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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跟风现象之“我”见

2020年12月10日 23:07:531497人参与0

跟风现象之“我”见


黄俊俭:本期的“大家谈”栏目,我们邀请了江苏省书协副主席、苏州市书协主席王伟林,以及书法家董水荣、王渊清、陈宇、庆旭,围绕“跟风现象”进行对话。他们分别从“跟风现象古已有之”“当代书坛跟风集中在技法层面”“展览是跟风现象的强心针”“换个角度看跟风”“对跟风者的建议”五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他们精辟入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为了此次对话做了精心的准备。每个人的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今将此次对话整理刊出,以飨读者。

跟风现象古已有之

王伟林: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主流的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主流是一个时代的审美与文化的精神,也包含了文字的书体发展变化与政治因素主导的主流。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想要融入其中,就必须加入到时代的主流合唱中,表达时代主流的审美和精神,这是跟风的原动力。这里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代的文化圈子之间的交流与引领,其中就有师生关系的交流与引领。

董水荣:跟风与时风不一定是贬义词,一个时代的风尚、风气,本来就是特指一个时代里蕴藏着的一种风潮。后来,书法的时风,其意义有了一些变化,指向一群没有思想的书法作者跟风一样的随波逐流,这种时风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技术流”,与精神无关、与思想无关,只与流行的技术相关。从目前来看,当代书法创作,跟风现象成了一个不能不说的话题。当代书法的跟风现象和历史相比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在交流的圈子、信息的传播、展示的平台方面,都与古人不一样。随着交通现代化,许多地方都实现了1小时交通圈、2小时交通圈,这种交流的快捷,是古人无法想象的。通讯的发达更有地球村的概念,自媒体可以将一种信息在短时间内快速流通而蔓延开来,这就使得当代书法风潮加快了变化,更方便学习,就更方便跟风。还有就是集成化与模式化的各种书法培训班,这些都可视为跟风现象的主要载体。

庆旭:时风与跟风,可谓一个概念的几个分层、延续。先有时风,再有跟风;时风在前,跟风在后,二者乃递进关系。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时代风气、风尚、风潮,这些时风有了跟随者后又反衬出它的价值。没有跟风,恐怕时风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在,我们谈的时风、跟风,多是人为地局限在二者语义的内涵中,少有延伸、递进,于情感论,后者多以贬义出现。其实,跟风这件事,我一直以为,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异常复杂。前者多数出于社会书写者,未有受过所谓正规专业院校的课程训练。对书法问题浅尝辄止,极易被蒙蔽,以为入了一个展,甚至获了一个奖,便是书法理想。多年前,陈忠康先生就常提醒他的学生,搞书法不是为了入展、获奖……而我们众多的作者、写手,他们谈论的话题还总是停留在“就是那个在某某展入展的那位”“又入了某某展”“你的这幅可以投某某展了”“获奖专业户”,每谈到此类话题,他们情绪异常高涨,感觉荷尔蒙时刻要从每根毛发尖迸出。

陈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应该是传统文化领域继承者与开拓者在作品的诉求与表达中契合自然与本心的应对和感悟,在心弦的迸发中,法外求法而走向生命与艺术向自然的最终回归。若以此为标准,那么回到展厅,我们清晰地发现,绝大部分的作品,尚停留在炫技的层面,千人一面的作品风格,绝大部分是过目便忘。我们可以高度赞扬作者对技术理解与表现的高度,但作品同样所需要传递的文化品格、艺术精神,这方面却是异常的空洞与匮乏。这个时代,似乎是书法家蜂拥而上、扎堆求同的时代,更是造星运动的时代。信息时代的开放、容量的巨大涌现,正成为当下书法家快速获取书法资讯的重要手段与平台。方便学习的同时,却也滋长了趋同的风尚,并且是只求快速见效的、表面的。入展、获奖被视作成功,这种趋同观念的冲击与日益强大,使得当代书法在无可奈何的发展中丢弃了传统文化中许多优良的文化基因。肤浅的理解、功名的干扰有如瘟疫一样逐渐削弱和摧残着书法文化的根基,时风下的“转基因作品”大行其道,目不暇接。

