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嶙峋 超凡高迈
——高二适书法的精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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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
1903-1977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书坛上，高二适无疑是最具风骨、超凡卓立的书法大家。诚然，高二适的影响及其人们对其人与书的认识，多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夹杂着浓郁的政治色彩的文化事件——兰亭论辩。兰亭论辩，是高二适作为一介普通文人，为坚守学术真理，捍卫传统帖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文化领袖郭沫若的观点而引发的。学术争论本身是正常的事，但在当时因论辩参与的对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背景，使这一学术论争演绎出系列问题，其背后带给人们的启发与历史价值远超过了学术问题本身。而高二适也以其刚正质直，将文人风骨锲刻进了那个年代，也使人们关注与认识了其深隐于世的学问与书法，将一个超凡卓立的书法大家推拥了出来。
书法之高下，在于格调与境界，故古人论书多与人相对应，所谓字如其人，清刘熙载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在高二适书法上体现的最为淋漓鲜明，高二适的书法是与其人格风操、学问涵养、志趣相一致的。当然这一切都是以技进乎道为前提的，作为一个杰出的书家，于传统的吸纳与取法的广泛，都是最基本的。高二适出生在书香门第，少小即浸淫于书法，一生痴情探求书法。据尹树人编《高二适先生系年》及高二适有关书法题跋中可知，其五十岁前主要取法晋唐，兼取汉碑，这一阶段中，其临过唐代欧、虞、褚诸家楷书及隋《龙藏寺碑》和晋人楷书及《圣教序》《晋祠铭》等，并涉猎《熹平石经》《石门颂》等汉隶书，其出人各家碑帖，广泛取法，楷、隶、行、草多有涉猎。早期以欧阳询书法为根基，曾对《梦奠帖》《ト商帖》朝夕临摹。其五十一岁（1954年）始攻章草并研究《急就章》，历时十年，这一阶段也是其书法的广泛融合期。六十年代末至其去逝的近十年，是其书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其创变而自称的“四体书”风格形成，加之治学邃密，器识宏旷，笔力“年高手硬”，书法臻至妙境，内涵丰富，终成一代大家。高二适书法的精神意蕴，可概括为高古独绝、卷气弥漫、风骨嶙峋、气胜狂狷。
▲迭函均悉
26.5×31cm
▲读书养气五言联
153×32cm×2
一
高古独绝
高二适晚年的书法以高古为最显著，这是其建立在对古代书史及书体流变的全面认识与精深把握基础上的。中国书法有一个最基本的审美标准，即是“古”，并衍生出“高古”、“古雅”、“古朴”等审美语词，孙过庭《书谱》云“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对“古”的赏悦，既是人们对传统经典的膜拜，也体现了“取法乎上”的理性认识。高二适崇尚于古，其“广求碑帖，凡有善藏招之必往”，而对“古”的内涵更有着深量的理解，并能作用于书法创化中，其认为中国书法有着严格的一脉文化传承，所有师心自任的虚造，皆缘于不学。故其注重追根溯源。众所周知行草书以章草为最古，而章草是由古隶的俗体发展而成的，是秦汉时期早于隶变及在隶变生发阶段中形成的，但与八分隶书的形成发展为两途（隶书由古隶的正体发展而来）。高二适中年在晋唐书法的基础上又上追章草，并且以十余年的时间集中笃力于研究与临习章草，认识并极力揄扬章草的价值与在书法中的独特性及重要性，他书中写道：“盖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昔之工此书者，尊之为草圣，夫岂徒然哉！”并且认为近世书法衰微，根源在章草失传，其在《题<月仪><出师颂>合帖》中云：“近世书多俗劣骨，由唐五代章草失传，此可为书史中之定论矣。”草书之变，汉晋由章草而今草，其后今草倡行，而章草渐趋式微，这是书体发展的必然规律，高二适的这种观点虽有所偏激，但能洞见枢机。唐宋以后，书法总体气格远逊于前代，媚滑俗软，难见丰神，以至清人将代表传统正脉的二王书法体系衰落的原因归究于刻帖之劣坏。