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竹简与纸的发明对书法艺术的重大意义
一、竹简应是最早书写汉字的主要材料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文字密切相关。而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人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究竟汉字出现在何时?远古期就有黄帝史官仓领造字的传说。根据现代考古发掘的发现:在1986年西安郊区出土一批龙山文化晚期的甲骨文，距今4000年以上(见1987年3月19日《光明日报》)。在1987年河南舞阳县又出土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甲骨契刻符号，距今8000年以上。(见1987年12月13日(文汇报》)骆宾基在近著《金文新考》一书中，研究考证出我国最早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二千三四百年之间。看来“仓领造字”并非虚幻臆说，但是文字产生非一人所能为。仓领应是一位原始图画文字的整理者。
在人类有了文字之后，就必须有书写文字的材料。古埃及在公元前三千年初开始用一种纸草(papyus)的水生植物作为书写材料。古巴比伦的人们，用粘土制成泥版，待它未干之时，用芦苇杆等硬棍在上面楔刻文字。古印度，人们用贝多罗树叶和菩提树叶来抄经和绘画。古代欧洲，人们则用去了毛的羊皮和树皮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而在中国，现代有关的文献上都说商周时代有甲骨文和金文，因此龟甲、兽骨和青铜器是那时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而竹木简版赎作为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直至东汉时期。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在纸出现之前，竹简一直都是作为人们书写汉字的最主要材料，其他的仅是辅助材料而已。
选择什么东西来作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材料要易得、量多、价贱;第二，要易于大量制作;第三，要方便书写和汇集保存;第四，要有制作材料的工具。竹子这种植物就符合前三个条件。另外，现代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我国的中原地区已不像人们常说的还处于石器时代，而那时候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普及了(见骆宾基《金文新考》)。因此，第四个条件，即制作竹简的刀具应具的条件在那时已经成熟了。在我国中原地区的先祖，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作了多少次的选择和努力，终于发明了制造出竹简来作为书写文字的普遍的主要材料。发明竹简的时间，推测至少应在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距今应在四千多年前。把它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书写材料相比，无疑制作竹简这种书写文字的材料，更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应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一项伟大的发明。
另外附带想说明一下，发明制作竹简的时间应早于木简。
原因很简单，因竹简比之木简制作容易得多，中原多竹，当然会选择竹而不选择木。现在我国西北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汉代木简，其原因是西北地区少竹多木，当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到那里时，他们也沿袭了竹简这种形制而制作成了木简。金文中的“简”字，是形声字，形就是竹;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现代考古发掘出的存世最早的简书实物—战国晚期湖南长沙和河南信阳的楚简，及湖北云梦的秦简，均都为竹简，也可以作为说明这个问题的佐证。
二、竹简形制对中国书法前艺术的影响
甲骨文是书写或契刻在龟甲和牛肩脚骨上的文字，是专为记录求神问卜的“贞卜文字”。金文为青铜器上的文字，一般都是铸造而成。其铭文内容多与祀典、锡命、征伐、契约有关。因此，甲骨文和金文均是有特殊用途和用特殊手段制作的文字，并非是普遍应用的文字，其材料也非普遍使用记录文字的材料。另外，玉石文字(如(侯马盟书》)和帛书，其材料价值十分昂贵，也非寻常用品。把它们和日常写作的一般文字相比，只能占极小的比例罢了。
文字是社会化的东西，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人共同确认其符号所负载的意义和发音才能发挥功效。通过记录语言、书写成文字方能起到普遍传播和保留思想内容的作用。在汉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前文论述了竹简早于甲骨文和金文，并且是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因此竹简文字的书写对中国文字书写的方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竹简的制作是长条形，这样就决定了汉字书写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方向。由于简册一般是先编后写〔也有先写后编的)，书者用右手执笔，为了使书写方便，就决定了字行书写的秩序是从右到左。这种汉字书写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的特有款式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而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字的书写形式迥然不同，其源就在于中华民族四千多年前就开始使用竹简作为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解释在商、周、春秋时期的甲骨、青铜器、玉石、嫌帛这些材料，本可以写成其他款式的，为什么一开始就基本形成了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款式。其原因可解释为:即便使用特殊材料进行文字记录，也必须遵循普遍材料书写已成定式的书写习惯。
