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集古录》
文/曹宝麟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孤家贫,母教以荻画地练字。天圣八年(1030)及进士第。景祐间(1034--1038)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反对宰相吕夷简被贬，他作书斥司谏高若讷,因责夷陵。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擢知制诰，同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出知滁、扬、颍等州,在野十一年。召还任翰林学士。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拣拔英才,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天下文风为之大变。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初,出知数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请致仕。主编《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很早就对书法发生了兴趣。尽管那时他还功亏临池,但对书法的基本要求却了然于心。他在中晚年时发过这样的感慨:“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这或许是有感于年轻时与石介(1005-1045)的一场辩论的回忆。在这场辩论中,我们能感受到欧公嫉恶如仇、义正辞严的一贯作风。这件事缘起于石介信上的字迹,出于对同年的情谊,欧阳修深感有规劝的责任。《与石推官第一书》云:
君贶(王拱辰)家有足下手作书一通及有两像记石本,始见之,骇
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辨其点画,乃可渐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
问人曰:“是不能乎书者邪?”曰:“非不能也。”“书之法当尔邪?”曰:
“非也。”“古有之乎?”曰:“无。”“今有之乎?”亦曰:“无也。”“然则，
何谓而若是?”曰:“特欲与世异而已!”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
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
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
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况今书前不师
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虽天下皆好之,犹不可为;况天下皆非之,乃
独为之,何也?是果好异以取高欤?
石介的手迹今幸存《内谒帖》(图2-1.1),不像是请托“能者”所为。虽未至“骇然不可识”的地步,但其稚拙不能书,在北宋的名公大儒中确是绝无仅有。石氏为人极有个性,敢说敢为,好作异论,他当然不能接受欧阳修的意见,其《答欧阳永叔书》不免强词夺理,文过饰非:
书中又言仆书字怪且异,古亦无,今亦无,为天下非之。此诚仆之
病也。自幼学书,迨于弱冠,至于壮,积二十年矣。岁月非不久也,功非
不专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独于书讫无所成,此亦不能强其能也。岂非
身有所不具乎?仆常深病之,实为无奈何。少时乡里应举,礼须见在仕
者,未尝能自写一刺,必倩能者。及为吏,岁时当以书记通问大官,亦皆
倩于人。有无人可倩时,则废其礼。或时急要文字,必奔走邻里,祈请于
俗,今反肯自为之乎?仆诚亦有自异于众者,则非永叔之所谓也。今天
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响应,仆独确然自守圣人之经。凡世之
佛、老、杨亿云者,仆不惟不为,且常力摈斥之。天下为而独不为,天下
不为而独为,兹是仆有异乎众者。然亦非特为取高于人,道适当然也。
苟必欲取高于人,古之圣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轲、扬雄，
古之贤圣莫如皋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贵莫如行。今
不学乎周公、孔子、孟轲、扬雄、皋陶、伊尹,不修乎德与行,特屑屑致意
于数寸枯竹、半握秃毫间,将以取高乎?又何其浅也!且夫书乃六艺之
一耳,善如锺、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伎以
事上者。与夫皋陶前而伯禹后,周公左而召公右,谟明弼谐,坐而论道
者,不亦远哉!古之圣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轲,有荀卿，有扬
雄,有文中子,有吏部(韩愈);古之忠弼良臣,有皋、夔,有伊尹,有萧、
张,有房、魏，皆不闻善于书。数千百年间，独锺、王、虞、柳辈以书垂
名。今视锺、王、虞、柳,其道其德孰与荀孟诸儒、皋夔众臣胜哉!夫治世
者道,书以传圣人之道者已。能传圣人之道足矣,奚必古有法乎,今有
师乎?永叔何孜孜于此乎?又谓介端然于学舍，以教人为师友,率然笔
札自异,学者何所法?噫!国家兴学校,置学官,止以教人字乎?将不以
圣人之道教人乎?将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将不以仁义礼智信教人乎?
永叔但责我不能书,我敢辞乎!
