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秦汉简书法艺术

王晓光

20世纪以来古代简牍大量出土，1970年代以前出土简牍为楚简和汉晋简，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被发现，秦简书迹首次面世，这样自战国至秦、两汉、魏晋等连续的时代简牍均有发现。湖北是我国出土简牍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出土简牍之大宗是楚简、秦简、西汉简三种。其中除了楚简外，湖北出土秦汉简牍也十分引人瞩目，不论从书法史、书法艺术角度，还是从文字隶变角度看，湖北所出秦汉简牍都颇值得关注和研究。

湖北出土秦汉简概况

一、秦简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大批秦简，这也是秦简牍首次出土，之后的20多年间，湖北又有岳山、龙岗、周家台、王家台、扬家山等秦简出土。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墓葬，其中第11号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其上均为墨书秦隶。简文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等内容。

这批秦简出土不久，同在睡虎地的4号秦墓又发现两枚秦木牍，内容为戍卒家信，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书信实物。

云梦龙岗秦简牍　　1989年云梦县龙岗地区6号秦墓出土150余枚竹简和一枚木牍。竹简内容主要是围绕“禁苑”的秦代法律，木牍内容为告地书。

岳山秦牍　　1986年江陵岳山岗第36号秦墓出土木牍两件，木牍两面墨书秦隶，内容为日书，年代在秦统一之前，墓主为下层官吏，与睡虎地11号秦墓墓主身份接近。

扬家山秦简　　1990至1991年荆州扬家山发掘了135号秦墓，出土竹简75枚，内容为遣策，该墓年代在秦拔楚郢至秦末之间。

王家台秦简　　1993年荆州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竹简八百余枚，内容有归藏、效律、日书、政事之常等。

周家台秦简牍　　1992年至1993年，荆州关沮乡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竹简387枚，内容有历谱、日书、病方等。该墓时间略晚于睡虎地11号秦墓。

二、汉简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湖北陆续出土多种汉简牍，年代主要集中于西汉初期，稍晚些的有武帝间的松柏简牍等。

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木牍　　1972年，云梦距睡虎地11号秦墓仅400米的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木牍遣策一枚，其上文字正面三栏，背面四栏，记随葬器物，所记内容与出土实物基本相合。该批木牍的出土开湖北大规模发现秦汉简牍之先声。

光化五座坟西汉墓简牍　　1973年光化县五座坟3号西汉墓出土30余枚竹简，其中5枚有墨迹，字数很少，疑为遣策。

凤凰山汉简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江陵纪南城分别发掘了凤凰山多座西汉墓，其中8、9、10、167、168、169号汉墓出土简牍。简牍年代约在西汉文、景帝时期，文字均为墨书隶字。第8、9、10号墓所出简牍共437枚，内容包括：遣策、奴婢人名、契约、出入钱米记录、簿籍等。167、168、169号汉墓出土简牍共一百多枚，内容有遣策、告地书等。

张家山汉简　　1983年荆州张家山247号西汉墓出土竹简1600多枚，内容丰富，有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策等，为研究西汉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书法等提供了珍贵一手资料。1985年、1988年张家山127、136号汉墓又出土简牍凡一千一百多枚，内容为日书、遣策、功令、质日、汉律十五种、饮宴器具名称等。

高台汉简　　1992年江陵高台18号汉墓出土一批简牍，时间为文帝时期，其中有木牍四枚，其中三枚为告地书之类，一枚为遣策。其中M18：35乙号木牍正背面有“亭手”“产手”字样，与湖南里耶秦简“某手”记法类似。

萧家草场汉简　　1992年沙市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竹简35枚，内容为遣策。

孔家坡汉简　　2000年随州城关东北孔家坡西汉8号墓发现竹木简牍779枚，内容有日书、历日、告地书三种，该墓年代为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其中，有700枚简的《日书》书写风格与1999年出土的湖南虎溪山西汉简近似；《告地书》木牍背面有“定手”字样。

谢家桥汉简　　2007年荆州关沮乡谢家桥1号汉墓出土竹简208枚、竹牍3枚，内容为遣策、告地书，该墓年代为吕后五年（前183年）。简牍墨字具草率笔意，往往圆笔圆势，篆法较多。

印台简牍　　2002至2004年，荆州关沮乡岳桥印台9座汉墓共清理出竹木简2300余枚、木牍60余枚，内容有文书、历谱、编年记、日书、律令、遣策等。印台简书中虽有景帝前元二年纪年，但因这批简牍出土于多座汉墓，书写时间应该有早有晚，均属西汉前叶。

睡虎地77号汉墓简牍　　2006年云梦睡虎地第77号西汉墓发现2137枚简牍，内容涉及质日、日书、算术、书籍、法律五大类，该墓时间在文帝末到景帝间。

松柏木牍　　2004年荆州纪南镇松柏村1号汉墓出土木牍63枚，内容有遣策、各类簿册、牒书、律令、历谱、墓主功劳纪录及墓主仕宦升迁的相关文书等，牍文涉及当时社会多方面内容，该墓年代约在武帝早期，属湖北出土汉简中时间较晚者，其上墨书比起上述几例西汉初简牍已有较大发展，秦隶式的构形越来越少，汉隶大体规模成型。［1］

