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东访谈
本报记者 黄俊俭
黄俊俭：你在魏碑楷书方面下过苦功，近年来，又致力于行草书的创作，专注于魏碑楷书与行草书并行的两条创作道路，并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的融合，力图走碑帖融合之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你认为将魏碑楷书与行草书相融合的关捩点在哪里？你心目中的理想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
李远东：孙过庭《书谱》中曾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也就是说，学习书法不能拘泥于一种书体，要兼善诸体，诸体之间相互影响、吸收，集众体之长。而碑帖融合，也正是学书融会贯通的表现。
自清代出现了碑学、帖学的概念之后，碑帖学之争，就再未停息。所谓重帖者，格调偏婉丽清媚，崇尚自然灵动，追求妍媚飘逸的阴柔之美，富有雅韵；尚碑者，格调侧重雄奇俊健，注重功力，崇尚厚重端严，追求一种气势磅礴、奇拙古朴的阳刚之美，更具豪气。
但我主张的是，当代书家在创作上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超越碑帖之争，将碑和帖都当作书法传统的整体来学习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书法发展的潮流是以碑帖融合为主。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二者是平分秋色的对等关系，而是强调二者的互补，这样一来可以给书法创作注入更多的活力。晚明的王铎，在帖派书风里可谓首屈一指，但我们观其书作，也绝非只有帖学的特点。仔细品味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是那些尺幅较大的条幅，是很难纯用帖学的观念来写就的。这就体现了王铎的创新之处，在于用笔方法上与碑学的暗合。如果他一味地死守帖学的用笔方法，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清代杨守敬云：“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
而我的心目中理想的作品，就是把魏碑的正大气象和雄浑苍茫融入到大行草的俊逸洒脱中，但又不能出现太多的连带，就好像“带着枷锁跳舞”，探索一种有别于纯帖学特点的书风。
黄俊俭：你认为，当前一些工于魏碑的作者在创作时，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不是写得老实呆板无生气，就是写得轻飘不入纸。那么，这个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
李远东：我认为，要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和适度，就如同中庸之道的中和思想一样。具体操作是跳出魏碑本身，拓宽视野，尝试从篆、隶、行、草的书写状态中寻找补充的养料。我就是掺以帖学中的行草笔意及用笔节奏来学习魏碑的。经过将近30年的探索，融帖入碑，面貌初具。刘熙载说：“书贵通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任何有生命力的线条，任何有惊喜的结字、章法，都要经过传统的长期浸淫才能达到。强化技法、学识修养、人生阅历的积淀、锤炼，方可有神来之笔，方能韵味自然流露于笔端，以求上追“风神”。
黄俊俭:请谈谈你的学书之路。
李远东：谈起我的学书之路，其实是颇具戏剧性的。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是炼油厂的一名工人。当时，车间主任发现我的钢笔字写得不错，就抽调我去出黑板报，还鼓励我报名参加书法班学习。一开始我连执笔都不会，但经过三个多月的业余苦学后，竟然在七八十人的书法班中获一等奖。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书法上有所作为。
在学书的初期，我坚持每天练习书法，从不间断，期间的艰难坎坷难以言表。一有时间，我就会带着书法作业到广州，向当时广东省书协驻会的王楚材、欧广勇先生请教。那时，我主要写柳体，王楚材先生对我直言：目前绝大多数人都从颜、柳、欧、赵四体入手取法，容易导致面貌雷同，要在书法艺术上有所成就，就要另辟蹊径。他提醒我要取法高古，不能走通俗的路线。王老师还拿出他珍藏的阮退之作品启发我说：“现在很多人都临二王，字写得漂漂亮亮，这些只是一般要求。你看，阮退之也写二王和《书谱》，但写得那么高古、超脱、朴茂。”当时，我已写了十几年的柳体，不知该如何突破，经这番话的点拨，更加坚定了我要到专业艺术院校进修的想法。
1985年，我如愿考取了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招生的全国第一个书法大专班，由启功、欧阳中石等名家领衔任教。但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找厂领导申办相关手续时，却被泼了冷水，我因此错失了一次到高校深造的机会。现实的境遇丝毫未影响我对书法的热爱。我以书法大专生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系统地学习书法理论和创作技法。
我还利用工作之余，自荐到茂名石化公司开办的中小学当书法老师，免费给在校师生讲授书法课。我珍惜机会，倾注心血在书法教学上，教学成果很明显，不少学生连番获得书法比赛大奖，在校师生学习书法的积极性和氛围越来越浓。后来，其他学校也开始聘请我去开办书法培训班。三年后，茂名市少年宫为我特别举办了“李远东师生书法展”，引起了教育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开幕式后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我在书法培训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我破格转干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用心地投入到书法教学工作之中。由于教学成绩突出，我被学校破格评为中级教师，这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与认可，更加坚定了我在书法艺术道路上的步伐。
