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main content

再造意境 ——散谈书法对古代诗文的二度创作

2021年03月21日 21:36:582681人参与0

再造意境

——散谈书法对古代诗文的二度创作

巴根汝

毋庸讳言,二十世纪后期书法家群落中已经极少传统的文人或诗文作家了。若说我们的父兄辈中倒是有的。但是由于旧学的式微,学术的偏西,古诗文便难以为继。比之康梁尚黯然失色,易能伯仲陶诗柳文?这不是无能,乃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已经从农耕时代进入了工业时代。那种有短笛可吹、牧歌可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状态似乎已经远我们而去。然而,古典诗文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品。毕竟,由于它音韵形式的佳美,仍然活跃于我们的现实生活,频频出现于当代书家的笔下。不待自言,书录古典诗文,成为当代书坛主流新古典派的主要特征。

艺术经验提醒我们:如果像古代经生抄录经文典籍那样,就会流于粗鄙化、电脑化,书法应当借助古典诗文的美学成果,进行新的人文精神的提扬和超拔。

于是,我想,这是否算是对古代诗文的书法二度创作,换句话说,艺术意境的再造。

对前人的诗文进行书法二度创作,古已有之,明清尤甚。明人祝允明曾经数十次地录写坡翁

《赤壁赋》,大草、小草、行书,一篇一种意境。清人何绍基亦钟情于书录坡翁诗文,对联、条屏、中堂,无所不用其极。类似书法家甚蕃,如文征明、王宠、张瑞图郑板桥赵之谦等。他们的诗文多有功夫特色,何以陶陶于书录前人诗文?只能说明,他们在谋求一种意境的开发。过去,书法充当着文学的奴婢角色。诗人可以任情高吭低吟。但是一当抄录下来,便显见矜持,浪漫色彩大为淡化。比如看白居易的诗作墨迹就不如读听他的诗作那么神采动人。这可能是对自己诗作的一种倦意吧。一代文豪书法大家苏东坡的《赤壁赋》墨迹不下三件。大概由于誉缮的理性障碍,远不如黄州寒食诗稿那么拨人心弦。似乎可以看出,唐宋人对自己的诗文意境比较重视,对于墨迹的意境便轻视(或忽视)。这里顺便也可以说明,抄本何以逊于稿本,唱和信札何以胜于应制奉表。到了明清,情况有异。诗文虽盛,但跳不出前代樊篱。技术文明溶蚀经术传统,近代工业已见曙光。这些不能不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内容和审美方式。因此,对前人、古人的文学底本进行书法的二度创作,既标榜高雅宗派,还开拓了笔墨意境,获得新的成功。这种艺术范例,惠及当代。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书派是明清惟美书风的继承或高扬。

二度创作决非易事,一蹴而就。我以为,起码有两个条件。

一是通会原作,化度进去。无论是将文学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本,或者根据诗文绘制丹青,都有着类似的过程。即是对原著原作认真品读,细致揣摩,如此几番,我已化无,度为角色,进入原作意境。这一“通”字甚关痛痒。《文心雕龙》有句:“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钱钟书先生就极讲究“通”。即要很内行地打进去,把自己融进去。

比如,颜真卿《祭侄稿》(墨迹)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悲戚,同中有异。韩文着重个人遭际,家门不幸,是一种哀楚情调。颜真卿把家痛与国难(安史之乱)交叉议论,互为表里。通过咬文嚼字,我们对颜真卿的质朴笔调下的顿、挫、疾、渴所暗示的愤、嫉、哀、痛的情感波动,才能有鲜活的感受。

再读苏东坡赤壁两赋,前赋与后赋时隔三个月,“曾岁月之几何”,为什么江山不可复识?

