读下来，心中对王羲之的所有认知已经悄悄地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
祁小春
对于王羲之名迹《丧乱帖》（图1），笔者一直猜测是件尺牍底稿，屡欲为文论之，苦无证据而罢。近查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作杂谈一篇，供方家参考。
图1
首先，从书迹的角度做直观考察。观王羲之其他传世尺牍法帖，可以发现通篇字体、风格基本统一，前后变化一般不会太大。再观《丧乱帖》却不是如此，前半部分大致为较规整的行书，而至后半部分，即从第四行底“痛当奈何”开始，书风渐变，笔势明显迅疾，行笔极其随意，几乎不拘草法。1 此帖前后的字体、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许是王在书写此帖前半部时，还打算当作准备寄出的正稿，故开头尚写得沉稳。后来越写越没心情——因先墓遭到毁坏而悲哀所致？——写得也越来越不如意，遂作草稿之想，拟书后再誊，遂一气挥就，意不在书，故后半部的书迹就写得较为草率。大凡写字之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开头写时还想认真地写好，但后来越写越不中意，于是信笔为之，草率写完弃废。《丧乱帖》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呢？
其次，从古人吊丧尺牍的书写范式考察。据唐杜友晋《书仪镜》，知唐有“凡修吊书，皆须以白藤纸，楷书”的规矩2。至于晋人是否如此，文献不载，只能从传世的王羲之等魏晋人的法帖中寻找踪迹。按，传世王羲之的一些告凶吊丧尺牍多为行楷，如《玉润帖》《姨母帖》以及兄灵柩、吊嫂亡诸帖皆作楷、行书，此外王羲之、操之父子的两通《旧京帖》（图2、图3）以及王洽的《不孝帖》《兄子帖》（图4）等吊丧帖，亦复如是。为何有此要求？这大约与丧期的特有严肃气氛有关。试想，寄人一通龙飞凤舞的吊丧书告慰对方，多少会显得有些失礼吧？至少应该用让人容易看懂的楷书、行书纔郑重严肃，也合礼数。
图2：王羲之《旧京帖》（《宝晋斋法帖》卷三）
图3：王操之《先墓帖》（《宝晋斋法帖》卷八）
图4：王洽（323－358） 《不孝帖》《兄子帖》（《淳化阁帖》卷二）
如果《丧乱帖》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牍草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探讨：古人书写尺牍时有无预书底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问题。古人写信多有留存底稿的习惯，王羲之大概也不例外。以下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传世尺牍来试做推测。
如果说王羲之作尺牍保存底稿，应会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为了留底备份而有意保存；一是原本即是一件草稿。这些尺牍稿件的一部分，后以法帖形式流传于世的可能性应该存在。以下分两点来谈：
1. 王羲之可能有预书尺牍底稿的习惯
王羲之不但精于书写尺牍书法，也善于撰写尺牍文章。据《太平御览》等类书引王羲之《月仪书》佚文，知其尝有书仪之撰。盖书翰礼仪，本为六朝士族家族之重要礼法之一，而琅邪王氏尤为重视。王家尺牍曾被奉为“王太保家法”，子孙世代奉守相传，并对世人起到过示范作用。士族高门的礼数家法本身，往往也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因而被世人所效仿和追求。以琅邪王氏例之，如王彬之子彪之（304－377）精通掌故朝仪，此在当时是有名的。其曾孙王准之，亦颇传其学，曾撰《书仪》一书，人称其学为“王氏青箱学”。又如《宋书》卷四十二王弘（？－344）传记载王导曾孙王弘云：“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又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亦记王廙（276－322）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3 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牍（应该包含书式与书法二层意义）的重要原因。《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记当时江南流传“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之谚，亦当与士族注重书翰礼仪之风尚有关。王羲之生前书名已着，其书翰曾令友人庾翼叹服。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载：“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絶。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4 那么，王羲之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识或预想到，自己寄出的尺牍会被世人收藏并流传后世。王献之寄简文帝书翰后附数语，嘱咐对方保存自己的书翰，事见《论书表》：“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高祖后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5 于此可以想见王氏父子对其尺牍的珍重态度。所以有理由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王羲之在书写尺牍时，无论是于书于文，都应该是比较认真的。因此他在与人书信时，极有可能保留底稿，或者书写数通，然后择其中于书法于文词都比较满意者寄出，余下者若未废弃，则成为底稿留存下来。这也比较容易解释现存王羲之法帖中，为何存在一些彼此内容大多相同或相近的现象。例如有关延期官奴小女夭亡、亡兄灵柩垂至以及吊周嫂病亡诸帖，凡帖文相近、文词稍异者就有两通甚至更多者传世。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因为还不能排除王羲之会以同样文面的尺牍寄给多位亲友的可能，由于现今传世的尺牍内容，已很难确知收信者为何人，才会出现这种尺牍内容“重复”的现象。
2. 王羲之（或家人）可能保存尺牍底稿
此事因无直接证据，只能做一些推测。有两点可以间接证明此事：首先，王羲之本人对重要人物寄给他的信件，似有作长久保存的习惯。《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引其与殷浩书云：“吾素自无庙廊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由此可证，王羲之确曾长期保存了王导寄给他的信札。6这是保存他人书信之例。此外，还有自留存书信文稿之例。按，晋代士族高官确有保存尺牍文稿的习惯。据唐许嵩《建康实録》卷第九郗超条引《三十国春秋》载：
（郗）超既与桓温善，而温有不臣之心，（郗）愔深恶以诫超。超临亡，谓门人曰：“吾有与桓书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伤为敝。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及卒，愔果悲恸成疾，门人呈此书，皆是与桓温谋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7
据此知郗超对自己寄出的书简，确实备份保存了“书疏草”，也就是信稿。王、郗二族为亲家，郗愔乃王羲之妻弟，两家在礼数习惯上也许有不少相同或相近处。以此类推，王羲之也极有可能有此习惯。
按此，也许传世名迹《丧乱帖》即属王羲之的“书疏草”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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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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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见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 （收入《中国书法全集》第18卷，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盛赞此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因为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云云。然这些都是后人的感觉与诠释，王羲之当初未必希望追求这种“由行入草”的效果。
2.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所收。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3.《法书要录》卷二所收。
4. 同上。
5. 同上。
6. 据森野繁夫《王羲之全书翰》（东京：白帝社，1987年）本传释文，解“手迹犹存”为“当时我（写）的书信还在”，认为“手迹”是指王羲之自己保存的书信。不管此书信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都可借以证明王羲之有保存书信之习惯。
7. 唐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选自《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
- 祁小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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