竹简的形制不仅是形成了中国文字固定的书写款式，而且对中国文字的简化、改造以及造型都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在汉字的发展中，为了适应语言的发展，它不断地创造新字，使汉字繁化;但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为了快速方便，又不断地改造繁字，使之简化。汉字是在繁化和简化交互作用中发展的。但最终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简化的方向进步。这里不得不看到这与在竹简上书写文字有关。
竹简形状窄而长。若书写成文字过多的简册，就有笨重的弊病，特别是书写成书籍之类，为了使书籍轻便，在制作竹简时尽可能使之细长而狭窄。现在能看到的楚简、秦简，其宽度一般仅在1-0.5厘米之间。在上面书写的文字，其小就可想而知了。把图画文字放在如此宽度的竹简上写出来，困难的程度是相当大的(虽然同时发明了适合在竹简上写字的用具:毛笔、墨、砚、削刀)。因此，简化文字是书写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约定俗成。在汉字发展漫长的历程中，这种简化程式不断地循环着前进。现在大略可以归纳为几种情况:
①把图画文字变成线条文字。如原始文字是自然、物体、鸟兽等图画符号，完全是很写实的形状。后来在书写的过程中逐渐变成抽象的线条绘画符号，最后变成线条的文字。其逐渐演进的过程，文字学家可以随便就举出若干例字来说明的。
②把横形字变成竖形字。如“象”、“马”、“虎”、“鱼”、“目”、“水”、“车”等字，在原始时期是横形的象形字。但在狭窄的竹简上书写这些字，其宽度显然不够，只好竖起书写，初看起来虽不顺眼，但毕竟书写时更方便容易些。因此，这类的字就从横形字改变成竖形字了。即使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虽有能写这些横形字的条件，但仍然要写成竖形，显然是受了竹简上书写习惯的影响。
③
④把汉字变成方块字。本来古人造字的形状并无一定的规矩，但要把这些字写在窄长的竹简上，左右两面就受到了有形的限制。写的文字造型上可以在上下两面发展，但在左右两面却是固定了位置而不能超越的。这样逐渐就形成了汉字左右平衡对称的造型。即使在契刻自由的甲骨文中，也能明显地看到文字造型受了竹简书写束缚的痕迹。就这样，竹简的形制就奠定了汉字成为方块字的基础。当然，在竹简上书写，文字的造型也不能在上下方向任意地乱发挥，在文字逐渐简化的过程中，上下方向也要与左右位置的造型相适应，使之进一步整齐。这样，在商、周时期，经过史官们的整理，汉字作为方块字的造型就固定了下来。
简犊上书写文字，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有着相当大的随意性。它对汉字进行改造和简化无时无刻都不会停止，是流动着的，有生命活力的，以至汉字从原始的图画文字简化成大篆，再简化成小篆和隶书，再简化成草书、行书、楷书的整个漫长的历史中都是如此:即一种新字体一旦成熟，它又开始向更简化的字体发展。我们对这些民间俗书很难找到它长期固定不变的、一种字体的规范模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正规固定的字体，都是官方正式整理的结果。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所知:西周宣王时期(前872一前782)，命太史著(史箱》十五篇，作为国家正式厘正的官方文字，这是对简犊俗书的一次大整理，是对约定俗成后新字体的承认和规范与美化。所以今天我们能见到宣王时期铸造出的《徐季子白盘》、《颂鼎》、《毛公鼎》这些动人心魄的箱文大篆;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实施有利统一国家管理的“书同文”政策，命李斯作《仓领》七章，赵高作《爱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对以前在战国时期秦国通行使用的俗书小篆进行形体标准化和整齐化，成为全国正式的官书体。因而今天还能看到《泰山刻石》、《琅哪台刻石》这些体态端庄停匀，用笔圆转舒徐有致的标准小篆字体。另外，据说程邀也对民间俗体隶书进行过整理工作，并得到秦始皇称善，但从未正式公布，这种整理出的“隶书”的面貌就不得而知了。但在东汉和帝(89-105)时，由贾妨撰《谤喜篇》，并“以《仓领》为上篇，《训纂》为中篇，(傍喜)为下篇……皆用隶字写之，隶法由兹而广”(见《书断》)。这是一种官方行为，是对在西汉简犊中已成熟的隶书的承认和整理。现在我们能接触到大量的汉碑，就是整理美化了的后汉官体隶书。在这些汉碑中，往往还能见到书者的姓名，如《西狭颂》为仇靖书，《邮阁颂》为仇纬书，《华山碑》为郭香察书等。他们都是在汉代郡县中专设的“书佐”小官，负责起草和缮写文书的“书法家”。
