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帖》是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大草作品，其中也存在着诸多迷团，特别是作者的归属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对其作考察研究，希望能揭开神秘面纱。
一、《冠军帖》的来源及流传
《冠军帖》是指宋代刻入《淳化阁帖》等丛帖中张芝名下的大草书法。今参考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等分段及释文如下：
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蹔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处耳。
终年缠此，当复何理耶。且方有诸分张，不知比去复得一会不。讲竟不竟可恨，汝还当思更就理，一昨游悉，谁同。故数往虎丘，不此甚萧索。祖希时面，因行药欲数处看过，还复其集散耳。不见奴，粗悉书。云见左军，弥若论听故也。
今欲归，复何适，报之。遣不知总散，往并侍郎耶。言别事有及，过谢忧勤。
二月八日，复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當与行不足，不过疲，与消息。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深为秋凉平善。广闲弥迈，想思无违。前比得书，不遂西行，望逺悬想，何日不勤。捐弃漂没，不当行李。又去春，送举丧到美阳，须待伴比，故遂简絶。有縁复相闻，飡食自爱。张芝。幸甚幸甚。
人们对此帖的分段多有不同见解。顾从义是承袭了米芾、黄伯思、姜夔等人之说，认为大草书四则，再加之章草《秋凉》共五帖。刘次庄《〈法帖〉释文》认为前三帖当为一帖，而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则认为前二帖“自‘知汝殊愁’至此二十二行总是一帖。”[1]现在人们所谓的《冠军帖》，多指此二十二行者。
张芝，汉末敦煌人。趣造高尚，学古不群，朝廷以有道诏不起，故世称张有道。博学善书，初师崔瑗、杜度，家有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作字，池水尽黑，作章草遂擅出蓝之誉，书法之妙又有草圣之称。但由于年代久远及其一生布衣，笔迹流传后世颇少。唐太宗酷爱翰墨，朝廷收藏前贤书法非常丰富，曾发出了“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2]之叹，可见贵为天子的李世民也没有亲眼看到张芝的书法真迹。怎么唐时便难得一见的张芝作品，为什么宋时突然出现了呢？显然对其来源有必要深入探讨。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太宗皇帝钦明睿哲，富艺多才，时方诸伪归真，四荒重译，万几丰暇，屡购珍竒。太平兴国间，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草书、唐韩干马二本以献之。”[3]姜夔《绛帖平》确定所谓的“汉张芝书”“此帖是也。”[4]实际上，当时地方所献者颇多，宋王应麟《玉海》记载比较全面：“太平兴国二年十月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于是荆湖献张芝草书，潭州献唐明皇所书《道林寺王乔观碑》，袁州献宋之问书《龙鸣寺碑》。三年九月辛亥，升州献晋王羲之、献之及桓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六年十二月丁丑，又诏访锺繇墨迹。七年正月己未，钱惟治以锺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迹七轴为献。八年二月丁酉，钱昱献锺王墨迹八轴；十月己丑，越州献羲之石砚。雍熙二年三月丙寅，潘昭庆献虞、禇、欧阳墨迹三本。至道元年六月十日命裴愈求图籍，又得羲之、怀素等书八本藏秘阁。”[5]可以看出，此时朝廷征集前贤墨迹收获颇多，而所得张芝、锤繇、王羲之等前贤墨迹，皆成为后十一年编次摹刻《淳化阁帖》的蓝本。
