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23日凌晨3点10分，“国学大师”文怀沙在东京医院驾鹤西归，享年108岁。
通过简历可以看到，这位百岁文化老人在国学、红学、书画、金石、中医学等多方面均有所涉猎，尤其是楚辞研究领域的专家。
文怀沙生前性情活波、诙谐幽默，常以“公岁”记年，记者要采访他，“她说长得不漂亮只给20分钟，长得漂亮时间不限”，在熟悉的人眼里“他就像一个老顽童”，
不过，比起这些生活细节，他的生命历程就显得更加多姿多彩——
他一生坎坷，蹲过国民党的牢房，也被共产党判刑；
他风流多情，能够十年如一日纪念钟爱之人，又在诸多公开场合表达对美女的喜爱。
他交往广泛，既和钱钟书、艾青等先生学者交游甚密，也积极提携包括范增、庞中华等后辈；
一百多年的光景，给文怀沙带来纷繁复杂而又难以言说的人生经历，他接触太多的文化名流和官员领导，当然也被许多学者指出学术水平不值一提，基本是欺世盗名。
即便他业已身故，许多人对于这个“大师”还是不明就里、雾里看花——文怀沙，到底是国学大师，还是江湖巨骗？
这个质疑在他生前就争论不休，曾经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新闻。2009年，著名传记作家、《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辉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
文中通过详实的资料提出三点质疑，言之凿凿的论证让这位大师的形象瞬时在许多人心中“崩塌”——：
1、年龄问题：文怀沙生年为1921年左右，而非他宣称的1910年；
2、因何原因入狱：他被判刑的原因是“流氓罪”，放出来是因为劳改结束，而不是因为写诗嘲讽江青，最后被国家领导人过问才释放；
3、是否为楚辞泰斗：他算编撰的关于楚辞等文章不过“教员”水平，许多前同事说，当时编书目的是为了普及文化而非什么学术著作。
因此，也谈不上是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更不用说什么大师。
二
针对这些质疑，文怀沙的回应显得云淡风轻，“谁年轻还没有犯过错！”但当记者问“您说的错误，是指自己还是李辉？”
他又开始含糊其辞，表示“但求无愧于心”，给人一种高风亮节的感觉，然而，人们始终也没有听到关于质疑的正面回应。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考证他的年纪是真实的，而文革造成的冤案不胜枚举，不同的说法不仅没有让真相清晰，反而好像更加糊涂。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轩然大波发生期间，张贤亮、陶斯亮、高占祥、沈鹏等文化和领导人纷纷对文怀沙表示慰问。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一次会议声称：“文老是我的老师，我永远都是他的学生。”
很显然，从别人的评判中要得出文怀沙的大师真相基本不可能，本来自古成功者就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一个文化名人亦是如此。
那么辨别“国学大师”真伪的方式就只剩下了其著述了，按照中国学术的定义，凡国学大师，必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均有建树。
可以看到那些公认的民国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钱穆、陈寅恪无不是这样踏踏实实做学问，并完成著述而影响世人。
细查文怀沙的涉猎范围，早期大体包含楚辞、吟唱、鲁迅研究；晚年包括“正清和”箴言以及据说有上亿字的《四部文明》丛书。
楚辞研究的著作《屈原今绎》、《屈原离骚今绎》前文提到目的在于普及，笔者从京东翻看这些书籍不过是将《离骚》等文章逐句翻译，有的句子甚至还不太通顺，也印证了当时的一些说法，“前后无照应、非常不连贯”。
该书纵然在书籍的封面写着“郭沫若、游国恩、钱钟书一流学者校订，毛泽东、柳亚子、沈尹默、胡耀邦各界专业人士推荐”，但是依旧掩盖不了内容的低水准。
针对文怀沙研究鲁迅的著述《鲁迅旧诗新诠》，有记者专门请教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他直言，“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北大图书馆没见过这本书，前几代鲁迅研究专家好像也没有这个人名字。”
至于吟唱，他确实在一些公开场合公开表演，诗词专家叶嘉莹也表示肯定，但是因为没有具体的学术著作，也无法判断高下，我们只能将此作为一项受众不太广泛的兴趣爱好。
三
到了晚期文怀沙引以为豪的“三十三字箴言”——正文就是“正清和”三字。
注释却有三十个字，写着“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他曾经在各种访谈不断演示这几个的书写，更说这是“长寿的秘诀”。
可是稍微对儒释道有理解的话，这些所谓的箴言也不过是他一家之言，只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肤浅的认识和解读，还够不上能够启示后人的作用。
而皇皇巨著《四部文明》的出版更是显得滑稽，据知情人回忆，这部书是由一些高中生学历的人针对一些古籍扫描，然后经过电脑PS处理，但是借助文怀沙的名声，竟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各部委领导和一些省长纷纷出席了首发式。
并且丛书要价8万元，堪称天书！不过这些只是满足了这些文化官员的“意淫”，依旧没有什么学术水平。这就是这个文化大师的“全部家当”，当我们一个个分析完了之后，发现这个大师好像“毫无凭借”。
既没有“言为人师”，更谈不上“行为世范”，到了晚年最骄傲的不过就是他的养生之道，比如“多吃肥肉多喝酒，多与异性交朋友，最少活过九十九”等言谈都属于这个范畴。
而且，文怀沙的红学也没有多少新的观点，书法虽然取法篆书和章草，却没有什么深的造诣，放在现在肯定连中书协都入不了，诗词呢，基本上也就是一般水平，没有什么高妙的诗句。
难怪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文怀沙是否是国学大师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和学术界从来没有将其当成什么大师。”
在中国知网搜索1978年到2009年期间，以“文怀沙”为标题的检索中，博士、硕士论文库为零，更从侧面印证了上述的观点。