对于石介以道德凌驾于书法之上的诡辩,欧公又写了《与石推官第二书》:
足下谓世之善书者,能锺、王、虞、柳,不过一艺,己之所学,乃尧、
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又云因仆之言,欲勉学之者,此皆非也。夫所
谓锺、王、虞、柳之书者,非独足下薄之,仆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学其
书而悦之者,与嗜饮茗、阅画图无异,但其性之一僻尔，岂君子之所务
乎?然至于书,则不能无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务乎记事,而因物取类为
其象。故《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扬子曰:“断
木为棋,桄革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书乎?今虽隶字亦变于古,而变
古为隶者非圣人,不足师法,然其点画曲直犹有准则,如母毋、彳亻之
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读矣。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
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
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
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于世可乎?不可也!
则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亦犹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
意,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若果
不能,又何必学?仆岂区区劝足下以学书者乎?
石介就此哑口无言。朱弁(?--1144)评论此事,批评石氏“大略皆谰辞自解”,认为欧公“此言诚中其病”,他说:
守道(介字)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金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
其答书之词而观之,其强项不服义,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犹可
想见。称推官者,盖在南京时也。计其齿方甚少,不知后竟少悛否?……
近岁有一二少年,虽开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规矩,好奇尚怪,遇事
辄发,其书字尤任意,本欲以为高,而不知自陷于浮薄。文忠公之言,真
此辈之药石也。
欧阳修的性格就是这样,对于原则问题,他总是据理力争,决不姑息。书字虽为不关乎道德的小事,但如果硬要以注重于道德而可以原谅自己的信笔涂鸦,甚至于纯为标新立异而矫揉造作炫世惑人,那么这种做法不仅是个人的行为，它事实上已经或即将产生对社会的不利影响。欧阳修正是站在政治家卫道的立场和高度上看待书法问题,因而自然有一种深刻的穿透力，随着他政治地位的加强和文坛领袖权威的确立,这种穿透力便转化为震撼力和号召力。
在欧阳修之前的宋人文集中,论及书法的内容寥若晨星,显示出整个社会对书法超乎寻常的冷漠。只有欧阳修出现,我们才读到较多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述。尽管它们大多随感而发，尚未具有书论的学术品位，但这种初级的铺垫，正如大野拂晓的雄鸡一唱，迎来的是一个生机勃发的黎明。
他在编撰《集古录》的过程中,发出最深的悲慨,是以古律今的无地自容,而这“古”则是刚成为过去的近古:
自唐末兵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圣宋兴百馀年间,雄文硕学
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
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
岂其工书如尽礼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尔!余每得唐人书,未尝不叹
今人之废学也!
右《安公美政颂》,房璘妻高氏书。安公者名庭坚,其事迹非奇而文
辞亦匪佳作,惟其笔画道丽不类妇人所书。余所集录亦已博矣,而妇人
笔画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
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頔、高骈,下至楷书手陈游壤
等书皆有,盖唐之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
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
他认为当代“屈指可数者”,在他为蔡襄所作的一篇文字中有了交代,因而今不如昔的感慨发泄得更淋漓尽致了:
唐世执笔之士,工书者十八九。盖自魏、晋以来风流相承,家传少
习,故易为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之乱,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
海分裂,士大夫生长干戈,于积尸白刃之间,时时有以挥翰驰名于当世
者,岂又唐之馀习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杨凝式之
行草,至于罗绍威、钱镠,皆武夫骄将之子,酣乐于狗马声色者,其于字
画亦有以过人。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学称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
间寂寥者久之。岂其忽而不为乎?将俗尚苟简,废而不振乎?抑亦难能
而罕至也?盖久而得三人焉。向时苏子美兄弟以行草称,自二子亡而君
谟书特出于世。君谟笔有师法,真草惟意所为,动造精绝,世人多藏以
为宝,而余得之尤多。若《荔枝谱》《永城县学记》,笔画尤精而有法者，
故聊志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庐陵欧阳修书,嘉
祐八年岁在癸卯中元日。
苏舜元、舜钦兄弟在世时,欧氏自顾不周,他对推崇这甚不得意的兄弟俩当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嘉祐年间(1056-1063)是欧阳修一生仕宦达到巅峰的时期,作为文坛领袖,他完全可以凭借他的权力和威望办成任何想办的事情。他极力抬举屡试不第的布衣苏洵,在知贡举时又录取了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以及曾巩等人。他赠诗当时还是小官的王安石,增重其声价。所以“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六家,除欧阳修之外,其他人的成名都与其推重有很大关系。在书法上,他又不失时机地揄扬蔡襄:
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
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君谟
颇笑,以为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十馀年,竟如何哉!