从文献资料上看，荆湖转运使所献张芝书是《冠军帖》面世的最早记载。至于荆湖转运使得之何处，以及之前流传情况不得而知。从实际情况分析，荆湖转运使在得到所献书法时，只有《秋凉帖》后有张芝的署名，其他大草书并没有名款，因此呈献书上有两种记载方法：一是较为严谨的记为张芝等书；二则将所有书作笼统的归入张芝名下，从当时的诸多文献来看，基本上是后者的模式。王著虽善书而学识不精，主持摹刻《淳化阁帖》，张冠李戴真伪不辨情况颇多，其毫无考证的将这些作品归于张芝名下，似乎成了定论。之后学者多有辨伪指正，如米芾曾指出《冠军帖》等为张旭书，但朝廷制作不能随便否定，在其预修的《宣和书谱》中，无可奈何的仍然将其归之张芝。可惜的是，钦宗靖康二年北宋亡，金人对朝廷财物大为掠夺，“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府州县图及官吏内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6]所谓张芝的《冠军帖》等也难免厄运，从此下落不明难见庐山真面目了，人们只能靠刻帖来辨别真伪及探究其艺术价值了。
二、《冠军帖》作者的争论
《冠军帖》是通过丛帖传播后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宋廷编纂的《宣和书谱》谓张芝“于草书尤工，世所宝藏，寸纸不弃，韦仲将谓之‘草圣’。”“今御府所藏二：草书《冠军帖》；章草《消息帖》。”[7]再一次以官方编著形式，公布了《冠军帖》归为张芝的认定。之后，很多人都以此为依据，坚信其为张芝的代表书作。今人马世晓先生善草书，对此深以为然，撰文《张芝“一笔书”辨及《冠军帖》审美新探》，亦力倡此说。但不少学者认为，此帖出现的非常突然，书风亦与汉张芝时有很大区别，书者当另有其人。现将主要几种论说归纳如下：
1、王献之书
有人认为《冠军帖》是王献之所书，如赵秉文《滏水集》卷三有《题大令冠军帖》之作，明孙鑛《书画跋跋》评《淳化阁》第二卷曰：“此卷书多佳，伯英《知汝殊愁》下三帖并第十卷大令《桓江州》下八帖，米谓俱系伯高，黄则谓此系伯高，大令帖乃伯高、藏真等伪作。然《知汝》及大令诸帖，虽过纵肆却俱是晋人笔法，秀媚有姿，若长史则惟是苍劲，或兼有纠绕，《如今欲归》、《二月八日》两帖乃的是伯高笔，‘内忧’字作长势，尤是发濡真态。伯英妙迹既絶，此帖有‘祖希’等语，当并十卷八帖，俱子敬书耳。子敬幼学于父，次习于张芝，其逸气超迈，应得于伯英者多，故《书断》论伯英书谓惟子敬明其深指。”[8]孙氏认为《冠军帖》“虽过纵肆，却俱是晋人笔法，秀媚有姿，”孙氏大力提倡《冠军帖》为献之笔迹，后人多有符合者。近现代此说大兴，黄君先生有《〈冠军帖〉王献之剧迹论》，可为当今此派论说之代表者也。
2、张旭书
黄伯思《法帖刊误》曰：“《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张长史书，信焉。然但帖中有云‘数往虎丘’‘祖希时面’，祖希张玄之字也，玄之与大令同时，虎丘地在江左，当是长史书‘二王’帖辞耳。”[9]在此黄伯思颇同意米芾所谓其为张旭书的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长史临摹、或抄录“二王”帖语。某种程度上，这个结论更有说服力，故而后世论者多赞同之。清乾隆时《欽定重刻〈淳化阁帖〉》时，对《淳化阁帖》之顺序进行了重新编排，其直接将《淳化阁帖》张芝名下的大草《冠军帖》等移到了张旭名下，似乎成为清廷对此帖所下的定论。
3、怀素书
黄伯思虽然同意米芾将《冠军帖》定为张旭书，但同时也不自觉的牵扯到了与之相提并论的怀素，其在论《淳化阁帖》卷十中部分大令帖时云：“《疾不退》至《分张》帖诸大草字，语类江表人。‘玄度何来’亦似逸少语，其字皆张长史、藏真辈伪作，或自书‘二王’帖语耳。与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眞、长史部中诸帖一手也。”[10]姜夔在《绛帖平》中，将这种看法进一步明朗化：张芝五帖前大草四帖，“当是右军父子帖，以上四帖皆经长史或蔵真手临，藏锋圆劲如篆笔，所谓锥画沙者也。”[11]可以看出，前人将《冠军帖》归为张旭，是因为其狂放不羁气势磅礴；之后又将其书与怀素相联系，主要原因是狂草中笔画的“圆劲”，这确实是二者共有的特色。
4、张融书
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在引用米芾、黄伯思对于《冠军帖》的论述后，有按语曰：“此帖既有‘祖希时面’语，与《疾不退》至《分张》同结法，安知非大令纵笔耶？而必于伯高也？及考张怀瓘《书断》，称张融正兼诸体，于草尤工，齐梁之际，殆无以过。或有鉴不至者，深见其有古风，多误宝之，以为张伯英书也，而拓本大行于世。又按融本传，尝对孝武帝曰：‘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然则，此书又安知非张融笔耶？王、米悬断为伯高，不若吾悬断乎思光也。”[12]在此王氏对米、黄之论加以非难，认为不能排除为大令所书的同时。又提出了可能是南齐书家张融之笔奇思妙想，此论是毫无根据的随便臆说，难以站住脚。