而后世书法之不逮前世，在于“古质”的丧失，笔力浮薄，难见浑朴之象。章草由篆隶演变脱化，形质自然，如孙过庭所云“章务简而便”，笔法不像今草那样有过多的提按使转，故章草存留了篆隶笔法的中实浑朴气息，较之妍美的今草则显示出古质之优。高二适探研书史，不满于近世草书之凋敝，在实践体悟中认识到章草的重要性与作用于创化中的巨大潜力，认为今草书体由章草省变而出，若草法出于章草，“则高古无失笔”。故五十岁后开始研习章草，历时十年，完成了《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阐发新见，颇多发凡之论，为重振章草做了努力。故在该书完稿时，其欣然题诗云：“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捉笔有传书。”而高二适在考证《急就章》的过程中，对文字的草法进行释正，旁征博引古今各种草书及篆隶资料，逐字阐明章草以及今草的差异及草法原委，这不仅成就了其章草专家的地位，也为其充分吸取与融合章草，实现创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可贵的是，其还注重对后代章草大家书法的研习与吸收，尤其对明代宋克激赏有加，如曾记：“仲温矩镬钟王，达以劲气，龙跳虎卧，仿佛遇之，所谓师古而能变，豪杰之士也。”“仲温大草为圆浑第一手。”“笔力驰骤，力大于身，吾只于此见之耳。”“佳迹人间鲜矣，吾于南宫（宋克）每具只眼，如怀中之宝，每仿不忘，跋扈纵横。吾谁与归。而其从宋克章草中尤其领悟到了锋颖侧利、脱略跳荡的卖动笔法，加之对汉晋时期皇象、索靖等流传章草经典的梳理与审视，开参以新出汉简草书，探本溯源，广泛融合，终成其个性独具的风格，使他的书法呈现出了高古独绝的气象，其意义在于化古为新、新中寓古，实现了书法诸体融合的一种经典式样，拓宽了行草书的表现空间。
▲ 致莊希祖手札（熙祖如晤）
19×36cm
二
卷气弥漫
高二适集学者、诗人、书家于一身，平生治经史、诗学，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校勘宋王令《广陵先生集》及《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刘禹锡）、《柳河东集》（柳宗元）等，并极富诗才，存诗五百余首，辑入《高二适诗存》。其博览群书，闳深精通，可谓饱学之士。高二适书法充盈着浓郁的书卷气息，这是作为学者与诗人的他所自然所票赋的。李瑞清尝云：“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虫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也。”古人论书皆重书卷气，书卷气乃文人风雅及人格性情的蕴积与体现，也是书法摆脱野俗粗鄙升入雅格的一个重要前提，故黄庭坚云：“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胸中没有道义、不具备才学，仅在笔墨上用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高二适是以学养书的典范，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诗文、经史、书法是一体共融的，其认为高格调的诗文与书法内在机杼是一致的，其在《杜诗镜铨》书眉中曾作一批语云：“吾尝谓中国书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而杜诗造法与史记、王书同居一副机杼，转动回旋，强弱高下，无施而不可。”他注重学问间的参化与转换，曾云：“作学如只恃一副本领，而无随时、随地、随人变化转换之功，终非大家数也。”（题唐高宗书《大唐纪功颂》所常劝告学书者要多读书，在《致刘墨村信》中云：“君作字暇，须常读书，文言不难，惟必从学顺，草书不可识，夫知笔法令所欲言者推此。”致学生书中云：“日惟真行书最有用场，篆不通小学，隶不精变，又胸无点墨，不事文理字义，均不可冒昧从事也。”还在《致友人书》中云：“此间有伧父，作字一味草莽，还谈不上姿媚取态，吾尝大声斥之。然此辈根本不求学问，不求读书，为可叹耳。”对不学无术的孟浪书家直欲到了痛恨呵斥的地步。
▲ 致方志铠
19.5×27.5cm×2
▲ 临王字
29×64cm