从先秦到汉代末年，书写汉字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实用，其次才是表现汉字的造型和线条的美。因此，我们把这大约三千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书法的前艺术阶段。在这阶段里，我们的先祖很早就发明了竹简为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在使用竹简(包括竹木犊、木简)这种材料的过程中，不仅固定了汉字的特有的书写形式，并把汉字的图画符号改变为线条符号，并最终造就成为方块汉字。在书写简书的过程中，一方面促使了汉字的结体愈来愈简化，另一方面，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而创造出的笔法，却使书写汉字的线条由简单到丰富、多变而优美。这为后来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提供了先决条件和良好的基础。即使在纸发明后，最终造成了简书的消亡，但它的巨大影响仍然在日后的文化生活和艺术创作中存在。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书法艺术和书籍印刷仍然沿袭汉简固有的、由上而下、从右到左的形制。它的丰富多变的线条及造型为书法家创造新风格所喜爱和吸取。甚至连我们使用的日常用语中，为“文犊”、“书简”、“信札”、“删改”、“刀笔”、“削正”、“编”、“卷”等词汇里无不闪现出古代简书时代的影子。
三、纸的发明引发了一场书法艺术的革命
现代考古已证明，在我国西汉时期就出现了纸，这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到了东汉和帝时期，宦官蔡伦在前人造纸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试验，用树皮、破布、麻头、旧鱼网为原料，终于造出了成本低廉、原料丰富、实用、又能快速大量生产的纸。蔡伦对纸改良的成功是在公元105年。经过了皇帝称赞和通令全国推广，纸作为书写材料就在全国很快使用开来，但简书仍然也在使用。这段时期是纸和简犊并行使用时期，大约历经三百年左右(直到东晋时，恒玄才下令废竹简)。在此期间，由于纸的发明和大量使用，为民间俗书施展才能开拓了广阔天地。据北朝书家王倍在(文字志目)所载，那时居然出现了三十六种书体，使文字呈现出十分混乱和繁华的局面。严格地讲.这时是隶书向草书、行书、楷书递相演进得极其迅速的时期。这种情况曾引起统治者的惶恐，认为会动摇儒家古典经书的地位和传授，于是在公元175年，汉灵帝下令蔡岂等学者把七种儒家经典书写成标准的隶书，刻成碑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以正谬误。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这类的情况在魏正始年间(240-248)也重复出现过一次，这也就是传世的《三体石经》碑刻。另外，还有后汉的文学家赵壹，看到世人如痴如狂地去竞习草书，认为既于世无益，又于名教无补，就作《非草书》一文来抨击这种非功利的书写潮流。其结果事与愿违。在汉末魏晋之际，各种书体相继成熟后，书法由实用艺术向观赏性艺术急剧地转化，犹如黄河决口，势之所至，谁也无法阻挡。而打开这个“决口”的工具，那就是纸!
在文房四宝之中，纸出现的时间最晚，而笔出现的时间可能是最早(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就有笔描绘的图案)。作为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就必须配有与之相适应的其他书写工具。如在简犊作为书写文字主要材料时期，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得知与它配套的毛笔的情况是: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楚笔，笔径为0.4厘米，笔毛围在杆一端，丝线缠住，外面檬漆而成;在湖北云梦睡地虎出土的秦笔，笔径为0.4厘米，笔端已镂空了毛腔;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笔，上尖下粗，毛腔在下，笔径为0.5厘米;在居延出土的东汉早期笔，笔径为0.65厘米;在武威出土的东汉中期的两枝笔，一名“史虎作”，笔径为0.7厘米，另一名“白马作”，笔径为0.8厘米。我们比较这一系列古笔实物，就得知毛笔不断改进的情况。从楚笔、秦笔、西汉笔的笔径了解，那时的笔毛细少，很适合书写简犊书法。从东汉早期笔到中期笔，笔径加粗(同现代一般毛笔粗细相近)，笔毛增多，制作也精致了，这种笔既可以写简赎，也适合在纸张上书写了。到了汉末三国时期，造纸术不断改进，纸的质量愈来愈好，具有细、软、匀、薄的特点，随之笔、墨、砚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制笔主张用硬毫，并认为“笔要取崇山绝初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笔阵图))。人工造的优质松烟墨，逐渐取代了天然的石墨，“石墨自魏晋以后无闻，松烟之制尚矣”(《墨经》)。砚在东汉后期已改为用墨磨的砚，而不用过去研石砚了。甚至不少书法家也直接参与其事，如汉末著名的书家左伯，字子邑，就是造纸的能手。他造出的纸为书家们竞相选用，博得了“子邑之纸，妍妙辉光”的美誉;被称之为“草圣”的张芝，字伯英，也为制笔名家。南齐的萧子良赞之为“伯英之笔，穷神尽意”;还有韦诞，字仲将，他不仅是著名书家，而且还是造笔、造墨的名手，尤以造墨出色，人誉之“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对此他自己也颇为自负。当时人们把“子邑纸、仲将墨、伯英笔”列为“三珍”。
为什么在纸发明之前，虽然笔、墨、砚早已存在，但书法一直都处于实用为主的阶段，而当纸发明后，书法就很快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了?其中的因素有很多，它包括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哲学的、科学的等在内，但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因纸的发明和普及。纸的使用就成了书法成为独立艺术的催化剂。我们都知道，创造一门艺术必须具备两大要素:一是要有技巧的美;二是通过技巧美去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境界。二者缺一不可。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当它在简a上书写时，窄小的幅面限制了用笔的自由发挥和技巧的深化，竹木材料的质地无论如何也很难表现出精妙的笔法美和墨法美。因此，艺术必备的第一要素就成了它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当纸发明后，在书写汉字使用幅面宽阔质地优良的纸张时，这道“鸿沟”才被填平了。