这一段话据我考证,是写于嘉祐六年(1061)的深秋,上距苏舜钦逝世正好十二年。是年夏天蔡襄自泉州抵京莅三司使任,所以欧公提议蔡襄“主盟”，正与此时得势的庆历新政主将间相互汲引和推重的背景有关。不过,欧阳修推蔡氏为盟主,更有感激的成分在内,是蔡襄把他引入了书法的殿堂。皇祐五年(1053)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追述前事云:
某亦厌书字,因思学书各有分限,殆天之禀赋,有人力不可强者。
往年学弓箭,锐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后又见君谟言学书最乐,又锐意
为之。写来写去,转不如旧日,似逆风行船,着尽气力,只在旧处,不能
少进。心竭力倦,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笔迹,真可
贵重也。今后只看他人书,亦可为乐,不能生受得也!
“逆风行船”的比喻与“如溯急流”同意，表示出初学阶段的苦闷彷徨。今存欧阳修最早书作是书于嘉祐元年(1056)的《灼艾帖》(图2-1.2)，此帖笔力软俗,带有较多周越的特征。他这段时间内的书迹,受到不少的批评,如他的朋友江休復(1005-1060)说:
永叔书法最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
黄庭坚看到的是稍有力的字,也许年代须略晚一些:
欧阳文忠公颇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
欧阳文忠公书不极工,然喜论古今书,故晚年亦少进。其文章议论
一世所宗,书又不恶,自足传百世也。
黄氏说得不错,欧阳修正是靠“喜论古今书”,晚年书法才得到了进步，
但不是“少进”,而是大进。这点欧公自己也毫不掩饰:
余初不识书，因集古著录,所阅既多,遂稍识之,然则人其可不勉
强于学也?治平元年(1064)三月朔日书。
余以集录古文,阅书既多,故虽不能书而稍识字法。
“集古著录”和“集录古文”即是《集古录》的撰述。欧阳修写这部书所得到的报答，是不期而然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足以成为杰出书家的条件。他越是觉得不忍割舍,集录的碑帖越是丰富。他浸淫在美不胜收的碑帖海洋中,通过甄别、分析、比较,提高了认识水平,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起点问题。下面此则,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勉强于学”的。认识的逐渐深化,使他触类旁通,悟到了可贵的书理:
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
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
必久。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
因见邕书,追求锺、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画
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馀,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
西窗信笔。
这真是可以称为“彻悟”了。遗貌取神,历来认为是学习的正果。徒袭某家的面目,以咀嚼他人之唾余而津津有味,是最没出息的表现。欧阳修最有心得的一点,即“邕书未必独然”,也就是说,从李邕可以通向大道,而这并非惟一的途径,取道其他某家,只要是公认的大家,照样能殊途同归。这就找到了一个普通的法门，即西人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也。看欧阳修晚年的书法，如《集古录跋尾》(图2-1.3)四则，觉得除字形
扁阔尚能寻到一些李邕的影像之外,基本上已化成了自己的形貌。这一高古淳厚的精神,体现了他本人的襟怀和学养。正像苏轼所言: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
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
宝,不待笔画之工也。
晚年的欧阳修,再不是只能自甘于“看他人书”的“厌书字”者了,他已把书法作为惟一的爱好,因为他从中得到了无尽的乐趣: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以废去,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贤留意于此,不为无意也。他甚至为自己制订了学习的计划:
自此已后,只日(单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
十年不倦,当得书名。然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莫不皆然。有以寓
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
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
得名而气耗,乐心则身劳,这本是很难调和的矛盾。欧阳修既承认书法是其惟一爱好,却又时时警惕着不要沉溺其中,他在学书的过程中往往依违于这矛盾的两极,显得过于清醒:
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
案作字,殊不为劳。当其挥翰若飞,手不能止,虽惊雷疾霆,雨雹交下，
有不暇顾也。古人流美,信有之矣。字未至于工,尚已如此,使其乐之不
厌,未有不至于工者;使其遂至于工,可以乐而不厌。不必取悦当时之
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适而已。
发为诗句,也是不忘一段告诫:
苏子归黄泉,笔法遂中绝。赖有蔡君谟,名声驰晚节。醉翁不量力，
每欲追其辙。人生浪自苦,以取儿女悦。岂止学书然,自悔从今决!