杰出的人物，往往都是兼才，即能得具通融之境，故器识超群，能游刃于肯綮而事半功倍。高二适书法的书卷气息，无疑源于其绝俗超拔的灵台与风操，而从书法本体因素来说，则与其取法有关，他一直将帖学作为根基，尤其始终浸淫于二王书法体系的正脉上，充分保证了其书法建立在雅正的基础上创变，而魏晋之书“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是作为学者与诗人的高二适所自然亲和的境界。另外高二适书法主要是自作诗及信函，绝大多数以手札的形式呈现，手札书写的自然轻松与率意，个人情性的交融，淡化书写经营安排所体现出的“无意于佳乃佳”等，更宜于书卷气的生发。其禀才挥运，不事雕琢，随机生发，气脉贯通，无不风雅可观，流荡出浓郁的书卷气息。
▲ 神仙起居法
35×27.5cm
三
风骨嶙峋
高二适先生的文人风骨因“兰亭论辩”而为世人所认知与敬仰，其秉持本真之心，以“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语），保持了文人的气节。其反驳兰亭伪说，不仅是为了探求明辨学术是非，更是为了维护其心中宗依的帖学道统，故其在致章士钊书中云：郭要为帖学革命（此大胆妄为）否？······如中国帖学一废，则此后无法节之可言矣！”高二适兰亭论辩中所秉持的精神，是其人格与治学本色，不趋附权势功利，耿介拔俗，是其一向的品格，这不仅体现于战时在国民政府任职内，也体现于日常待人接物处事中，即使恩师章士钊的《柳文宿要》，其发现有不少失误，亦不能曲隐，而勇承忤逆之名作《纠章二百则》，且磊落声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光风霁月的文人风骨，令人叹喟而肃然起敬。
▲ 七绝两首(万斛泉源万景舒)
28×70cm
高二适的人格风骨也充分反映在了其诗文与书法中，而其书法的审美追求更以力为首重。“骨”及其与之相缀的“风骨”、“骨力”、“气骨”等，是文学艺术品评中的重要语汇，更是书法审美的灵魂。骨，是书法点画形质的拟物喻说，代表着刚健劲挺及力度，与臃肿靡软而相对，传卫夫人《笔阵图》有“多骨微肉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谓之墨猪”之句，概括了一种较普遍的审美感受，杜甫论书中有“书贵瘦硬方通神”的经典诗句。高二适的书法审美如其推崇杜诗一样，也始终以骨力、瘦硬为基调，这在其碑帖题跋及书函手札中多有体现，如：“夏，临宋拓祖石绛帖，专攻其瘦劲一派。”其评苏东坡《墨妙亭诗》云：“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人谁憎？此四句只可为诗料，以之论法书则谬矣。书肥为墨猪，何可贵也！”自跋临《阁帖》王献之书后云：“作献之草，不宜肥重，此为第一要着。”临宋克草书后跋云：“六六年长夏临此，专取其瘦劲一派。”高二适书法取法从早年临欧体真行，又对王献之的推崇，到晚年对宋克的激赏，都以瘦劲为旨归。张怀瓘《书断》云：“欧阳询真行之书出于大令（王献之），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精确概括了欧书险绝雄强的内在精神，可见高二适以欧书筑基，对其以后书法审美的影响。瘦劲即以笔力求取，故其题《曹娥碑》云：“写此帖要如刀削剑淬，笔笔能立得住，无牵拘倚仗，俊爽焕发，贞烈之气跃于纸素，使观者起敬，斯乃得书道性情也已。”临宋克草书后跋云：“笔力驰骤，力大于身，吾只于此见之耳。……大草要有赫怒之气，如虎如貔如熊。”而笔力的获得也与作学之法有关，故其强调运笔以腕、笔画中实等，其题《曹娥碑》云：“小字亦纯乎用腕，指功即无成也。”致友人书云：“气满中实，此书法用笔鼓荡而其势峻密之意，养身可也，处世可也。”其笔法观点与包世臣“中截丰而不怯、实而不空”类似，可谓直指要害。强调运笔以腕而不倚于手指，即能避除使转过分、动作偏多而出现的花哨之笔、参以篆隶笔法，则能笔实而气足，故其推重章草。有以上审美旨趣及取法背景，加之其人格风骨的内在参化，所以高二适的书法体现出劲挺清刚、钴利爽健的意蕴，若铮铮坚骨、凛然生威。其书法结体以纵势为主，笔画形质多瘦硬，有时甚至过多细线条，但都细而有力。如“百炼钢成绕指柔”，笔简而意密，道中含媚，极富内涵。若非笔力江鼎并济之以胸襟，则难达此境。
▲ 文亦学以八言联
151×34cm×2
▲ 刘桢公讌诗一首
41×39cm
四
气胜狂狷