在成绩面前,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强烈地认识到自身在书法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只有不断“充电”、“回炉”深造才能适应发展。因此，考取艺术院校，始终是我执着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我如愿考上了天津工会干部学院，攻读书画专业。在天津脱产读书的两年间，我的书法作品3次入选中国书协举办的书法展览。于是，我以一名在校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当时仅有2000多名会员的中国书协。
刚到天津，我就十分幸运地遇见了孙伯翔先生。孙先生建议，学习魏碑可从《张猛龙碑》入手临摹，先自行练习两三个月再向他请教。但是，我勤学苦练，一个多月后就迫不及待地拿着临摹的魏碑习作去请教他。当时，他一看非常吃惊，说：“魏碑你能从零基础一下子写成这样，说明你找到感觉了。”孙先生很高兴，当即拿出一支长锋羊毫，说：“小老弟啊，你学书法十几年也下了不少功夫，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一笔是合格的。”言毕，他当场示范临摹《张猛龙碑》。孙先生用很软的长锋羊毫却能写出刚劲灵动、具有正大气象的魏碑，有“四两拨千斤”之妙，其中提按使转的运笔动作和节奏把握更使我眼前一亮，有茅塞顿开之感。现在回想起来，孙先生书写时心手双畅的神采依然历历在目，受益终生。
在孙先生的感召之下，我更加勤奋地练习书法，强制规定自己每天不少于100个大字的练习量，甚至有时候要写得更多。这样坚持了将近半年后，我的魏碑有了明显的进步。由此，也奠定了我主攻魏碑的书法道路。
黄俊俭：你曾任中国书协第四届评审委员会委员并连续三届担任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你如何评价当前行书创作的现状？如何才能写好行书？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李远东：我曾多次参加中国书协主办的比赛的评审工作，依我多年来的个人经验，不同时期其行书书风有一定的侧重点及风向。纵观书坛，现当代可谓是新人辈出，但真正能够站稳脚跟、有所成绩的书家，就如同大浪淘沙一般，只有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并不断融入新时代、汲取新营养，不断思辨的人才能越走越远。在当代来说，我认为行书的发展有三大现象，以“九届国展”为分水岭：
一是“九届国展”之前，以明清王铎、傅山为传统根基衍生出来的行书作品，其特点为“涨墨”的充分运用，作品磅礴开阔，注重节奏、章法的鲜明对比，但却有雷同之弊，技法有粗糙之感。此外，还有以“二王”、《书谱》风格等为主的小行书。可以说，在全国许多大展中，以上述流派风格的作品入展居多。
二是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兴起的流行书风。其对行书的探索以及变革时风影响较大，体现在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注重点、线、面的组合，强调空间、符号的分割等。一些书法家在流行书风的“吹拂下”通过自己的“新变”，成为名家，但我们发现这批名家在不断深入探索书艺“新风”之时，仍不忘对书法传统的汲取。
三是“九届国展”之后，展览的名目愈来愈多，单项展的增多使得我们的创作分工更为细致。如手卷展、行草书展等，这样就对行书的发展和探索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原动力。
当然，在当代书坛也出现了很多“病态书写”，为了吸引评委眼球，故弄玄虚，把行书写得“特立独行”，或涂或抹或描或画，甚至于搞行为艺术，以时弊之轻佻成奇怪时尚，杂乱无章。取法不高，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不深入临池，直接临写现代人的作品，逐渐偏离了传统的根基。对行书的理解存在偏颇之处，从而偏离了正确的书写之道。有些人误以为行书就是楷书的快写，草书的慢写。其实，楷书、行书、草书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体系，实在不能混为一谈。还有一些人在行书的创作中，只是工匠般的“描摹”，而缺少了生动的“气韵”抒发。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绝不仅是浅层的汉字描摹，更注重于心的表达，气与韵的抒发。正如宋代苏轼云：“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
面对这些病态，我认为遵守古法、扎实的基本功是创作的前提。首先要强化对古碑帖中行书技法的学习，炉火纯青，化古出新。从结体入手，再到用笔、章法，层层深入，领会透彻。其次，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媒介资料如此丰富，使得我们有条件博采众长，多方面地去了解、掌握更多的行书风格，视野更加开阔，师法更加多样。再者，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做到不拘泥于古法，辩证取舍，取长补短。
无论如何，写好行书作品，推动当代行书创作的发展，我们既要追摹古人，又要推陈出新，以文化涵养滋养书写技法，进而创作出真正的精品。
黄俊俭：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访谈发表于2019年10月30日出版的《书法导报》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