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帖学复兴及对传统经典帖学深入挖掘、探索的过程中，学院专业化书家的优势已日渐凸显。作为当代帖学的大本营，从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书法专业毕业的学生中，已涌现出多位对传统帖学有深入理解和研悟的青年书家，其中陈忠康无疑是极为卓荦的人物，而他在当代书坛的广泛影响也证实了这一点。
陈忠康对二王帖学的研悟是借助学院化理路实现的，这即是写实临摹和单元分解训练。应该说，这还是一种较为西化的手段，不过它在学院化书法专业数学中却起到了神效。推想起来，原因也很简单，在二王笔法已失传的本世纪，在无家学薪传的背景下，要想接近二王原典，也只有靠这种刻意逼近、还原的方法了。至少这种方法有一个先在的规定——酷似，而不允许信马由缰的所谓个性发挥。由这种写实临摹再加之各种单元化分解训练，无疑在使人进入经典笔法系统时有了一个形而下的可操作性基础。
由于受碑学二百年的笼罩，当代帖学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从一个长时段的书史眼光看，当代帖学还只是处于一个弥合传统断裂的恢复过程中，其中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很多观念的干扰与困惑。按孙晓云的观念，当代书法是一个“无法”的时代。所谓无法即是传统笔法——二王笔法已失传。因而她对当代书法是颇为悲观的:“坦白地说，我们学传统，充其量只是将字形结构笔墨粗细临得像一些罢了。本世纪出生的人若没笔法的传承是完全不知道不了解笔法，更何况运用笔法。我们能够形似古帖，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一辈子。＂(《书法有法》)
如果承认上述背景，相信每一个写帖的书家都轻松不起来。不过，当代帖学的处境正走向兴盛，似乎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当代帖学在技法与观念两个层面都突破了海派帖学的异化笼罩，并且对赵、董帖学也做了清算，同时，借助后碑学思湖和20世纪80年代主体论思潮，当代书家由民间书法对二王帖学的阐释也获得了积极的效应。在当代帖学转换中，至少有三种模式与力量并存:一、学院化经典解经模式;二、形式分析与民间书法同构解经模式;三、传统笔法破译解经模式(上两种模式皆出于学院)，这三种模式和力量共同构成了复兴当代帖学的基本力量，并且缺一不可。
陈忠康的帖学实践无疑属于学院化经典解经模式。从其创作中可以看出陈忠康是一个忠实的古典主义者。对他而言，并不存在什么主义与观念的预设，他也没有什么雄心，要为帖学注入什么自己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与张羽翔有着很大的不同。张羽翔始终谋求帖学的破与立，在破中接近元典——这种努力后期走向异化——陈忠康则是老老实实地膜拜古人、膜拜经典。而事实证明，当代帖学要弥合传统帖学的断裂确确实实需要像陈忠康这样对传统深入精研的人物。“圆熟的时代历史经常被遗忘，直到面临危机オ重新发掘。”从这个意义上，陈忠康的”入古“是有积极意义的。
陈忠康书法是围绕“二王”展开的。他所极力谋求解决的问题是逼近和探源“二王”笔法，因而对“二王”笔法的细心体察研悟，便构成他书法创作的核心。在他的笔下，“二王”笔法的绞转、搭锋、中侧锋转换皆有着高难度的体现，而气息的醇正也使其作品颇具古意。
不过，遗憾的是，陈忠康似乎并未锲而不舍地直追“二王”，而是在寝馈“二王”的同时，徘徊唐宋明，如他近期作品便明显表现出《圣教序》与颜、米的混合，甚至董其昌也成为他近期心仪的目标。这无疑干扰了他取法“二王”的纯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取法的高度。颜真卿、米芾固然可以宗法，但相对于陈忠康上追二王魏晋风韵这一高自标置的书史目标而言，则无疑意味着一种意图谬误。至于取法董其昌则更是不明智之举。在帖学史上，董其昌实际是一个葬送帖学的人物。在他之后，帖学再也难挽颓局便说明了这一点。我甚至有一个想法，如果晚明启蒙思潮中崛起的浪漫书风不是被清人入主中原所打断，那么以王铎、倪元璐、黄道周为代表的新的帖学思潮，无疑将挽帖学于既到，重振帖学，帖学也将进入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的发展境地，碑学的代帖学而起的历史也将重写。事实上，对董其昌，晚明黄道周对其有严厉的批评和否定，在黄道周看来，董其昌不过是一个集临古之成的人物而已，口吻之间已不将董置之眼角:“既见董宗伯裒集，已尽古人之能，而皇、索已还，虎距鸾翔，半归妩媚，其次排比整齐而已(《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又云:董先辈法力，包举临模之制，极于前贤，率其姿力，亦时难佳。”(《与倪鸿宝论书法》)
因而，我认为，陈忠康作为一个少有的能够深入帖学三昧的人物，应取法高古，书不下魏晋，乃得大成，同时应该警惕滑入伪古典主义的怪圈，此亦当代帖学复兴二王帖学传统之急务欤!
当代帖学面临着恢复帖学传统，深入研悟认识二王经典，与实现传统帖学当代转换三个目标。虽然超越传统帖学是当代帖学的终极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前提首先在于恢复帖学传统与深入研悟帖学传统，离开了这一点，要谋求实现传统帖学的当代转换无疑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陈忠康的帖学实践凸显出其积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