湖北出土秦汉简书法阐析

一、隶变情境下的秦简古隶

湖北出土多例秦简让我们看到战国后期至秦代的简牍墨迹书法。要理解秦简隶书、汉简隶书，都离不开隶变这一字体演进大背景。秦汉隶书总的说可分古隶和汉隶两阶段。古隶属隶变主要阶段，其文字与书写特点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当中；古隶又可分为秦隶、汉初古隶两阶段，湖北及其他地区出土秦简书即为秦隶，属于隶变前中期，为我们展现了二千多年前古人实用书写的真实面貌。

考察秦系手写体系统，可以看到其有别于（战国时代）东方诸国。在约省、快捷、简便的实用主旨下，秦手写体（体现于简牍墨迹上）以秦篆为本并发生变异；隶变主要在周——秦系文字系统内发生，隶变至晚在战国中期已开始。隶变的平台是秦系手书体系统，其主要承载物是竹木简牍，在演变中形成自身特色，发展到西汉中期大体完成隶变。秦简隶书技法与隶变的关系至少有：

1、单字构形中的平行、对称、均衡点线布置，这一构形意识贯彻于秦官书正体和俗书手写体中，这一点与东方诸国写法不同；

2、工谨的手书体讲究调整笔锋这一细节，该种做法上承西周，贯串于秦文字改造发展过程中。调锋、藏锋与殷周传统之钉形写法结合，形成藏头护尾、左重右轻型笔画雏形，亦即后来汉隶横画的雏形。

3、平直笔势及省并简化现象，其动因是实用性迅捷书写的需求。这类省并手法亦有传统渊源，比如某些写法来自商、西周时的俗写形变方式，诸如弧曲线型的拉直、拆断的普遍使用等，这都实质性地破坏了篆体的象形性、图案性。

4、书写性简化引发的笔顺、笔画方向、笔画部首连接方式及用笔的变化，它们都是动态的、活跃的成分，这些量变集腋成裘，促成笔画部件化，形成文字新符号体系。［2］细节上的不断变化点滴地、逐渐地改变着字体结构，字体结构的质变，是古、今文字转变（即由篆而隶的演进）的关键。

从青川、放马滩秦简牍到睡虎地、龙岗等湖北所出秦简，可看出隶变加速发展。秦隶以其书写上的优势在秦代书同文政策下，随着秦统一而迅速占领了社会各个角落，从出土秦简看，不论官方文书还是私用信牍、典籍抄录，均普遍使用便捷的秦隶，正如有学者说的，秦人其实是以秦隶统一了全国文字［3］。

二、西汉前中期隶变及西汉简书写特色

战国末、秦代至西汉前叶，是隶变加速发展期，也是字体剧烈变动期。湖北出土的张家山、凤凰山、谢家桥、睡虎地、印台、孔家坡、纪南松柏等西汉简大多为西汉初叶至中期偏早的实物，就处于这一隶变即将收官阶段。

西汉前期隶变对于简牍书写的影响体现在几方面：

1、消除篆构，新笔顺与结字法确立。

如“日”字，西汉初孔家坡、虎溪山等简书，多作“”两弧形扣抱状，含篆书笔意，经拆分笔画结构，到西汉中期变为分散的四五个直笔组成，笔画间可连可断，即汉隶写法。“囗”框有着同样的演变，相关的“目、国、困、四”等字笔画顺序、连接方式等因之有所改变。“月”“宀”类字或部首也有代表性：“月”在秦隶中有左向双弯的两主笔“┘”，其中右边的“┘”做包裹状，“月”的变化类似“日”，通过拆分、直、折笔画，形成今文字“月”。

2、字形由多态化逐渐规范为横扁形。

秦汉之交字态、字形多种多样，正方、横扁、纵长者皆有，比如横扁、正方字形的有孔家坡、凤凰山、虎溪山、阜阳、马王堆等简帛，纵长字形的有张家山、印台等简，西汉前叶简书已不像秦简那样有较多的纵长字形，到武帝间，如北大西汉简（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横扁字形已大致规范定式。

3、弧形长笔与波势笔的演变。

横势波磔笔和左右下方约45度的弧形长笔，是秦隶发展到西汉初期的特色笔画，可看作隶变进程中的某种典型标识，甚至能体现隶变进度。这种弧形斜长尾笔发展的同时还增强了波势，并蕴蓄越来越多书写情绪色彩，西汉前期简牍中它们十分醒目、普遍，隶书标志性的波磔等笔画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类笔画。

西汉早期的谢家桥汉简保留较多秦隶写法，较多右下方长弧笔伴随着普遍的字态右倾，这与睡虎地书信秦牍、龙岗秦简颇相似。孔家坡汉简作为西汉早、中期之间的墨迹，可看出“过渡”的特色，其波磔笔已大大缩短，不再向右下方长拉，而是向右上方提靠，且变得短而粗重，接近标准汉隶的捺波，只有少数字的尾笔仍较长。再向后发展，到西汉中期捺波笔基本成熟了；同时，主横笔的波势与尾部磔角也成型。