董水荣:刚才,我们只是从跟风的关系圈和传播的手段上进行对话。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会发现,跟风越来越表面化,不是创作的思潮、审美、精神的内在影响,而是在经典取法上扎堆,在技法上模仿,这种跟风的创作就越来越表层化了。


当代书坛跟风集中在技法层面

王伟林:如果从技术含量来讲,现在年轻的书法作者进行强化训练,技法难度完全超越改革开放初期的老一代作者。我们从首届“国展”的作品来看,只要像某家、某帖好像就能入选,从技法层面上讲,含量是不高的。所以,单就技法方面来看,现在是进步的。

老一代书家的书法风格都不一样,个性很强烈。或许,技术含量不高,但面目很突出。现在,作者技术水平提升了,但没有了个性面目,我们要分析究竟为什么形成了现在这种状况。比如,从1980年第一届“国展”到2019年的第十二届“国展”,40年过去了,技术向前推了好几个层次。不论是写帖的,还是写碑的,在技术层面上都推进了。但是,个性明显不足,跟风现象依然明显,出现了大家所说的“千人一面”的问题。除了个性不足之外,还有文化含量不高,所以,大家普遍感到要讲“艺文兼备”了,这是看到问题的实质了。那时候,前辈们很多还是写自己的诗文,现在的展览作品基本上是抄书。

王渊清: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老书家还带有民国遗风,国学功底都比较好。我们现在是用简化字,在书写过程中,繁体字用错的现象比比皆是。

董水荣:刚才谈到当代书法的发展,在技术层面上有进步。其实,书写技术本身可以不具个性,而具有理性。我们当代却很少有人关注到书法技术的理性层面,更多的认为技法的难度、精准度,决定了书法的一切。先进的工具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所以他没有个性。另一个问题是,技术是不是难度越高就越好,技术有没有好坏之分,这方面我们也要探究。

陈宇:技术是书家是否能成为“家”的前提。技术体系的完备与深入应该是每个书者的必修课,但技术的难度并不意味着书法的高度,这应该是每个书者的共识。技术层面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做得非常到位,这得益于书法专业教育体系的完备,得益于信息时代相关资讯的推广,得益于各种书法资料的方便获得。从无法到有法,我们有了非常可观的群体基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世本无法,法有心生,如果仅仅用技术约束自己并衡量作品,那么书写时代的高度只能是空中楼阁。有法到无法,从“师其心而不师其迹”才是技术风之后对古法的深度追索。

董水荣:我们看到技法推进的一面,同时也看到技法重复的一面。从技法的重复,我看到了风起云涌的跟风现象。跟风现象历史上也有,只是当代的跟风现象要比古代来的更猛,人数更多,而且是更集中的呈现。这种跟风现象的弊端就是没有温度、个性可言。


展览是跟风现象的强心针

庆旭:客观地说,当下书坛活跃的知名书家大多是从展览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不少人多少也曾经跟过时风。因为作品想入展,想得到认可,特别是书家身份的认可,所以就得遵守展览要求与评审要求。由此深入到对展览流行风潮的关注,对评委风格的关注,对获奖作者的关注。讨好评委,迎合展览,这种结局就是生产的作品跟某个评委相似,与更多的往年展品相似。所以,归根到底,跟风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名利之风使然。事实上,入展、获奖不过是主办者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置的一个游戏,游戏你可以玩也可以不玩。但是,既然是游戏,就该有规则,规则本该人人恪守。而实际的情况是,规则有时会变异,有时会有潜规则。好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入展、获奖真不是书法艺术的终极追求。

