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恒
生活在碑学盛极一时、风靡天下的晚清时期，赵之谦在书法方面的实践过程清楚地映现着碑学思想的烙印。尽管他早期的楷、行书取法于颜真卿，篆、隶出自邓石如，各有所从来，互不相涉，然而在他接受碑学、服膺包世臣的“钩捺抵送，万毫齐力”之法以后，便一改旧习，转而全力学北碑。不同寻常的是，赵之谦不仅在楷、行书体上将从北碑中挖掘而来并加以发挥的用笔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还将这种独特的笔法运用到其篆、隶书体甚至日常应用的稿书中来，使之特点突出，风格一致。在这一点上，如同邓石如、何绍基一样，赵之谦也充分展示出自己对书法艺术的准确理解和把握能力，从而在碑派书法领域树立起一个成熟的典范。
赵之谦虽很早就对金石之学笃好至深，但其学书最初则取法于颜真卿，得其坚实严谨与浑穆从容，遇其心手双畅之作，颇似何绍基。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杭州，赵之谦避兵出游，辗转于浙东及福建一带，于瑞安得识江湜(1818-1866)，在闽中与魏锡曾定交，稍后又与胡澍、沈树镛、魏锡曾三人同聚于京师，“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在这段时期内，赵之谦的书法风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取法从颜真卿完全转移到北碑。赵之谦自称“论书服膺包慎伯”，亦最推崇北碑。曾谓:
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橅，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
而于北碑中，又谓“所见无过《张猛龙碑》，次则《杨大眼》《魏灵藏》两造像”。从赵之谦改学北碑以后的书风特点可以明显感觉到，其功夫所在，正是上述他最赞赏的这几件作品。赵之谦首先从《张猛龙碑》集中吸取了用笔的劲健峭拔和结字的整饬严密，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基础。然后，他又从《杨大眼》《魏灵藏》等龙门造像题记中撷取其点画的方刻峻削及转折处的翻笔截搭特征，从而使其点画力量饱满，富有立体感。其字形结构以欹侧取势，重心从左下角向右上伸展，在统一中求得平衡。此外，他还善于利用行笔的果断坚决和疾徐节奏变化来充分体现力量感和运动感，故而看上去姿态活泼奇宕而不呆板。然而由于赵之谦在用笔上深信包世臣“万毫齐力”的主张，务以铺毫疾行为目标，再加上字形的欹斜低昂和行笔过熟过快，因此看上去偏锋扁笔较多，俏媚而不古朴，这在其北碑体的行书中尤为明显。有人认为他的书法“气体靡弱”，是写北碑一派中“靡靡之音”的始作俑者，就是针对其这一特点而提出的。
赵之谦天资聪颖敏捷，在书法上涉猎广泛，造诣全面。在各体书法中，他对自己的北碑体楷书最为满意，曾自评说:
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
作为一个碑派书家，赵之谦虽然在理论上主张隶生于篆、楷生于隶，但在具体实践上，他将北碑的用笔方法融入篆、隶书体中，故其篆、隶二体亦呈现出仪态多变、飘逸飞扬的新奇特征。赵之谦的篆书初宗邓石如，体势匀整近于秦刻，后与胡澍交往渐密，遂受胡氏影响甚深。他对胡澍的篆书非常佩服，曾谓“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
事实上，赵、胡二人的篆书面貌非常相似，只是胡澍去世较早，书名不如赵之谦显赫。而赵之谦更进一步用写北碑的直入平出和折锋等用笔方法来写篆书，同时增加了结体上的曲折弯弧处理，遂别开生面，自成一格。至其隶书，则全守邓石如法，只是在起笔的顿转和收笔处的波挑更显夸张而已。
在赵之谦以前，碑派书家学北碑大都侧重于挖掘其古朴生拙的一面，极力使自己的创作向“古意”靠拢。至赵之谦出，则一反旧习，抓住北碑造像中雄强霸悍的一面，竭力追求姿态活泼和气势飞动，并将这种努力扩大到篆、隶书体领域，在晚清书坛上独树一帜，为碑派书法开辟了一条新奇的风格途径，因而能够管领一代风骚。
（节选自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第215-218页。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