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宋间相关的文献记载看，在记述《兰亭序》真迹的流传过程中虽情节内容各有异同，然较为一致之处就是其故事的结局：即《兰亭序》真迹经过种种周折，最终归于唐太宗，后来陪葬于昭陵。真迹入昭陵说,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出入不大，这一点可能反映出盛唐以来人们的普遍看法，不像在出世和流传过程中的传说那样，被描述得扑朔迷离。关于真迹殉葬昭陵说，见于唐宋人记载者，主要有唐何延之《兰亭记》、唐刘《隋唐嘉话》、李绰《尚书故实》、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唐韦述《敘书录》、北宋钱易《南部新书》，均言入真迹入葬昭陵事。
《兰亭序》陪葬昭陵一事是否属实，或者即便属实，被陪葬的《兰亭序》是否为非真迹的拓模本等，皆是疑问，因为缺乏资料和证据，皆无从检证。尽管如此，通观《兰亭序》研究诸论述，凡涉及此处，皆语焉未详。故笔者不厌烦冗，特此辑出宋代所撰修正史文献及其相关资料，在可知的资料范围内，予以考证，以见《兰亭序》入葬昭陵后又复出人间之传闻始末，为今后治斯学者考稽之用。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温韬传，五代的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时，温韬曾经盗掘昭陵，然所盗物品中并未言及《兰亭序》。其记载文曰：
温韬，京兆华原人也。少为盗……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干陵风雨不可发。
上记虽未明言《兰亭序》亦在劫中，然观其中描述，已足以令人想像《兰亭序》恐亦遭遇此劫矣。欧阳修还在《集古录跋尾》言及此事，亦未直接提到《兰亭序》，其跋乃针对“兰亭脩褉敘”而发，实有隐示在劫之意【1】。按，欧阳修未言温韬盗昭陵记录的资料来源，故后人但从其说，而鲜有考证此事由来者。盗发昭陵之事，大约当时之人皆有风闻，唯有关墓中详情如葬品及钟、王墨迹等一段记录，恐非亲历其事者不能详知若此。笔者考订，此事之诸说源头，实应出自五代隐士郑玄素。据薛居正(912～981年)《旧五代史》卷九十六郑玄素传记载，【2】知郑玄素乃温韬之甥，曾跟随温韬发盗昭陵，从韬处得钟王墨迹事：
郑玄素，京兆人。避地鹤鸣峰下，萃古书千卷，采薇蕨而弦诵自若。善谈名理，或问：“水旺冬而冬涸，泛盛乃在夏，何也？”玄素曰：“论五行者，以气不以形。木旺春，以其气温；火旺夏，以其气热；金旺秋，以其气清；水旺冬，以其气冷。若以形言，则万物皆萌于春，盛于夏，衰于秋，藏于冬，不独水然也。”人以为明理。后益入庐山青牛谷，高卧四十年。初，玄素好收书，而所收钟、王法帖，墨迹如新，人莫知所从得。有与厚者问之，乃知玄素为温韬甥，韬尝发昭陵，尽得之，韬死，书归玄素焉。今有书堂基存。 据此可见，散布这一传闻的关键人物显然是郑玄素。又宋马令《南唐书》亦载此人传记，内容与新旧五代史颇有详略出入，可以互补。同书卷十五郑传玄素载云：
郑元素，京兆华人也。少习诗礼，避乱南游，隐居于庐山青牛谷，高卧四十余年，采薇食蕨，弦歌自若，构椽剪茅于舍后。汇集古书始至千余卷。元素，温韬之甥也，自言韬发昭陵，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墨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韬死，元素得之为多。【3】
上面的文献记载虽涉及郑玄素曾跟随温韬发昭陵，并见到钟王墨迹之事，但依然未直接言及《兰亭序》。然而北宋的郑文宝（952~1012年）在他所著两书中皆记载此事。其一《江南余载》【4】直接提到《兰亭序》。据《江南余载》卷下载：
进士舒雅，尝从郑元素学。元素为雅言：温韬乱时，元素随之。多发关中陵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所。
另一部郑著《南唐近事》，宋曾宏父《石刻铺敘》卷下引录此书的一段记述云：
处士郑元素，为温韬之外甥，隐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自言从韬发昭陵，入隧道至元宫，见宫室制度闳丽幽深，殆类人世间。正寝东西厢，皆列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铁漆匣，悉藏前代图书及钟、王墨迹，秘护谨严，纸墨如昨，尽为所掠。韬死不知流散之所。
按郑玄素，《南唐书》、《江南余载》、《石刻铺敘》所引皆作郑元素，当为同一人，因其名触及宋始祖玄朗讳，故宋刊为改之。关于郑玄素的详细情况，因文献记载不多，所知仅此。据《江南余载》的说法，乃郑玄素自述曾见《兰亭序》，然此事究竟为事实还是这位郑道士的虚假自炫？皆不得而知。现将以上记载要点归纳如下:
《新五代史》温韬:未言出处，未言《兰亭》在，温韬盗出墨迹，遂传人间；
《旧五代史》郑传:郑玄素自言，未言《兰亭》在，温韬盗走墨迹，后归郑玄素；
《南唐书》郑传:郑玄素自言，未言《兰亭》在，温韬盗得墨迹，后归郑玄素；
《江南余载》:郑玄素自言，言有《兰亭》在，温韬只盗走金玉，弃墨迹而去；
