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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王羲之
魏晋时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贵族子弟到了“弱冠”之年，甚至是更少的年龄，就能获得官衔步人仕途，而起家又往往是秘书、著作。(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日: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做秘书。”按照王羲之的出身与门第，他应该是很早就可以出来做官的。他的兄弟辈王悦、王恬、王洽、王协、王助都刚过了“弱冠”之年，即获官位并先后做了侍郎、太守、将军等等。王家子弟以外，到处为王羲之延誉的周m二十岁刚过，便袭了父亲武城侯之爵，拜为秘书郎。相比之下，早过弱冠之年的王羲之却依然一介布衣。王羲之说他自己，“吾素自无廊庙志”，并且一直推辞从伯父王导对他的举荐。
曹魏时代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最初的设计当然是为了选贤举能，历史上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权力掌握在察举之人中正的手中，同时又由于中正出身于豪门权族，不能做到“贤有识鉴”.实施时间一久，流弊也就暴露出来了，逐渐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反使真正的人才被埋没。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论九品之弊》，痛陈中正操人主之威福，品评人物并无客观标准，乃至对一个人的评价，十日之内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的不正常现象。出身望门的、有背景的、沾亲带故的，即使是庸才，照样得到选拔与任用，而真正有才华的出身寒门的，即使是被推荐了，也只能在低微的官阶上徘徊，得不到进一步的升迁，更多的人因为无人举荐，却被扫V于仕途之外。诗人左思在《咏史诗》中说:“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宵蹂高位，英俊沉下僚。”可谓一针见血。但是，这是由历史、制度、时间形成的，说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了。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想要从制度上加以根本的改革，显然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环境，牵一发而动全身，弄得不好，连政局都难以稳定了。所以，这项不合理的制度，仍为权贵所维护，也被顺延着执行下去。
史载，出身第一流高门的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七品)”(《晋书·王述传))。当时，东晋刚刚建国，需要选拔各种各样的人才，充实各部门的官僚阶层管理事务。作为开国元勋的王导，沿袭旧制，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一揽子向司马睿推荐了一百余人，担任政府的各种职务，时人称之为“百六椽”。其中也包括刁协、王承、卞壶、庚亮等这些出身高门且有才能的人，后来他们也都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王羲之才华出众，清鉴贵要，“爽爽有一种风气”，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杰出人才。
那时，他熟读诗书，写得一手好诗文;他又健于谈论，与人谈玄，满腹经纶，以“辩瞻”而名闻遐迩;他品评时事、减否人物，常常不给人家留面子，又有了“骨鲤”的美誉;善饮酒，更是不用说的了，“一筋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是他明白地写在(兰亭集序)中的句子。他的风骨气度，“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庚亮称其“逸少国举”，是全国推重的一个人物。史书上说他“少有美誉”，也是没有可以异议的。刘绥“灼然玉举”，被人称为“在千人中也突出，在百人中也突出”的一个人物，王导以为王羲之不减刘绥。十三岁那一年，王羲之去拜访老前辈、有“三日仆射”川之名的周m，被周0“察而异之”，从此成为忘年交。有一次，周m在家里请客，高朋满座，宾客如云。王羲之谦虚地坐于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古人称之为“末坐”。可是没有想到，周老伯“众里寻他千百度”，却把刚刚炙熟的牛心割下来让他先品尝。而世人“时重牛心炙”，这样高的礼遇可不是一般人都有的。少年王羲之由此而知名。至于他一直热爱着的书法，早成气候。当年，他给庚亮写信，一手漂亮的章草，使庚翼叹为观止，因而写信与羲之说:“我过去收藏有张伯英的章草十帖，南渡过江时走得狼狈，也不知道丢失在什么地方了，于是经常叹息这样精妙的墨迹从此永远见不到了。偶然之间看到足下答复家兄的尺犊，如神之明，精彩之极，使我顿时感觉好像看到了先时的旧物一样。”而庚翼是当时的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眼界是很高的。这样一个评价，已经不低了。早年，王羲之虽有书名，却不如都惜，也不及庚翼。庚翼甚至对他有“家鸡野鹜”之消，现在却认为“伯英再生”了。
王羲之楷书《黄庭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