5、唐人书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云：“王长公以《知汝殊愁》为融书，亦以颠态臆之耳。苐六代人书，传者不过数行，而《殊愁》至百余语，故当是唐人笔也。”[13]王澍《〈法帖〉考正》曰：“此数帖狂纵不伦，与献之《托桓》、《江州》、《助汝》等帖同是一手伪书。老米目为张长史，犹是过则之论。长史虽颠逸，然一波一拂皆有法度。观其《授颜鲁公十二笔意》何等精严，何等微密？岂容任意挥洒？此数帖笔殊浮滑，韵殊恶俗，乃后来极庸妄人所为，遽欲污蔑长史且不可，况伯英乎？罪过罪过。”[14]以上二们不同的是，胡氏以信札的字数长短为据，断其为唐人书，而王澍则认为其书法水平低劣，当为庸妄人书。
除以上将《冠军帖》归于某个人外，还有人将张芝名下的大草书，分为二人书者。孙鑛《书画跋跋》则认为“《知汝》及大令诸帖，虽过纵肆，却俱是晋人笔法，秀媚有姿。若长史则惟是苍劲，或兼有糺绕，《如今欲归》、《二月八日》两帖乃的是伯高笔。”[15]是说在黄伯思所分的张芝大草四帖中，前二帖“是晋人笔法”，意为子敬书。而后二帖“惟是苍劲，或兼有糺绕，”则是张旭书。
关于《冠军帖》的书者，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赵秉文有题《冠军帖》诗云：“君不见，长安城中永宁里，玉轴牙籖散城市，流传人间知几姓，墨蠧老蛟蟠不死。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大令冠军字。呜呼，真赝久不辨，咄咄逼人皆李卫，至今《淳化》二王帖，多是唐人所临硬黄纸。想当盘礴下笔时，睥睨九原呼欲起，以灯取影见面观，心知不言识形似，长沙无人吴郡亡，后来作者不到此，何必更问当年谁，吾言久巳经平子。”[16]对于难以确定《冠军帖》之作者的纷纭争论，表现出了无可奈何的叹息，代表了不少当时学者们的心境。
三、“冠军”“左军”“虎丘”“祖希”考
虽然《冠军帖》没有署款，难以确定是何人之帖，但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名词值得关注，若对其深入分析研究，可能对于辨别帖语的时代起到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1、关于“冠军”、“左军”
《冠军帖》词语中有“冠军”、“左军”之名，当皆指当时职官。“冠军”一词原为“勇冠三军”之缩写，西汉时有了变化。《史记》载：“（霍）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17]由是冠军也成为地名、爵名。在《汉书》、《三国志》中之“冠军”大都以此出现。
魏晋时“冠军”成为军队上的将军官名，《通典》曰：“冠军将军魏置，以文钦为之，……晋亦有之，金章紫绶，给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历代并有，大唐因之。”[18]冠军之官职自魏置后，两晋因之，直到唐时仍然存在。在后魏、后齐职官中，列冠军将军为从三品，位置低于大将军及诸征讨将军，属于朝廷中层武职官员。
“左军”亦是武官中的官职，《晋书》“左右前后军将军”条案曰：“魏眀帝时有左军，则左军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19]《晋书》又载：晋帝司马丕于兴宁“二年春二月庚寅，……改左军将军为游击将军，罢右军、前军、后军将军、五校三将官。”[20]这说明“左军将军”始于魏，而后才有四军将军，且没有以一贯之，东晋兴宁年间后便取消。
因为“冠军”、“左军”皆不是东汉官名，所以可以断定，《冠军帖》决不可能产生在汉代，显然不能是张芝的书法作品。同样唐时也没有“左军”之官职，因此《冠军帖》为唐人尺牍可能也应该排除，其只能是符合于那个时代的魏晋时人的手札词语。
2、关于“祖希”、“虎丘”
《冠军帖》中有“数往虎丘”及“祖希时面”之语，非常重要。若能理清其中内涵，则对于确定《冠军帖》之作者，会进一步缩小范围。
不难理解，“祖希时面”的意思当是帖作者能与“祖希”之人不时相见。那么“祖希”是何许人也？在文献中唯一能找到与此二字有关系的人是张玄之。《姑苏志》卷四十六载：“张玄之，字祖希，澄之孙也。……孝武时封晋陵侯（一云宁晋侯），历吏部尚书，出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与会稽内史谢玄同时之郡，论者以为南北之望玄之名亚于玄，时亦称南北二玄，卒于郡。”[21]由此可知张玄之官为冠军将军、吴兴内史，其与谢玄同时出任外官太守，《资治通鉴》载：太元十二年正月“以（谢）玄为会稽内史”，[22]那么张玄之也当在此时为吴兴太守，直至去世在任上。