这就是中国的奇怪文化现象，许多人空有其名、而难见其实，自称或被人包装成“国学大师”，但是其实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一些人笑称，“谈国学，必称为大师”，类似翟鸿燊都是如此，他们背过经典的只言片语，就大放厥词，哗众取宠，百姓见之却惊为天人。
所以行文至此，文怀沙是否是国学大师已经呼之欲出，“他写过几部书，发现学术太难，后来也无心于此了”。
最后只能在官员和公众的簇拥下，出现在各种场合，这时“真才实学是多少”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当然这样说，只是说文怀沙够不上大师的级别，也算不得什么学者，但是至少还是有点本事的，尤其能造起来这么大的名声。
虽然他本身没有学术水平，也没有像他说的师从章太炎，但是观察期人生经历始终活在这个圈子或者说一些大师的周围。
比如文怀沙的前妻青林与文怀沙离异后，在50年代嫁给的正是卞之琳，就是写《断章》的那位诗人；
1963年2月27日杨绛写给文怀沙的信有一句：“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爱和你开玩笑”。钱锺书曾经赠给文怀沙一首诗，诗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
据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回忆：“我认识文怀沙很早，早年他来我们家，和我父亲一起讲楚辞，讲李白，讲书法，能把楚辞唱出来，没有对古诗词的领悟，谁能唱下来呢？”
有了这些经历，就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说的，“当大师死光了，你自然就变成大师了！”何况文怀沙既聪明又活得那么长，被捧出来也是意料之中。
四
当然如果从这个国家历史而言，文怀沙的成名之路还有更深层次文化土壤，本质而言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来自“文化江湖”的需要。
我们知道民国诞生了很多大师，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他们坚守一方故土，在不同方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理和梳理，从而诞生了很多影响后世的大师。
这些大师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等——
第一等，就像陈寅恪先生所提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他们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钻研，有自我的文化坚守，他们既能著书立说，又能影响时流，像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都是如此。
第二等，这类人能够在一个领域进行深挖，并且形成自己一整套的理论体系，他们知行合一，不论是遇到什么困难，对自己的信仰都能一以贯之，比如顾颉刚、钱钟书、傅斯年等；
第三等，他们能在单一学科等学术领域立一家之言，提出观点进行系统阐释，虽然他们的书籍普通人已经无法了解，但是在自己的领域足以影响后学之人，比如季羡林、饶宗颐等。
不过，对于那些大师，不论是哪个等级都是颇有风骨的人，不和权贵叫板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自然不能够卑躬屈膝。
等建国之后，海峡两岸思想都得到整肃和统一，思想只能有一种，大师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后来成长的大师也变得等而下之。
然而，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都需要一些精神的，权贵很显然还是需要一些大师来赚点门面的，就像我见过的一些土豪，明明不读书就要在办公室放一套《资治通鉴》、《辞海》或者《辞源》，都是这种虚荣的心理。
如果要求苛刻一点，1949年厚第一等的大师在大陆是没有的，原有的大师基本上被打压，在牛棚中荒度岁月。当然在这样的境遇下，才看到他们的情操，就像只沈从文在劳改的过程，竟然写出《中国服饰史研究》。
而在台湾的大师就只剩下李敖，就像他说的，“当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权力的走狗，只有他让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给他们带来了最后一缕荣光。”
然后，李敖之后，再无李敖！因为在这时，社会已经改变，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影响社会的时代已经远去，我在“当代知识分子哑然失声，遇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提到的——
到了新时代传统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解释权已经不复存在，就像西方宗教革命，当教廷失去了对于圣经的解释权，他们的地位自然岌岌可危。
到了今天，人们都能读书识字，再也不用知识分子用新知和观念开一代风气了，更重要的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知识结构早已经改变。
原有的知识体系和道德观念再也无法指导新时期的生存与发展，而社会的精英从纸堆走向商业，企业家接过知识分子的手杖重新开始引领时代。
所以，我说中国在此之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国学大师，更不需要国学大师，所有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企业家学习。
就像李笑来、吴晓波等人，只有踏踏实实依靠商业的手段来传播知识、为人带来价值才能让更好的适应未来。
本来逝者已矣，我们只有默默的纪念，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还是需要有人来正本清源。
所以我们固然尊敬一个长者，但是由此带来的文化现象一定要正确的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