4、横画的嬗变。

秦隶横画有多种形态，但只是细微差别，总的特点是短小有力、前重后轻、尾部不显磔角。秦隶横画又可分三种：第一种是直短型，在篆体之上未有太大改观，笔道均匀，粗细相仿，常向右下倾斜；第二种是头重尾轻二折型，起笔较重，半逆式顿锋起笔，收笔不怎么回锋，线型一般偏短，亦有稍长者；第三种有一定的波势，有三折趋势，笔画较长，笔画前段与第二种类似，收笔有延长、上挑之势，但不明显，少数的加重尾笔，略显波状，如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等篇。

西汉早期横画演进不平衡，有些可谓突飞猛进地发展，有些仍停留在秦隶阶段，且为日益显著的斜向长弧笔和重磔笔（捺）所掩。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黄帝书》、《相马经》等的横画已具汉隶形态，收笔波磔很明显；虎溪山简横画多种多样，主横笔短而粗重；孔家坡简横笔主要有钉形粗横、含波势的细长横两种；广州南越国木简横画比马王堆帛书更显成熟，笔道的粗细、起伏近于汉隶。

汉隶成熟的特征于凤凰山、马王堆遣策及部分帛书、阜阳、南越国等西汉早期简牍中已相当范围地显露，阜阳简《仓颉篇》“已具有相对规范的风格式样，代表了上层社会对变化中的古隶的取舍。”［4］汉隶化进展首先表现为笔画、笔法方面的成熟，字形结构方面的递嬗略迟些，马王堆帛书“其笔法已是成熟的汉隶笔法，而形构尚不是成熟的汉隶形构”。［5］不过，同期的南越国木简却在笔法、结构上均有突破，它似乎是西汉前期隶变“先行者”。

古隶至汉隶成熟脉络或可归纳为以下代表性简牍帛书迹：西汉早期的马王堆部分帛书，阜阳简，虎溪山简，南越国木简—→西汉中期的松柏木牍，走马楼西汉简，北大汉简，定县汉简等。

多姿多彩的秦汉简牍墨书

秦汉是古代书法开始蓬勃发展的时代，其书刻特点之一是多样多元、不拘一式，这种书刻多样化特点更多地体现在简牍墨迹里。

以前，由于简牍很少出土，人们观念中的汉代隶书只有东汉八分刻石。清碑学中兴隶书，基本以东汉铭石隶书作为参照，之后人们隶书创作大体上秉承清代隶书创作理念及审美取向。今天看来，这种隶书取法创作观念似乎过于狭隘、保守，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广阔得多、丰富得多的秦汉简牍隶书世界，以前被视为隶书惟一的汉碑仅是这绚丽世界的一小部分。简牍帛墨迹书法跨越战国至魏晋，湖北出土简牍时间跨度也大体在此间，包括楚简和秦汉简。秦汉是字体书体转折关键期，隶变的意义不仅在于由篆而隶的嬗变，同时伴随了章草、今草乃至后世行、楷的萌芽。西汉又是字体变动期的重中之重，西汉简牍“以其书体演变之剧烈，书写风格之多样，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远胜于春秋战国的空前大枢纽。”［6］这样的剧烈变化引发了多姿多彩的书写风格，精巧与粗放，拙朴与雅逸，隶与草，古隶与八分，不一而足。简牍虽多为社会下层胥吏等人所书，但不能一概以“粗书”、“粗俗”视之，这里一样有俗与雅、粗放与规整书写的分别。“遍览简牍书法，不仅能清晰地看到书体演变的历史轨迹，间接地看到汉代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原貌，而且从北方和南方不同的书法风格中，可以领略到各自大致的审美取向：北方粗犷、率真，南方沉静、温雅。”［7］此外，各地区书体演进以及书写技术的不平衡，也增添了千差万别的墨书风格。

秦汉以法律规范汉字使用，如《汉书·艺文志》说“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简牍帛上有大量规范工整的书迹。工整书写也自然引向藻饰一路。藻饰色彩虽然集中于东汉末碑版以及部分金陶瓦文中，简牍帛中也不鲜见。睡虎地秦简就不乏谨饰与精巧，《为吏之道》中锋行笔、裹毫逆入、无一画苟且、绝不随意放纵点画，长横、捺笔、弧势尾笔有意写出波势及重笔，显现了工谨、巧饰意趣；西汉初类似书写也不在少数。当然，与后来的八分极则相较，战国至西汉初隶书规整精谨而少夸饰。西汉中期隶书基本成熟后，精致、藻饰在正体简牍隶书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其整饬精致程度不亚于东汉末铭石书。

秦汉书迹呈现出史上少有的多姿多彩多元的景象，这与当时字体剧烈变动期的大环境不无关系，这种多元多样性在简牍书写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具体，而这些又较集中地在湖北出土诸多秦汉简牍书迹中呈现出来。

注释：

［1］本文所述简牍出土情况据：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王晓光《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13年版。

［2］丛文俊《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4］丛文俊《书法史鉴》，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5］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6］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13页。

［7］同［6］，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