虎丘是苏州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冠军帖》中有“数往虎丘”之语，是说在不长的时间内数往此地，当不是观光旅游，应该是与人有关系。魏晋时期难见以“虎丘”为名号者，那么有无可能有名人在此有居所呢？查找文献大有发献。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曰：“云岩寺在长洲县西北九里虎丘山，即晋东亭献穆公王珣及其弟珉之宅。”卷下又载：“晋东亭献穆公王珣与其弟珉宅，外在虎丘，内在白华里后。”[23]此是说王珣与其弟珉兄弟在吴郡（苏州）居住时，家在城内白华里，于城外虎丘还有别墅，因此王珣有《虎丘记》及《虎丘铭》等文章流传就不奇怪了。那么王珣王珉兄弟是什么时候在虎丘建有别墅的，在此居住了多长时间？与《冠军帖》中的人事有没有联系，确实值得重视。《晋书》卷六十五《王珣传》曰：
珣字元琳，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重，……转主薄，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从讨袁真，封东亭侯。大司马参军，琅琊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郞。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字既与绝婿，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时希安旨乃出珣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骑常侍，不拜。迁秘书监。安卒后，迁侍中，孝武深仗之。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在郡为士庶所悦。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虜将军，复领太子詹事。
由上文可知，“安卒后” 王珣“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资治通鉴卷一百六》载：太元十年八月“丁酉建昌文靖公谢安薨”，[24]即王珣为吴国内史的时间当此在之后。《晋书》卷九十四载：戴逵“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吴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珣游处积旬。”[25]《晋书》卷九记载：朝廷“束帛聘处士戴逵”的时间是太元十二年六月，[26]若在此半年前建成别馆，王珣当在太元十一年就到任了。《晋书》又载：太元十五年（391）“九月丁未，以吴郡太守王珣为尚书仆射。”[27]由此可以推出王珣在虎丘居住的时间，基本可以定为太元十一年至太元十五年九月间。
四、《冠军帖》词语当为王珣所作
通过对“冠军”、“左军”的考证，可以断定其不是汉代人和唐人的信札，而附合晋时制度。要找的《冠军帖》作者，必须符合帖中内容，与“冠军”“左军”有联系，还要有“数往虎丘”的条件及与“祖希时面”的事实，通过认真探索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非东晋王珣莫属。
首先王珣在虎丘建有别馆，但其有繁忙的官衙事务，平时只能来往于官衙和城内家中。虎丘离官衙有相当远的距离，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只能在闲暇时去别墅居住，以便游山玩水清心消遣，或约友朋赋诗吟咏谈玄聚会。但若有特殊情况，如需要奉陪朋友或在此办事等，便可以频繁来往于此，帖中所谓“数往虎丘”，可能是有特殊情况而如此，这只有别墅主人王珣方可为之，其他人不可能在主人不在时随便来去。
王珣在太元十一年任吴国内史后，周围郡守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太元十二年正月，张玄之官冠军将军吴兴太守，谢玄也同时任左将军会稽内史。王珣与张玄之友好非常，二人先后各为郡守大员，吴郡与吴兴隔太湖相望，水、旱路交通颇为方便，时常得以聚会。《世说新语》载：“王东亭与张冠军善，王即作吴郡，人问小令（王珉）曰：‘东亭（王珣）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唯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28]所谓张冠军即官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的张玄之，于是《冠军帖》中之“冠军”有了着落，且文中所说他们“情好日隆”，正好与《冠军帖》中的“祖希时面”相吻合。
