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汇与变通
——于延丰书法作品网络展
在考察当代岭南书法创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产生不小的遗憾，相对于行草书、小楷、甚至魏碑的蓬勃、洋洋大观之势，岭南书坛的隶书创作无疑显得相当的弱小，能产生的话题或许也只有唏嘘之叹。曾经在岭南风靡一时、效者甚众、且几乎代表广东隶书形象的“广州隶书”，本源于隶书大家吴子复，却被后继者“去精取粗”“去神取形”地整出一种结构庸正刻板、用笔简直刻意、形态呆板无趣的面貌，被人讥为“隶书馆阁”；一度以“茅龙隶书”行走于书坛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名声卓著的欧广勇先生，大有开岭南隶书、简牍书创作新风的趋势，惜在当时广东书坛整体趋于保守的时态下应者寥寥，而且“茅龙隶书、简牍”在工具与技法嫁接上先天的难度以及在审美理脉上缺少认真的建构，再加上欧广勇先生过早地淡出“江湖”，致使这一本有可能改变岭南隶书创作格局的契机遗憾地走失；近十多年，随着“展览时代”“展览效应”“展览体”的全面膨胀，展览体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隶书作者，广东的隶书作者在以“入展”“入会”的利益驱动下，自然也不能摆脱被“流行”洗脑的命运，所以，而今广东凡有在展览场景中出现的隶书作品，几乎都是“流行体”的徒子徒孙，丧失了独立的审美理念和创作品格，令人扼腕！
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东的隶书作者，长期的“随人作计终后人”的情状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性，甚至是一种痼疾，小而言之，这可以指认为作者文化缺失后的精神迷失，大而言之，这又可以说是广东书坛创造、创新精神的集体萎缩，这对于广东书法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广东书坛的年轻一代应该理智地正视并努力改观！
因为上述情由，我对广东中青年书法家的隶书创作一直比较关注，由此，我对深圳于延丰的隶书创作也就进行了认真的考察。
作为一个外来的书家，于延丰对于广东本土生成的隶书“现象”肯定是陌生的，他也就可以很幸运地远离“广州隶书”在广东顽固性的辐射；但置身于书法展览时代的“繁荣”背景下，他却难以不被“成功”书家、不被时风所影响，所以，一看他的隶书作品，就能感觉到他与“展览体”的接轨，就能指认出他笔下“某某”“某某某”的影子——对此，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通过这样的“接轨”能成功地戴上“国家级书法家”的“冠冕”，已经在书法界芸芸众生中显示出优秀了，对许多人来说，这也就够了。但如果仅限于此，也自然无需置评。
所幸的是，我们在于延丰身上发现了更为良好的“基因”，更幸的是，我们能感觉到于延丰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路向。
我们发现，于延丰对于隶书形质的融通似乎有一种突出的能力。在于延丰的笔下，几乎可以发现所有汉隶名碑的影子，而且都能比较完好地共生在一种统一的体态之下，而且又都能以一种轻松的笔调舒展出来。这首先当然可以想见他非同常人的临池之功，也可以看出他已经调理出了一套“活络”的创作之法，但我从中更深入发现的倒是他对汉隶“精神”的把握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准确，融通的功夫也堪称高明，这一点，必将决定他日后真正的成就。
汉隶的“精神”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也是一个难以真切表达的话题，又是一个习隶书者必须去深入认识的一个课题。我们面对汉碑，《曹全》舒展优雅，《礼器》精致爽劲，《张迁》方茂质朴，《石门》雄健飞扬，《西狭》峻整博健，如此种种，在审美情趣上各有特质，似乎并不能以一端而概说，但我们又分明能感觉到一种共同的气象，那就是正大阳刚、雄劲舒张的蓬勃气度、大汉之风，这正是中华儒家文化鼎盛时期呈现的强国精神气质，汉隶的“精神”也正在这里！所以，当汉隶的书写成为一种艺术，则任何时代、任何情态，其作为“艺术”的主体审美精神，都应该立定于此！
于延丰应该是理解了“汉隶精神”的。
于延丰的隶书首先表现出来的正是那种正大的形态，他的书写源头主要就集中在《张迁》、《石门》、《封龙山》、《西狭》上，而且取的是它们的共同体态，即端重峻整又舒张飞扬，这样就能溢出明显地阳刚雄健之气，动人心魄。这样的书写基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走向低俗，气质上本应该“根正苗红”的，但是如果过多地在此中玩弄小技巧，就又很容易“巧令生俗”，生成媚俗、艳俗，当代隶书创作就大面积地生成这样的另一种披着“创新”外衣的恶俗。“正大”和“小巧”在风格气质上是不能共生的，好在于延丰明白这一点，能一如既往地在“大”处着眼，将“大”的格局护卫得颇为妥帖，不屑于过多地、刻意地去整那种“技法流”的东东——这是我看好于延丰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还注意到于延丰在汉隶上的“通解”。许多习隶者，往往斤斤于碑的表面，用笔只在“描摹”，取形也在“复制”，所以常常看到学《张迁》者硬笨、学《石门》者松沓、学《西狭》者刻板，如此等等，实际上都是缺少对汉隶的一种“通识”性认知和训练。其实只要在气质和气象上把握住了汉隶，用《张迁》的笔法一样可以写《石门》、《西狭》，其他亦然，而且，真正做到了笔法打通、形意融通之后，汉隶书写的天地就豁然开朗了！于延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有时是《张迁》的调子，有时是《石门》的调子，有时是《西狭》的调子，但又好象所有汉隶经典的东西都在，笔下浓浓的“汉风”时时在感染着你，这不得不让你折服！
“通”和“变”是一组矛盾，但经常又互为因果，善通者必能变，能变者必知通，所以我们也就常常用“通变”来评价每一行当的能者。
于延丰笔下之“变”，我们似乎也能觅得端倪：首先，他在“融通“之后，显然对“意象”的强调更加自觉甚至希图从中形成自己的“感觉”，比如他对“趣”的表现，注重“内在的”行书化，即重点关注气息的流贯，而不是表面的俗气的笔画连带；比如他在“形”的构成上，着重呈现自然形态和特异形态的互补和结合，但始终不偏离正大的气度。第二，他好像反过来在“化用”流行体、展览体中新鲜、时尚的手法，将之回归到汉隶的“本体”中故其本、耀其神，在“虚”和“实”的转换中更见自如，这可能会给他带来最直接的效应，那就是，当他真正寻觅到“变”的方向后，能够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坐标。我这样观察和分析的结果，不知道有多少出自于他的主动和自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能够把握好，但，有了这些相当让人看好的迹象，于延丰都应该且必须更加沉潜地去思考、去修炼！
我们一直期待着当代广东书坛能出现一批具有独立审美意识和“书史”辨识能力的青年俊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一批在“国展”风向标下蹦跳的“会员”，甚至是只会跟着那些“获奖书家”甘成为“流水线”下来的产品，或者是被只会耍几套“笔法”的伪“导师”洗脑的“学员”。于延丰有着目前良好的基因和状态，就应该立下更高的志向，甚至从塑造“大我”的境界上要求自己、鞭策自己，那就是，以振兴广东的隶书创作为己任，不能再让广东的隶书在低劣的模仿和跟风中彻底迷失。
（郑荣明：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著名书法评论家。本文为《翰墨丹青——中国当代书画篆刻家于延丰卷》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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