《南唐近事》:郑玄素自言，未言《兰亭》在，温韬盗走墨迹，后墨迹不知去向；
可见温韬盗陵一事，除了欧阳修《新五代史》未言其记录来源外，其他文献均记出自郑玄素之口。又观《新五代史》所述“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以下所描述的文辞语句，与其他文献所引郑玄素自述语言几乎相同，是知欧阳修所用史料，亦当出于郑说，看来这个传闻源头出于郑氏，则可以定谳矣。【5】
至于《兰亭序》是否真在墓室中，以及后来的下落归属等，则诸说法殊不一致。《旧五代史》与《南唐书》记郑从温处得钟王墨迹;《江南余载》与《南唐近事》却言盗墓时未取，故钟王墨迹散落人间。总之，不知郑言是否属实，亦无从详考。宋初之时，此类传闻似乎颇为流行，如南宋沈揆曾云：“温韬发唐诸陵，《兰亭》复出人间。”(《兰亭续考》卷一)但到了元代，郑杓《衍极》卷三刘有定注所记，则已与上举文献有所不同了：
或云兰亭真迹，玉匣藏昭陵，又刻一石本。温韬发掘，取金玉弃其纸。宋初耕民入陵，纸已腐，惟石尚存，遂持归为捣帛石。长安一士人见之，购以百金。所谓古庸本也。后入公使库。冯京知长安，失火，石遂焚，乃令善工以墨本入石。薛尚作镇，其子绍彭又刻一本易之，所谓今庸本也。
事至于此，传说附会色彩逐渐浓厚，已难于征信，但不论传闻还是记载，事实上从此而后，其事便皆茫然不可考也。以后的文献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关“真迹”现世的记录，也就是说，所谓《兰亭序》真迹的追踪，也只能到此结束。
注释：
【1】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兰亭脩褉敘，世所传本尤多而皆不同，盖唐数家所临也。其转相传模，失真弥远，然时时犹有可喜处，岂其笔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迹宜如何也哉。唐末之乱，昭陵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先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宋桑世昌：《兰亭考》卷六。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
【2】见《旧五代史》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据《永乐大典》卷18881所录存。
【3】宋马令《南唐书》三十卷(《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本)。需要说明的是，从所引文献可以显见欧书之不足。按，《旧五代史》成书于五代结束不久， 薛居正乃亲历其时之人，故其所修《旧五代史》采集的资料之来源，当较为可靠。相比之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因删去许多重要史料而遭后代学者诟病。即以采择此资料言之，与宋马令《南唐书》相比，二者资料来源相同，取舍标准大异其趣，删简之甚，以至若薛、马之书不存，后世之人几乎莫知此事源出郑道士之口也。
【4】清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据《宋史》卷一百五十七艺文志三， 郑文宝名下无此书，此书被列入不知作者书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称不知何人，但据《四库全书提要》考证，认为此书实即据郑文宝《江表志》稿本删落是正以成。郑文宝，字仆贤，宁化人。宋初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钱钟书《宋诗选注》的作者简介中称他：“很多才多艺，对军事也颇为熟练。……根据司马光和欧阳修对他的称赏，想见他是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郑文宝在书法方面最负盛名的事，是据徐铉摹写本重刻秦《峄山刻石》，其石被推为最佳摹刻。
【5】朱关田《关于兰亭序》(朱著《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二章第四节。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一文在论及《兰亭序》下落时，虽已能引《江南余载》以证欧阳修《新五代史》本此，惜其未与《旧五代史》、《南唐书》以及《南唐近事》诸文献相关记载比较，故未能确定此说之所出并郑玄素身世。
释文：