需要说明的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左军”。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左军”之产生及发展，但在此还要对帖中的“左军”进行深入探讨。“左军”原指“左军将军”，但没能贯穿于整个晋朝，兴宁二年二月之后再没用之。谢玄任左将军会稽内史与离废除“左军将军”二十余年，那么《冠军帖》所记与冠军张祖希同时的“左军”便有两个答案：一是误记，二是“左将军”之省称，我们认为当以后者为是。因为此时“左军将军”已不存在，用“左军”代“左将军”不会出现误会。有研究者认为，“将前、后、左、右军将军，与前、后、左、右将军相混，在今本《晋书》及唐宋人著述中颇为常见。”[29]知道了这些情况，面对此时期这些称呼的混乱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晋书》载：谢玄“授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30]《资治通鉴》非常准确地记载了其在任时间是，太元十二年正月上任，十三年正月卒。[31]虽然在会稽的时间比较短暂，但少不了与周围其它郡国官员交往，《冠军帖》中“冠军”、“祖希”、“左军”同时出现，正说明帖中的“左军”，正是官为左将军会稽内史的谢玄。
应该说明的是，原先王珣、王珉兄弟之妻皆为谢家女，后由于政治等原因皆离婚，故而在谢安掌管朝政时，王氏兄弟颇受压抑，以致数迁王珣官职，以王珣不拜而罢。后谢安去世，二家关系似乎有所和解。《晋书》云：“初，珣既与谢安有隙，在东闻安薨，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曰：‘吾欲哭谢公’。献之惊曰：‘所望于法护’。于是直前哭之甚恸。法护，珣小字也。”[32]案，献之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而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六年(350)，王珣比献之小六岁，可知“诣族弟”有误，当为“诣族兄”，从献之直呼王珣小名“法护”，也能看出王珣为小。总之，谢安去世而王珣能尽释前嫌直去哭吊，说明之前恩怨一笔勾销，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谢安太元十年八月去世，王珣由秘书监迁侍中，又在太元十一、二年间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于是有建别墅于虎丘之举。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授左将军、会稽内史。谢玄比王珣大七岁，《晋书》曰：“元琳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33]是说他们有才华，预见壮年时便可得高位。王珣和谢玄曾为同事，先后成为相临郡国的一方大员，不论从地方官员间的礼仪还是从已经化解了恩怨的两姓交往上看，二人一定有所交往。况且《冠军帖》中的“云见左军”是不是自己行为，进一步证明帖中的左军就是官左将军会稽内史的“谢安”，是完全符合当时情况的。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王凝之亦官为左将军、会稽内史，《晋书》载：隆安三年（399）十一月甲寅，“凝之亦工草隶，历江州剌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34]王凝之是王羲之次子，才女谢道韫之夫，是一个空谈误国的罪人。《资治通鉴》隆安二年十二月载：“初琅邪人孙泰，学妖术于钱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恶之，流泰于广州，王雅荐泰于孝武帝，云知养性，之方召还，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晋祚将终，因王恭之乱以讨恭为名，收合兵众，聚货巨亿，三吴之人多从之。识者皆忧其为乱，以中领军元显与之善，无敢言者。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己酉，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犹以泰蝉蜕不死。”[35]在此不但说明了孙恩作乱之因由过程，还指出当时会稽内史为谢輶。那么王凝之为会稽内史的时间便在其后的太元十三年，也就是说其刚任左将军、会稽内史便发生了孙恩作乱而被杀。“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险、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等，皆为恩党所杀。”[36]由此可知同时被杀的还有吴兴太守谢邈等，这说明此时原先的冠军将军吴兴太守张玄之早已去世，因此可以排除“祖希”与左将军会稽内史王凝之同时出现在《冠军帖》中的可能，进一步证明了“左军”当为谢玄的真实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冠军帖》之词语当是王珣于太元十二年写给朋友的信札。王献之于晋太元十一年去世，没有条件成为此帖的作者，可以排除在外。其他诸如张融辈与事实相去甚远，更难成立。