作者的感觉意境不同。你就必须沿循坡翁前后赋文,两游赤壁才能体味两种意境:一是借吹箫客引出一番歌吭,一种是借幻化道士引出一番喟叹。同是自然出世,但调子情趣不同。欧阳修有篇《醉翁亭记》,文尾有句:“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很有意思。只有循着作品的笔调走,把自己化度到作者营造的境界,才能领悟作者“之乐其乐”。通会之际,古人与我同调。

应当承认,当代新古典派书家中不少人经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怀旧性,必须求助于古典诗文,作为书法创作的素材;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非传统的知识结构,对古典诗文“夹生不熟”,停留在寻章摘句的“挪用”层次,乃至笑话迭出。因此,用科学的方法解读古诗文,是新古典书家的必修课。

二是裁取率由,我塑我境。当然,对文学底本的审美,本就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别。读者对原作者的思路情绪的体认,先天地就存在差异。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要旨在于以我为主,把对文学作品的意境体认,剪裁为我们的意境,用我们的笔墨,营造书法意境。

比如,韩愈有诗: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是作者早春二月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全诗绝妙处便在第二句“草色遥看近却无”。

品评者称“兼摄远近,空处传神”。这一神妙境界,不同人就各有不同体认。我在秦皇岛即曾有悟。二三月份,春风似剪,草未发青,何来春色?然而你远远看那成片的柳树,即好像抹着一袭青烟。到近处一看,柳苞如粟,青味如丝。这才明白“遥看”、“近无”的蒙胧魅力。因此,我们的想象决计剪裁不出那种红杏争闹、春色满园的意境。而是春风似剪还暖,青痕似萌还羞的意境。当然,岭南人、江南人、四川人可能就要溶进润雨的水气,那大概便是草色借雨润我,天街凭烟邀春的意味了。

意会到自己的意境,下笔施格,你肯定不愿意使用庄严笔墨,有行是列的方法,可能更愿意用清雅笔触,淋淋漓漓,疏疏朗朗,蒙蒙胧胧地去处理。你的意境便告完成一次。这便是再造意境,我塑我境。

意境的再造,要依附物质、技巧条件才能物化现实。字体、书风、笔墨姿态本身并不特别指什么,只有将字体、书体、用笔、用墨(水)、谋篇布局诸因素配置得当,才能出现形式各异的笔墨意境,即一定的象征。况且,意境有着类型意义。比如写婉约派词文如采用颜行楷,浓重墨,怕要摧残纤巧。写李白诗,若用欧楷缮写,形同谪仙被缚。书写“一衣带水,源远流长”,用唐人书风书写,似乎意境达远。“炎黄骨肉,认同回归”,用篆箍文字书写,其意境更具有三维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开的意境非常丰富。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则,实际即是诗的意境,移用于书法,是当代诸多名家高手的共识。当然,生活是长青的树、流动的河。美感远非《诗品》二十四则所囊括。说千说万,美是潜在的、非物化的。不用心机,或涵养不够,便不会开发出来。何况用语言文字去具体概括、规则书法意境,本就拙劣。因为尚有许多美感意境只能意会,不能言达。仅仅是为了叙述问题的方便不得已而已。总之,当代书法只有开展、衍化了诗文的意境,同时也才能实现它自身。因为,书法毕竟是象征型艺术,不是造型,也不是抒情。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书法自身,而是表现人自身,表现与诗文相接近而有关联的另一番意义,也即意境。这种意境并不具体,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没有译出来”的“精神密码”。

选取何种文学底本?当然悉听尊便。但是剧作家不是对什么文学底本都愿意编的。画家也不可能将什么诗词都入画。对文学作品进行书法二度创作,无非是借陶家酒浇胸中块垒,乘米家船品江上霁月。惟此,自家意境才有可能开发出来。同时,我们的人品、情操亦受到洗礼。所谓惺惺惜惺惺,英雄博江山,才子赌佳人。对文学底本的选取,完全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审美需要。

意境、境界同义。佛家说悟而有得。愿众生多悟,打通禅机,意境自现。

评论列表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不会发表评论(点这里)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