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致行严先生诗简二卷 局部
彼时新旧派别繁多，有过不少趣事。
章士钊和胡适就是冤家对头，两人各自为旧、新文学的主儿，1952年，两人在北京一家馆子里遇见，合了影，还互题了诗。
章士钊故意写了一首新诗：
“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口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于是以旧诗回题：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时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4.
蔡元培也请来了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师。
听起来很老派，但刘师培进北大的时候还只是个34岁的年轻人——这个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尤其在学术上已经和大他一轮多的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
蔡元培请他在北大任中国文学教授，教“中国文学”“中古文学史”“文学史”等课程。
当年刘师培来北大，得自陈独秀的引荐。两人身处新、旧两个“阵营”，却是感情极笃的老朋友，“背后也相互尊重，绝无间言”。
只可惜，刘师培英年早逝，去世时才36岁，因而流传于世的墨迹极为罕见。“民国四公子”之一吴彦复，章士钊岳丈，曾藏有一把刘师培赠与他的亲书纨扇。
这册《菱湖泛舟图》中，就留有刘师培的墨迹，算是十分稀见了——
上款人为晚清江都诗人董玉书。董玉书在安徽安庆为官，尤其酷爱菱湖风景。据说，菱湖原是一片天然湖泊，与石塘湖、破罡湖相通，人迹罕至。若是晚上登临月夜楼，几可比肩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是为安庆八景之一。
刘师培、张惟骧、陈懋森等题（晚清民初）菱湖泛舟图
册页（二十六开） 水墨纸本、设色绢本 中国嘉德2019春季拍卖会
出 版：《菱湖图咏》（部分），上海，1928 年。
著 录：1.《左盦诗录》（刘师培诗著录），宁武南氏校印，民国。
2.《扬州历代诗词》（董玉书、张惟骧、陈懋森诗著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册页里是典型的旧时文人诗画唱和。1915年董玉书生日那天，二十余位文人官仕题诗、作画，泛舟于菱湖之上，为董玉书贺寿，刘师培便题了其中两开。
十年后董玉书重游菱湖，此处已开拓成了公园。
待到1928年冬天，董玉书年交六十，没有举行世俗的祝寿庆贺，儿子董肇夔特别将他与友人在菱湖的诗词唱和“编订成帙，名曰《菱湖图咏》”。
刘师培题
同在旧阵营的还有黄侃。
民国时学问界有“三大疯人”的说法，一是章太炎，一是刘师培；还有一位，便是黄侃。
用今天的话来说，黄侃，是保守派里的“毒舌”。
黄侃崇尚文言文，尤其反感支持白话的胡适。他调侃胡适说，如果真心提倡白话文，“胡适”就得改名为“到哪里去”。
他也和陈独秀唱对台戏，《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他就支持《国故》，“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
在蔡元培倡导自由兼容的校园里，不同观点的社团、杂志，都生气勃勃地存在着。
直到1927年后，与众多章太炎门下弟子一样，黄侃南下去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任教。
在这件《霜花腴·重阳前一日偕游北湖》中，便集结了黄侃、吴梅、汪东旭、汪辟疆等中央大学教授共写的联句，一人和一句。
黄侃（1886-1935）楷书《霜花腴·重阳前一日偕游北湖》
镜心 水墨纸本
题 识：侃录。 钤 印：黄侃
说 明：这些联句创作于1929年10月10日。可参见《黄侃日记》第56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黄侃年谱》收录的联句词文本稍有不同，可作参阅。见《黄侃年谱》第29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局 部
5.
陈寅恪比胡适大了不到一岁，13岁就赴日留学。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年底，陈寅恪恰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和胡适这些新派人物不同的是，出身于哈佛的这一派仍怀有古典情怀。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历史学家陈垣《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陈寅恪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也。”
自此，一个刚刚诞生不久的崭新学科有了自己的名字——敦煌学。
如王国维所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因为陈寅恪，敦煌学研究得以向现代学术转变。
在傅斯年写来的一页信纸背面，陈寅恪抄录下了一段敦煌相关的资料，来自雍正年间钞本《敦煌县志》：
“雍正间钞本《敦煌县志》。古迹。雷音寺，即千佛洞，在城南四十里，不知建自何时。有断碑云：唐年重修，疏岩凿石，佛龛层叠无算。其像有装塑者，有绘画者，以数万计。庙貌甚丽。时诸回人蹂躏，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掩。而画壁丹青尚有存焉。今道人等爬梳，略见眉目。四月八日，户民为浴佛之会，香火称盛。”
陈寅恪（1890-1969）关于敦煌学的文稿
镜心 水墨纸本 中国嘉德2019春季拍卖会
这是极为罕见的陈寅恪研究敦煌学笔记。背面是傅斯年写给他的油印公函，大约为《史语所集刊》向陈寅恪约稿之事。
在陈寅恪眼里，敦煌学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影响，西方科学观念的浓烈熏陶，也成就了他东西合璧的敦煌学观。
另还有一封写给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的信。
桥川时雄自1918年来华长达近三十年，与中国的学界名流如罗振玉、鲁迅、周作人等，都有不浅的交往，并频繁出入各书肆及藏书家之间。30年代他在北京创办的《文字同盟》，保存了大量民国学术的可靠实史料。
信里陈寅恪拜托桥川先生代觅日本新出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博士著述两种，并谈到嘱托历史学家戴家祥将新城博士的《周初之年代》翻译为中文的始末，论文将载入《国学论丛》——这本杂志由“清华学校研究院”主办，在学界极有影响。陈寅恪还谈到，文章以已译毕并已请翻译家钱稻孙先生校正，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中。
从中可见，那个时代同域外学术交流之时效与密切程度。
陈寅恪（1890-1969）致桥川时雄信札
镜心 水墨纸本中国嘉德2019春季拍卖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