五、《冠军帖》的书法问题
我们确定《冠军帖》之词语为王珣所作，那么其书法能否是王珣之笔呢？答案是否定的，不但因为其与王珣传世行书墨迹《伯远帖》笔法及神韵上的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冠军帖》之风格与整个晋代书法的风格大相径庭，可以断定其不是原文之作者。
《冠军帖》为典型的大草书，当年荆州转运使献于朝廷归其为张芝书，不仅是因为其同《秋凉帖》在一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怀瓘《书断》中有张芝能一笔书的记载：“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37]由于人们深信张芝能一笔书，所以才使附会有所依据。后来深知书者如米芾、黄伯思、姜夔等，将其与晋人书法对比研究，认为不符合晋人风格，而与《淳化阁帖》卷十所谓王献之书的前十帖以及张旭、怀素的作法相类。故米芾定其为张旭书，黄伯思认为是张旭书晋人帖词，姜夔根据其“藏锋圆劲如篆笔”，更偏向于“藏真手临”。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云：“考前后书，亦未必似伯高，盖伯高时有肥笔渴笔，不若是之匀和也。”[38]他也发现，此书笔画粗细肥瘦渴润变化较小，认为未必张旭书，言外之意亦倾向于笔画“匀和”者的怀素所书了。
黄庭坚云：“寺僧怀素工草瘦，而长史工草肥，瘦硬易作，肥劲难得也。”[39]明显有推旭迈素之意。在事实上，张旭草书用笔变化丰富神鬼莫测，笔画变化丰富有隶书意味而质厚韵长；怀素草书功夫深厚笔力千钧，瘦硬劲健势不可挡，然意味稍逊耳，即怀素的瘦硬比张旭的肥劲，在草书艺术品位上略逊一筹。从《冠军帖》的笔法上看，直多曲少、锋藏势纵、圆劲如篆、如锥划沙，当属“瘦硬”一类，与怀素书法更加相似。于是王澍则认为《冠军帖》书法“笔殊浮滑，韵殊恶俗”，“乃俗手习颠素者伪为‘二王’帖语耳”。通过全面考察，我们颇同意黄伯思谓这类帖“不至恶，但纵任近俗，无晋世清韵耳”[40]的评论，从书写水平及风格特征进行全面考察，认为《冠军帖》当是怀素或学习怀素者书写王珣帖词的草书作品。
应该补充的是，临写或抄录《冠军帖》者，并没有忠于原作。从格式上看。古人书信是有一定格式的，祁小春《〈十七帖〉为什么阙日月名白》曰：“魏晋人书信尺牍，一般都有尺牍专门的书式语词，即于起结处书发信日期、发信人、具体语词（顿首、白、报等），其程式为‘月日名白……姓名白，此为尺牍常见书式，皆可于魏晋尺牍法帖及西域楼兰所出晋人残纸实物中得以证明。”[41]基本上代表了研究者的普遍看法。以此来审视《冠军帖》便不难发现，其既没有起首的月日，又没有发书人的署名，故而可以断定其为节临或节录。审视《冠军帖》词语，可以发现上下有隔不甚畅通，这正是节录所造成的。明末清初王铎书法中有诸多抄写《淳化阁帖》之作，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除书法风格与原帖有天壤之别外，其为了书写方便，大都把原帖掐头去尾，扔掉了前言后语的客套形式。有时为了创作情绪的需要，或将不同帖语混合在一起，或对帖中句子跳跃选摘，或有时将几种古帖中语句默录，因此有时会出现帖文混乱前后颠倒语句不通等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面对《冠军帖》，我们也会发现其中语句难懂、字法不清、帖数混乱等情况，这正是由于书写者随意摘取前贤帖语书写所至，而我们用理性的思维去面对非理性思维时，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南辕北辙。
注释：
[1]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二，四库全书本。
[2]《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7页。
[3]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466页。
[4]宋·姜夔《绛帖平》卷二，四库全书本。
[5]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四库全书本。