韦诞曾自负地说:“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之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千言。”(汉末·赵歧(三辅决录))这里他把优质的笔、纸、墨放在首位，再加上他书写的技巧，然后就能够表现出他高超的书法艺术了。类似的言语在王僧虔《论书》一文中也重复强调过。可见当时的书家们普遍认为完备的优质书写材料和工具是创作书法的先决条件。假若没有纸的发明，创作的先决条件就不完备了，就谈不上书法艺术的事。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研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策也，贬笔者吉凶也，出人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点画者磊落也，戈筛者斩所也，放纵者快利也，著笔者调和也，顿角者ra捺也”(《笔势论十二章》)。这篇六朝人依托为王羲之的文章，也把纸放在首位。如果没有纸这个阵地，“将军”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施展其指挥的才能，其他“谋策”、“凶吉”、“号令”、“杀戮”等等均要落空。这就体现了纸在书法艺术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当纸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后，笔画可以在上面自由自在地舒展了，结体的大小变化、线条的粗细长短也可以任意地发挥了。“笔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这种能抒情表意的艺术形式与汉末魏晋时期崇尚自然、提倡个性解放的社会风气十分吻合，因而大批的士人沉迷其间，不惜废寝忘食去勤学苦练，颓笔成家\池水尽墨，不少人把一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对书法艺术的钻研上。为了比较书艺的高低，还出现父与子、君与臣相争赌胜的故事。显然此时的书法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简犊时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能成为一个书法家在当时是十分荣耀的事。虽然他们各自探索出的精妙的书法技艺无不自秘，但在流传下来的一些著作中如蔡邕的《笔论》、《九势八字诀》;卫恒的《四体书势》;传为卫铄的《笔阵图》;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王僧虔的《论书》、《笔意赞》等文里还是叙述得淋漓尽致:把笔法深研到“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的地步;笔下字迹要有“肌肤之丽”、“骨丰肉润”之美感;行气章法须是纵横有象“方得谓之书”;力求达到“神彩为上，形质次之”二者兼有的艺术境界;而其目的无非是抒散怀抱，任情态性而已。在这种书法艺术潮流的大势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书法家。南朝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从后汉至晋就列出了著名书法家六十六人，北朝王惜在《古今文字志目》中，把后汉至南北朝的著名书法家也列出了一百三十四人。这是多么可观的一个艺术阵营。他们除了去继承古法以外，更醉心于探求新法，特别在时代的新书体—草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中去表现艺术才能。他们张扬的是个性，追求的是风格，因而有“胡肥钟瘦”之变，“家鸡野鹜”之忿，“献今羲古”之异，“恨二王无臣法”之狂，如此等等，真是一个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艺术时代。在整个社会都掀起了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对书法家崇拜的风气。每当见到有著名书家在挥毫时，就会出现观者如堵的场景，留下的哪怕是片纸只字，人争宝之，不窗金玉。有权势者更甚，东晋时的桓玄，南朝时的萧衍都是有名的书法大收藏家。桓玄即使在兵败时，虽然逃窜狼狈不堪，也要将二王法书随身携带，不忍抛弃。萧衍收集了大量的书法家作品，在他儿子梁元帝亡国时，将他所收藏的十四万卷古今图书一火焚之。其中，其他书法家的作品不算，仅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就有七百六十七幅，共一万五千纸。
有艺术家、有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这是任何独立艺术门类的标志。就这样，因纸的发明、改良和普及，引发了一场艺术的大革命，使书法迅速地摆脱了实用为主的侄桔，成为一门以观赏性为主的独立艺术。在汉末魏晋时代形成的飘逸脱俗的书风，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高不可攀的艺术高峰，因而彪炳史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稿
来源：侯开嘉著，中国书法史新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