学书不觉夜,但怪西窗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浓淡。人生不自知，
劳苦殊无憾。所得乃虚名,荣华俄顷暂。岂止学书然,作铭聊自鉴!
结句都似乎有决绝之意,但事实上他是欲舍不忍甚至欲罢不能的:
每书字尝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尝有初不自喜,隔数日
视之,颇若稍可爱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销日,何用较其工拙?而区区
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非人心蔽于好胜耶?
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
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汩情而为害者，愚
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耳!
看来欧阳修只能自认为“君子”。但这君子毕竟是受儒家思想哺育成长的。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将包括书在内的六艺置于最末的从属地位,而对它只能抱着游戏的态度。于是欧阳修不得不遵循这一教条,他必然对异教徒的怀素表示极大的不满了:
右怀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书擅名当时,而尤见珍于今世。予尝
谓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馀兴,初未用意,而自然可
喜,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
苦,是真可笑也,怀素之徒是已。
欧阳修-再强调自己学书只是聊以消日,不计工拙,因而以不劳为原则。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仿佛学书并不需要花太大的工夫。其实不然，欧公嘉祐六年(1061)时就说过:“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馀。”熟练是技法层面的基本要求,当然应该付出巨大的劳动,怀素“绿天庵”种芭蕉学书的故事,欧公自然是耳熟能详的。然而书法毕竟不能以技法纯熟和模拟古人为目的,书法当有更高深的追求。欧公在嘉祐二年(1057)即有清醒的认识:“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四有这个指导思想,他才能做到“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如果全身心地投人,最终还是难脱奴书,那么又有何益呢?他说:
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遣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这就彻底解开了疑团。欧阳修反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固然有杜绝功利主义的积极意义，但其出发点则是提醒世人更需要注重比书法远为重要的道德修养问题:
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
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
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
爱其书者兼取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
也,惟贤者能存尔,其馀泯泯不复见尔。
欧阳修的这个思想,后成为苏、黄等人评判前代书家的主要标准。苏轼评欧字,用的就是这一尺度,可以看作是对欧阳修的最好回报:
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
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
当然,欧阳修对尚意派书家的影响远不止这方面。例如苏、黄等人鼓吹“戛戛独造”,“绝去依傍”,而欧公对此早有警辟的论述:
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远甚。父子之间,不同如此,然皆有
足喜也。
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
乌有定法邪!至魏晋以后,渐分真草,而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
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绝,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
谓天下孰知夫正法哉!
羲、献虽为父子,但子不袭父,各成面目,而惟有“相去远甚”,才能“二王”并称。父子尚且如此,那么后世“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则未免有些自灭志气了。“法”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积累、逐渐丰富的。文字草创之初,从无到有,“初何所据”,确是无法可依的。先民上观天象,下察蹄远,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其时所法只能是自然。自从文字脱离象形而变为抽象线条的组合,书体“随时变易”,是先有体后成法,并不以何家之“定法”为转移。只是书体发展至真书已经终结,以后只是风格的变化。羲、献父子出现在真书成熟以后,但他们的功绩是使真书彻底摆脱了隶书的痕迹。唐太宗独尊大王的消极后果,是使后人迷信于“尽善尽美”的说教而不敢奢望逾越人为的顶峰。这一流弊给北宋书坛带来的恶劣影响即是因循守旧、不思振作,以致百余年书学凋疏、英才蹉跎。欧阳修写下这段话是在治平元年(1064),时年五十八。对于一个老人,有这样毫不保守的观点,诚然难能可贵,但我认为欧公之所以作出这振聋发聩的呼吁，完全出自作为文坛领袖的时代责任感，与他在文学改革中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宋朝到“后欧阳修时代”出现了“尚意”书风,绝非偶然。它与欧公导夫先路的理论贡献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欧阳修对宋代文化的功绩也同样可用“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来评价。
《集古录》是欧阳修的又一伟大贡献。如果说他的书论影响力止及于当时的话,那么这本书则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开创之功。它是目前所存金石碑帖著录类书籍中最早的一部。
欧阳修在写给蔡襄的信中谈到了著录的缘起:
向在河朔,不能自闲,尝集录前世金石之遗文,自三代以来古文奇
字,莫不皆有。中间虽罪戾摈斥,水陆奔走,颠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
忧患悲愁,无聊仓卒,未尝一日忘也。盖自庆历乙酉(1045)逮嘉祐壬寅
(1062),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顾其勤至矣,然亦可谓富哉!窃复自念，
好嗜与俗异驰,乃独区区收拾世人之所弃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
辄自叙其事,庶以见其志焉。然顾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则自视
前所集录,虽浮屠、老子诡妄之说,常见贬绝于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
忍遽废者,何哉?岂非特以其字画之工邪?然则,字书之法,虽为学者之
馀事,亦有助于金石之传也。若浮屠、老子之说,当弃而获存者,乃直以
字画而传,是其幸而得所托尔,岂特有助而已哉!
