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楷书入门帖推荐《乐毅论》，不管是硬笔还是毛笔，此帖是王羲之小楷入手的最佳帖。下面给一段谢小青老师临《乐毅论》的视频，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王羲之从军
不说永昌元年(322)王敦反叛，宫廷里的刀光剑影，给他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至今未能愈合。谁又能够想到，仅仅过了五年，只有五年，又有咸和二年(327)的苏峻之乱。那时，晋成帝只有七八岁。拥兵自重的历阳太守苏峻高举讨伐庚亮(庚以外戚辅政，顾命大臣王导等都靠边站了)的旗帜，联络祖约，率精兵二万余人，横渡长江，兵锋直指建康。温娇、都鉴、桓彝等皆欲兴师勤王，可是庚亮却一概不许，甚至下制日:“妄起兵者诛。”可是，建康城破之日，苏峻叛军的一把大火，“劈里啪啦”地烧了一天一夜，“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说来说去，又是为了一个“权”字。王羲之楷书字帖入门。争权夺利，你死我活。这场持续两年的动乱最后以陶侃、温娇、都鉴三路联军击败苏峻而告结束。
建康真正是一个是非之地。
苦恼、苦闷、痛苦的日子里，所幸王羲之还有一个艺术的通道。他孤独的心灵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实际没有欢乐的时候他就自己来创造。每天，他研一缸新墨，撩起长袖，在纸上挥毫不止的时候，官场里的一切污浊、虚伪、堕落都似乎离他远之又远;一支笔在他手中，若俯若仰，若来若往，若翱若行、若辣若倾.在山峨峨，在水汤汤，气概像浮云一样的高远，内心像秋霜一般的皎洁。王羲之楷书字帖入门。在这个世界上，人必有所寄托才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有人寄之于弈，有人寄之于酒，有人寄之于色，有人寄之于文和诗……王羲之则寄之于书法。而书法之于王羲之，是释放苦恼与苦闷的“放生池”，是调整喜怒哀乐的“平衡器”，是登高望远的“人云梯”。
由于在中央政府担任要职，王羲之有了到处走走的便利。每到一地，他总要访碑问喝。那一天，他站立在蔡邕的《石经》碑前，默默地站立着端详了许久许久，当日喧闹的场面似乎又回到眼前，可是他依然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默默地离开。那是一位书法大师对另一位大师表达的尊敬。王羲之楷书字帖入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眼界和胸襟也就更加开阔了。后来，他说到自己的旁采博涉:“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鸽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据说蔡邕当年写《石经》车骑塞巷，观者如堵墙)，·又于从兄洽处，见张褪《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乃于众碑学习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言时人之未言，真是发人深省，这孤寂心灵里的独思。宋人朱长文认为，东晋时“许、洛未平，逸少必不可往”。我赞成这个分析。但是，对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一文又怎么看呢?唐孙过庭的看法是“疑是右军所制，虽未详真伪，尚可启发童蒙”。也许，王羲之真的写过此文，但不是现在这个模样。或者是在传抄、增减中变成了这模样的。如果王羲之没有办法去过北方，这些石碑又在北方，他又怎么能见到呢?只有一个解析:“疑当时已有拓碑术。”(范文澜语)欧阳询曾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俗。”那种不能摆脱前辈大师的影响的艺术家是没有前途的，用外国画家与蒂斯的话说则无异于“自掘坟墓”。能摆脱就是能变。变者，天也。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法只不过其中的“小者”。能变，即找到了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顺应了规律。但是，这变，又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是博览后的约取.就像蚕食千叶，吐丝结茧，然后破茧化蝶。这就是王羲之这段独思之语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
永和二年(346),桓温继庚翼(病死)以后出任安西将军，领荆州刺史，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晋书·卷七十五(刘淡传)))，是大有作为的地方。植温这个人，未满周岁时即被名臣温娇111所赏识，以为“此儿有奇骨”，然后试着让桓温啼哭，及闻其声，清清朗朗，响遏行云，禁不住称赞这是一个英雄人物。等到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庚翼又向晋成帝推荐植温，说是“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因为得了有影响人物的赏识和推荐，加上他自身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人物。王羲之楷书字帖入门。雄才与野心一样巨大，城府与大略一体并存。
王羲之楷书字帖入门：
谢小青老师临《乐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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