右唐中书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临晋右将军王羲之兰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岁见于晁美叔斋，云借于公孙。辛巳岁 购于公孙巘。黄绢幅至“欣”字合缝，用证摹刻僧字，果徐僧权合缝书也。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岧岧奇峰之峻，英英秾秀之华，翩 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骞，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队干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九奏万舞，鹓鹭 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赏群仙也。至于永和字合其雅韵，九觞字备著其真标，浪字无异于书名，由字益彰其楷则。 若夫临仿莫称于薛、魏、赏别不闻于欧、虞。信百代之秀规，一时之清鉴也。壬午八月廿六日，宝晋斋舫手装。
襄阳米芾审定真迹秘玩。
《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
对于王羲之名迹《丧乱帖》，笔者一直猜测是件尺牍底稿，屡欲为文论之，苦无证据而罢。近查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作杂谈一篇，供方家参考。
首先，从书迹的角度做直观考察。观王羲之其他传世尺牍法帖，可以发现通篇字体、风格基本统一，前后变化一般不会太大。再观《丧乱帖》却不是如此，前半部分大致为较规整的行书，而至后半部分，即从第四行底“痛当奈何”开始，书风渐变，笔势明显迅疾，行笔极其随意，几乎不拘草法。 1此帖前后的字体、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其原因也许是王在书写此帖前半部时，还打算当作准备寄出的正稿，故开头尚写得沉稳。后来越写越没心情——因先墓遭到毁坏而悲哀所致？——写得也越来越不如意，遂作草稿之想，拟书后再誊，遂一气挥就，意不在书，故后半部的书迹就写得较为草率。大凡写字之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开头写时还想认真地写好，但后来越写越不中意，于是信笔为之，草率写完弃废。《丧乱帖》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呢？
其次，从古人吊丧尺牍的书写范式考察。据唐杜友晋《书仪镜》，知唐有“凡修吊书，皆须以白藤纸，楷书”的规矩2。至于晋人是否如此，文献不载，只能从传世的王羲之等魏晋人的法帖中寻找踪迹。按，传世王羲之的一些告凶吊丧尺牍多为行楷，如《玉润帖》《姨母帖》以及兄灵柩、吊嫂亡诸帖皆作楷、行书，此外王羲之、操之父子的两通《旧京帖》（图2、图3）以及王洽的《不孝帖》《兄子帖》（图4）等吊丧帖，亦复如是。为何有此要求？这大约与丧期的特有严肃气氛有关。试想，寄人一通龙飞凤舞的吊丧书告慰对方，多少会显得有些失礼吧？至少应该用让人容易看懂的楷书、行书纔郑重严肃，也合礼数。
图1：王羲之《旧京帖》（《宝晋斋法帖》卷三）
图2：王操之《先墓帖》（《宝晋斋法帖》卷八）
图3：王洽（323－358） 《不孝帖》《兄子帖》（《淳化阁帖》卷二）
如果《丧乱帖》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牍草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探讨：古人书写尺牍时有无预书底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问题。古人写信多有留存底稿的习惯，王羲之大概也不例外。以下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传世尺牍来试做推测。
如果说王羲之作尺牍保存底稿，应会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为了留底备份而有意保存；一是原本即是一件草稿。这些尺牍稿件的一部分，后以法帖形式流传于世的可能性应该存在。以下分两点来谈：
1. 王羲之可能有预书尺牍底稿的习惯
王羲之不但精于书写尺牍书法，也善于撰写尺牍文章。据《太平御览》等类书引王羲之《月仪书》佚文，知其尝有书仪之撰。盖书翰礼仪，本为六朝士族家族之重要礼法之一，而琅邪王氏尤为重视。王家尺牍曾被奉为“王太保家法”，子孙世代奉守相传，并对世人起到过示范作用。士族高门的礼数家法本身，往往也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因而被世人所效仿和追求。以琅邪王氏例之，如王彬之子彪之（304－377）精通掌故朝仪，此在当时是有名的。其曾孙王准之，亦颇传其学，曾撰《书仪》一书，人称其学为“王氏青箱学”。又如《宋书》卷四十二王弘（？－344）传记载王导曾孙王弘云：“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又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亦记王廙（276－322）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3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牍（应该包含书式与书法二层意义）的重要原因。