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1917年第一期《新青年》从上海运到了北大。
其中最醒目的篇章之一，就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文中写，文学改良有“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核心便是——提倡以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
这个问题，早在几年前，胡适还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就常和同学在宿舍里讨论。
“中国的文字很难，很难教，很难学，中国的文字是死了的文字，死了两千年啦，语文是不一致的。”四十多年后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候他这么谈道，“在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子念书，教科书都是古文写的，每一句话要翻译的，客气一点，叫讲书。”
这样一段话，放在今天的中国，估计也没几个人敢公开讲。
那时候，与胡适常在一起讨论的，是同在美国的好友任叔永、朱经农，他们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国的文字是死了的文字，这死文字不能够产生活的文学”。
“要替中国造一个新的文学，只能用活的文字。活的文字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嘴里说的，嘴里说得出来，耳朵听得懂，人人可以听得懂，人人可以看得懂，这是活的语言，就是白话。”
《刍议》一出，如一把火把北大“烧得通红”。陈独秀将其称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随后立即发文支持胡适。
1914年，在美国的胡适
胡适《尝试集》初版本，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出版
与此同时，胡适大力推广新式标点。
要知道，我们使用白话文、标点符号也不过一个世纪——百年前，以胡适为首的六位教授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交了《请颁行形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教育部才终于向全国颁布了第一套新式标点符号系统。
为此，胡适挨了十多年的骂。
192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甄别考试”中，甚至取消白话恢复文言，更严令禁止新式标点符号。直到1930年才再次颁布了以政府名义颁布方案，让标点符号的使用具有法定性质。
鲁迅在1934年《忆刘半农君》中就提到：“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有一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胡适也不怨恨，在给杨杏佛的信里他说：
“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1931年，在给伍光建的往还信札里，胡适便手把手教他如何用标点——伍光建是第一个用白话文翻译外国作品的著名翻译家，在翻译清稿中，每遇句号，还习惯于用句点标识。
胡适客气地请伍光建留意两件事：
第一，每句之末，用“.”不如用“。”。胡适认为“。”比“.”更为醒目。
第二，每段之首行请提行低两格，似较醒目。
落款“胡适敬上”后似乎又想到了一处细节，补充道：“又人名地名拟请傍加一直线，如哈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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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胡适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哲学，伍光建住在上海环龙路。两人时常往来信件探讨翻译、标点问题，经常细小到如“了”与“啦”使用的讨论。
一些如今看来很寻常的用法，在当时都是新鲜事物。
胡适（1891-1962）与伍光建往还信札
镜心 水墨纸本 1931年作 中国嘉德2019春季拍卖会
许多教授如胡适一样身体力行，废除了小学“读经”的北大国文系教授黎锦熙在抄写的李颀诗句之上，就注以语言文字学界大力倡导的国音字母，以起表率作用。
黎锦熙（1890-1978）行书五言诗
立轴 水墨纸本 中国嘉德2019春季拍卖会
释 文：登岸还入舟，水禽惊笑语。落日乘醉归，溪流复几许。
题 识：用国音字母写李颀句。继良同学。黎锦熙。
钤 印：黎锦熙
3.
新旧思潮纷涌交织之际，校园里几乎是“奇幻”的。
1912年底开始，章太炎门下留日弟子大批进入北大。那些新派觉得，老腐朽们是时候让道了，太炎先生门下的弟子学贯中西，正是北大所迫切需要的。
在日本留过学的沈尹默，被误认为是章门弟子，受聘北大预科。
彼时，胡仁源正代理北大校长，见到沈尹默兴奋地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
沈尹默讲过一件事。
预科有一位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身边跟着一个听差专门服侍他上下课。“上课时，听差挟一张地图、捧一把茶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桂老先生上讲堂，把一应物件放在讲桌后躬身退出，下课时才进来收拾。”
某次，学生在教员休息室向沈尹默借书，沈尹默二话不说就给了学生。
桂蔚丞大惊失色：“你怎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
沈尹默答：“这没有什么秘密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借。”
这种老派和新派之间不同的“师生关系”，时至今天，在中国的学界依然可以充分体会得到。
沈尹默（1883-1971）行书米南宫语
立轴 水墨纸本 中国嘉德2019春季拍卖会
题 识：米南宫语。为炳华书。尹默。
钤 印：沈尹默
有人说，这么多新文化健将里，旧体诗写得最好、最多的就是沈尹默。
在与鲁迅等人的诗词交往中，沈尹默写下不少恬淡清远的旧诗词。抗战以后，沈尹默暂居重庆，与其私交弥笃的章士钊则寓居桂林，两人诗文唱和往返最多。
沈尹默 致行严先生诗简二卷
手卷（二卷） 水墨纸本 中国嘉德2019春季拍卖会
钤 印：沈尹默 说 明：章士钊上款。
章士钊是个典型的“保守派”，一生写文坚持用文言，一直到90高龄。沈尹默长长两卷《致行严先生诗简》，大约便是彼时写就的——诗中提到“留滞巴渝又一年”。
如今被裱装为两件手卷的诗简，其实是沈尹默陆续为章士钊写了十二篇诗，它们被写在不同的纸上，落款日期各一，其间还有些涂改，大约是沈尹默有感时分，便抒怀落笔，致以远方的老友。
在重庆的那段日子，沈尹默空闲了下来，眼病也养好了不少，手卷中能读出其“山居”清兴——“康庄一宿返陶园，恋恋犹同桑下看”——当然，这里面自有沈尹默一生钟爱的陶渊明和杜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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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沈尹默的新诗也极受赞誉。
他写的散文诗，被评价为“具备新诗的美德”，胡适说，沈尹默的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
在那些诗里，新的不只是写法。
发表在1918年第四卷第一期的《新青年》里的那首《月夜》，是最早表现人格独立精神的白话抒情诗：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这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但沈尹默一生仅写过十八首新诗。
他是立于新旧之间的诗人，对自己的新诗，沈尹默认为“只是尝试而已，毫无成绩可言”。
1920年以后，沈尹默再也没有发表过新诗，转而重新回归传统古典诗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