在传统艺术品评中，“气”是最基本的审美感受与表达语词，自汉魏即被重视与高扬。“气胜”是生命旺盛、精神充盈的体现，更是作品内在精神丰采的溢荡与闪耀。高二适以极大的热情追求书法、反思书史、创化新体、其超群拔俗，雄肆于一时。有论者认为“高二适的书法中透露出奇肆跌宕、啸傲林下的名士气”，高二适的正直、才学与孤傲不群确有名士风范。而凡有个性和独立人格不受他人和外物所使者，身上往往会有狂狷的因子历史上也不乏此类书家，如杨维桢、徐渭、傅山等都是负才傲物，狷介不群者，他们的书法个性突出，拔俗狂狷。与徐渭、傅山等书法的狂狷所不同，他们是跳出书法正格，俾倪道统的一种狂狷，而高二适书法是在气格淳雅、古意弥漫中闪耀出其狂狷恣肆。其晚年在目作诗《湖州鹿毫笔歌》中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令草狂夙所谙”，体现出高昂的意气。其在致费在山书中云：“我近从事五代杨风子书（名景度，唐诸书家草书均不逮此人），过此一关，即应无敌于天下矣。”又云：“惟近则有意创一体书体。平生只嗜晋帖，晋帖以后只一五代杨风子，余即元代康里子山及宋仲温二人。此非十驾之力，不可过门也。”其评元赵孟頫、康里子山、饶介书法后曾云：“二适兼有诸家之长，而无其失，嗟乎，草圣其在此耶？”并云：“吾将以长剑斫阵之势，改正元文人笔墨孱弱处矣。”又云：“‘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以俟知之者。”并进一步自信地说：“吾书当胜宋仲温也。”另其尚有诗云：“证圣何如得圣名，龙蛇飞舞豁平生。向来中国尊皇象，可信东吴产笔精。自宝奇觚为善解，老丁长歌欲无营。多君铁石明吾志，五百年前孰我争。”（《高二适诗存》，黄山书社2011年版）以上体现了其负高才而傲视古今，傲岸不羁、狂放自负的浪漫情怀。甚至其还睥睨历史上的狂草大家怀素，晚年在《题怀素<自叙帖>》诗云：“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将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在《题怀素<瑞石帖>》中指出：“怀素书雕疏，不得方笔圆劲之势，此其所短也。”其还请人刻有“草圣吾庐”“草圣平生”等印章，以“草圣”自譬，另有“骨节张索”“江东羊薄”等闲章，即自诩为张芝、索靖及羊欣、薄绍之，有“我今羊薄老江东”诗句为证，这都体现了高二适的恃才自负与高度自信。高二适不忌于背负骄狂之名，也映现了其本真之心。正是这种强大的自信力量，更滋发了其书法的气格充盈，使其日常书写的手札也具有狂放不羁、纵横自如的气象。而其不满足于传统体势，力求融合各体，能打破诸体元素间的矛盾对立，实现点画及体势间的协调统一，也正是凭借狂浪气胜，消弭了其书法中的一些弱点与缺陷，获得了纵横皆有可观的境象。高二适的书法，狂放中杂陈着些许狷介意味，其书中的钴利奇肆意态，宋克之外，当受到了康里子山、饶介等的影响，这从他论书题跋中对以上几家的激赏可测度，甚至还可能曾取法于杨维桢，有论者认为“杨维桢在书法精神气格上对高二适书法的影响至巨”，其“从杨维桢破斧缺戕乱头粗服，不为合格，矫杰横发的书风中则吸取到奇肆逸宕、解衣盤礴的狂率之美”，高二适书法的某些特质确与杨维桢甚似，究竟师法过杨维桢否，尚未见其载记，但可肯定的是在人格性情上他们有相合之处。杨维桢书法被评之为“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是狂狷的个性成就了其书法。而高二适雅放中力抵俗格，狂中含狷，狷而不怪，既保持了文人书家的儒雅与理性，也充分展示出其卓尔不群、孤傲不驯的人格性情。
原载《永远的高二适》，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陆明君｜1962年生，山东昌邑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术研究所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艺术基金评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多所高校客座教授。书法作品几十次参加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展、中青展、兰亭奖展、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等，并多次获奖，出版书法作品集多种。学术研究于书法史论外，并涉及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学等，著有《簠斋研究》《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陈介祺年谱》《书坛藻鉴》等学术专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等。多次在全国书法论文评选以及全国书法大展作品评选中担任评审委员、监审委员及学术观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