《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记当时江南流传“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之谚，亦当与士族注重书翰礼仪之风尚有关。王羲之生前书名已着，其书翰曾令友人庾翼叹服。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载：“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絶。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4那么，王羲之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识或预想到，自己寄出的尺牍会被世人收藏并流传后世。王献之寄简文帝书翰后附数语，嘱咐对方保存自己的书翰，事见《论书表》：“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高祖后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 5于此可以想见王氏父子对其尺牍的珍重态度。所以有理由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王羲之在书写尺牍时，无论是于书于文，都应该是比较认真的。因此他在与人书信时，极有可能保留底稿，或者书写数通，然后择其中于书法于文词都比较满意者寄出，余下者若未废弃，则成为底稿留存下来。这也比较容易解释现存王羲之法帖中，为何存在一些彼此内容大多相同或相近的现象。例如有关延期官奴小女夭亡、亡兄灵柩垂至以及吊周嫂病亡诸帖，凡帖文相近、文词稍异者就有两通甚至更多者传世。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因为还不能排除王羲之会以同样文面的尺牍寄给多位亲友的可能，由于现今传世的尺牍内容，已很难确知收信者为何人，才会出现这种尺牍内容“重复”的现象。
2. 王羲之（或家人）可能保存尺牍底稿
此事因无直接证据，只能做一些推测。有两点可以间接证明此事：首先，王羲之本人对重要人物寄给他的信件，似有作长久保存的习惯。《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引其与殷浩书云：“吾素自无庙廊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由此可证，王羲之确曾长期保存了王导寄给他的信札。6这是保存他人书信之例。此外，还有自留存书信文稿之例。按，晋代士族高官确有保存尺牍文稿的习惯。据唐许嵩《建康实録》卷第九郗超条引《三十国春秋》载：
（郗）超既与桓温善，而温有不臣之心，（郗）愔深恶以诫超。超临亡，谓门人曰：“吾有与桓书疏草一箱，本欲焚之，恐大人年尊，必悲伤为敝。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及卒，愔果悲恸成疾，门人呈此书，皆是与桓温谋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 7
据此知郗超对自己寄出的书简，确实备份保存了“书疏草”，也就是信稿。王、郗二族为亲家，郗愔乃王羲之妻弟，两家在礼数习惯上也许有不少相同或相近处。以此类推，王羲之也极有可能有此习惯。
按此，也许传世名迹《丧乱帖》即属王羲之的“书疏草”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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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曾见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 （收入《中国书法全集》第18卷，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1年），盛赞此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因为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云云。然这些都是后人的感觉与诠释，王羲之当初未必希望追求这种“由行入草”的效果。
2.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所收。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3.《法书要录》卷二所收。
4. 同上。
5. 同上。
6. 据森野繁夫《王羲之全书翰》（东京：白帝社，1987年）本传释文，解“手迹犹存”为“当时我（写）的书信还在”，认为“手迹”是指王羲之自己保存的书信。不管此书信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都可借以证明王羲之有保存书信之习惯。
7. 唐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