他的《集古录目序》对“人弃我取”更有进一步的说明: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
近且易,有不能致之……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汤盘孔鼎,岐
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
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
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
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
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
如一,予性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
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
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
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
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
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或讥予曰:“物多则其势难聚，
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
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此书据自述是花了十八年的工夫，但是今本第一卷的《前汉雁足灯铭跋》所记为“熙宁壬子(1072)四月”,比成书又晚十年,且去其逝世已不足半载。可见关于欧公暮年怕贻笑后生面对己作不断修改增删的传闻，确实无疑。
《集古录》原有千卷,后来有人规劝,于是“撮其大要”,删剩今天所见的十卷共四百余则跋尾。欧阳修写给老友刘敞的信中说:“愚家所藏《集古录》,尝得故许子春为余言,集聚多且久,无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举取其要,著为一书,谓可传久。余深以其言为然。”国许子春即许元(989一1057),也就是《目序》中讥笑欧公的那个人了。欧阳修原先为防转写失真而采取“因其石本,轴而藏之”的方法,周必大云:“六一堂《集古录》千卷,卷为一通,缥以缃纸,束以缥带,揭秩次于外,列名物于首，而系考证于后,衔幅皆用名印,其精谨如此。靖康间,公诸孙避难南行，不能尽载,乃取遗泽而弃旧刻。”国幸好听从朋友劝告,否则流传到今日恐只有残纸了。今本跋尾所记一些名碑,如秦《石鼓文》、汉《礼器碑》《华山庙碑》《衡方碑》以及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东方朔画赞》《颜勤礼碑》等,尚有原石和旧拓留存,但大多数已无实物可资参照了。当然,即使如清人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中著录的碑刻也多未能幸存，这只能归咎于人为的毁坏和科技的落后。但是退一万步讲,《集古录》毕竟保存了一些名碑的历史故实和书家的艺术资料。最为可贵的是，欧阳修的《集古录》开启了以碑证史和以碑纠史的先河。
欧公为搜集资料可谓煞费苦心。他自称“力犹未足”,也许与皇室的权威无法相比,但他出于有心,能“一于所好”,因而日子一久便能集腋成裘,蔚为大观。他的资料除自家旧藏外,还有三个来源。一是索取朋友的庋藏。如颜真卿的《宋公(璟)碑》二本,即得于酷好颜体的韩琦。二是委托朋友在任所寻访。如在给冯京的信中云:“闻金陵有数厅,梁、陈碑及蒋山题名甚多,境内所有,幸为博采以为惠。”给王素的信中云:“蜀中碑文,虽古碑断缺,仅有字者,皆打取来。”给张职方的信中云:“县境有好碑,试为访之,别后所收必多也。”三是朋友或学生投其所好。如《敦医铭》跋云:“嘉祐六年,原父(刘敞)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而咸、镐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儿往往有得,必购而藏之。以余方集录古文,乃摹其铭刻以为遗。故余家《集古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终南古敦铭》云:“大理评事苏轼为凤翔府判官，得古器于终南山下。”欧阳修每有收获,都不禁产生贫儿暴富般的狂喜:“惠以古器铭文,发书惊喜失声。群儿曹走问乃翁夜获何物,其喜若斯?”他乐此不疲,忘乎所以:“如今只见此等物粗有心尔,余皆不入眼也!”他甚至把墨拓昵称为“黑鬼”:“又因得与史传相参验证,见史家阙失甚多……庶知所谓‘黑鬼’者,虽老钝之人媚着,然亦不为无益也。”欧公寝馈于斯，近乎痴迷，因而不仅进度甚快，而且成果颇丰，以致挚友怀疑他是有人捉刀,欧公答王回信云“《集古录》未始委童奴”,即是辟谣的声明。欧阳修在撰述《集古录》时学风极其严谨，同一碑版往往数易其稿。今本有时并收“集本”和“真迹”的两种文字,虽有大同小异,但大多数却是重起炉灶。譬如今存《集古录跋尾四则》墨迹的第二帖云:
右汉杨君碑者,其名字皆已磨灭,惟其铭云“明明杨君”,其姓尚可
见尔。其官阀始卒,则粗可考云:孝顺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见,嘉其忠
臣之苗，器其玙璠之质，诏拜郎中,迁常山长史，换犍为府丞，非其好
也,乃翻然轻举。宰司累辟,应于司徒,州察茂才,迁鲖阳侯相、金城太
守。南蛮蠢迪,王师出征,拜车骑将军从事。军还策勋,复以疾辞。后拜
议郎、五官中郎将、沛相。年五十六,建宁元年五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终
始颇可详见,而独其名字泯灭为可惜也。是故,余尝以谓君子之垂乎不
朽者,顾其道如何尔,不托于事物而传也。颜子穷卧陋巷,亦何施于事
物耶,而名光后世。物莫坚于金石,盖有时而弊也。治平元年闰五月廿
八日书。
此则今见《集古录》卷二,定名为《后汉沛相杨君碑》,纪年为“治平元年六月十日”,即比上录要晚半月,而文字几乎不相剿袭:
右汉沛相杨君碑,在阌乡杨震墓侧。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案《后
汉书》,震及中子秉、秉子赐、赐子彪皆有传。又云震长子牧,富波相;牧
孙奇,侍中;奇子亮,阳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众,蒋亭侯。
又有彪子修。杨氏子孙载于史传者止此尔,不知沛相为何人也。碑云:
孝顺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见,拜郎中,迁常山长史,换犍为府丞。宰司累
辟,应于司徒,州察茂才,迁鲖阳侯相,后拜议郎、五官中郎将、沛相。年
五十六，建宁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终始尚可见而惜其名字亡
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书。
后跋增添碑的处所并简列杨震族谱，为后人继续探索这个碑在杨茔而身份不明的沛相提供了方便。另外,杨君并无值得称道的显行,因而把前跋比附颜回的赘议删去也是十分适当的。尽管欧公并未将前跋收入以使附见,但真迹的存世却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撰写过程中谛思的审慎。欧阳修是位史学家,他坚持治史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撰写《集古录》的过程中,用碑、史互证,收到了抉幽钩沉的良效。如发现楚相孙叔敖名饶®,纠正了三国魏邓艾的名字读蒿艾音之非等。另外实物的统计亦应是比较可信的方法。他由于百方搜集不到西汉的碑刻,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
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后始有也。
尽管并未探求原因,但确实是条真理,而且为今天的考古所证明。对于古人的一些成说，欧阳修也不拘泥偏信，而是利用自己的博闻,通过独立的思考作出判断。如指出唐人韦应物和韩愈认定《石鼓文》为周宣王时物证据不足，证明旧传锺繇《贺捷》《戎路》二表非其所书等等,都是信而有征。又从书体入手指明《瘗鹤铭》非王羲之书,因“华阳真逸”为唐代顾况道号,乃提出可能出自顾氏,也可聊备一说。欧阳修在此书中体现出的“职业道德”也值得称道,他不掠人之美，对朋友给予他的帮助都表而出之。如刘敞向他提供周秦古器、杨南仲为他解读,韩琦、裴煜、文同等赠送碑拓,蔡襄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等,他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即使在学术上有相左意见，他也能做到求同存异，体现了民主的作风。
总而言之,《集古录》不仅对书法,而且于史学、金石学、文学等都有卓著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