[6]《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7]《宣和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第101页。
[8]明·孙鑛《书画跋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287、288页。
[9]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49页。
[10]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55页。
[11]《绛帖平》卷二，四库全书本。
[12]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第159页。
[13]明•胡应麟《大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八，四库全书本。
[14]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二，四库全书本。
[15]明•孙鑛《书画跋跋》，《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第944页。
[16]金•赵秉文《滏水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17]《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2928页。
[18]《通典》卷三十四，四库全书本。
[19]《晋书》，第740、741页。
[20]《晋书》，第208页。
[21]《姑苏志》卷四十六，四库全书本。
[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2161页。
[23]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下，四库全书本。
[24]《资治通鉴》，第2145页。
[25]《晋书》，第2458页。
[26]《晋书》，第236页。
[27]《晋书》，第238页。
[2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第164页。
[29]张金虎《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259、260页。
[30]《晋书》，第2085页。
[31]《资冶通鉴》，第2161、2167页。
[32]《晋书》，第1757页。
[33]《晋书》，第1756页。
[34]《晋书》，第252、2102、2103页。
[35]《资治通鉴》，第2250页。
[36]《资治通鉴》，2259页。
[37]唐•张怀瓘《书断》，《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240页。
[38]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三《艺苑卮言•附录二》，四库全书本。
[39]宋•黄庭坚《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40]《东观余论•法帖刊误》，《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855页。
[41]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汇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
张金梁，山东高密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书协副主席，吉林省民盟书画院院长。
长期从事书法教学、研究、创作工作，出版著作有《<续书史会要>补证》、《明代书法史探微》、《明代书学诠选制度研究》、《<书史会要>校正》、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卷六《反思之旅》及《张金梁书法集》、《张金梁行书<千字文>》、《优游四体—张金梁书法集》、《吉林省书画名家·张金梁卷》等。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及吉林省长白山文艺作品奖。多次担任中国书协举办的兰亭奖、全国书法展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