书法自诞生至今,也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了赛事一说。既然有赛,就要有结果,于是,等级出现了,如此而已。学书法,不是为了入一个展,不是为了获一个奖,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有关艺术价值、艺术旨归的话题。很可惜,许多“书法人”依然奔波在争名夺利的轨道上,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王伟林:实际上,在评审时,个性特别强的作品,往往会吃亏。如果按照目前的这套评审机制,以票数多少决定作品命运,个性强的作品未必能得高票,这是目前评审机制反映出的最大弊端,这样也导致了大多数作品缺乏个性。如果按照原来“中青展”的评审——提名制,给个充分的获奖提名理由,一方面,是评委对自身艺术眼光的考验;另一方面,更是对评委的人格和良知的考验。现在,评出的作品往往是技法很到位,而且没有硬伤问题,评委求平稳、集体意识。但是,最终评出的作品常常自己也不满意,这是评审机制决定了个性强、精彩的作品出不来。

董水荣:评委看到你的作品有传统经典的取法,说明你有来源,技法水平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入选了。比如,写“米芾”就写得像“米芾”,学《书谱》就写得像《书谱》,取法“二王”就像“二王”,这说明你基本功可以。你稍作融合或处理,就认为你基本功有问题。我发现评委很少能从作者的创作能力上去考虑,所以,书坛刮起一阵一阵的风,“米芾风”“书谱风”“二王风”“颜体风”,但像这种创作,我们认为只处于初步的模拟创作阶段。评委可以很快对应上传统的某一经典的影子,就有了认同感。每隔两三年会有一种新的取法风气的变化,老作者很快被一批新的取法对象所代替,也很快被遗忘在过往的风潮中。近十年来就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作者,这应该是当前书法评审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陈宇:“师法有心,创作无意”,技术的完备为“我写我心”的最终回归带来无尽的可能。当我们从这一立场来考量当下书法创作的整体风貌时,其中制作、模仿、迷失方向、无自我思考与主张、随大流等,使得我们更需要从人文、思想、观念、信息等诸多方面深刻思考。

董水荣:近年来,当代书法的主流是书写技术、形式和古典。通过技术、形式、古典,让书法回到传统书写技术上,并且整体地向前推进书法作者的书写能力,这是有价值的。但到了后来,多数书法作者都沉浸在写技术和形式里、统一在展览要求下,从而展开了技术与形式的比拼。在看似个体书写自由之下,其实,许多书法作者用的是同一种书法思想、技术,写的也是相同的形式。书法原本是个人的表达,现在却成了公共性与主流性,以至于到现在,谈笔法和用笔已不再是千古不易。细致的、放大的动作演示,数字化、科技化的应用,我认为这是当代书法的危机之一。审美的麻木与疲劳、精神与情感的衰退,意味着当代书法普遍匮乏超越精神,充斥的是技术的喧嚣,是形式拔节的声音。这只会导致一种新的浅薄,而真正深刻的表达,还是需要独立的个性。


换个角度看跟风

王渊清: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看跟风现象会有另一种结果。我觉得,书法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跟风的过程,只有跟风才能把某一种风格做到极致。每个时代都有风潮,风潮哪里来的?就是跟出来的。跟风的最终结果会淹没一批人,也会把一种风格推到极致,成就塔尖上的人。

王伟林:实际上,我们看跟风现象的视野还可更开拓些。比如,不管是跟地域书风,还是书坛整个的风气,都会相互影响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磁场的问题。原来没有手机、微信,没有互联网,局限在一个相对封闭、狭小的地域,比如说沙孟海对浙江书风的影响、林散之对江苏书法影响、刘自椟对陕西书法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当地确实影响太大,从书法理念到技法,徒子徒孙跟老师的风尚去学,向好的方面学了,无形当中产生了这种师承。那么,现在随着互联网、高科技的出现,把地域书风淡化了,但整个书坛跟风更为集中,形成一窝蜂——“展览风”,这是展览导向引起的。原本应是个性鲜明的、独立的创作,变成了类似机器生产的产品了,雷同到大家普遍感到厌腻。从1987年我到河南郑州观摩第三届“国展”,到2019年赴湖南长沙看第十二届“国展”,最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展览进步了,从策划、装帧到作品集印制,确实好看多了,“国展”作者的技术含量也普遍提高了。二是个性弱化了。第三届“国展”中,林散之、沙孟海、费新我等大家之作各个不同,精神性的东西会吸引你、打动你,让你驻足细品,流连忘返,但现在的“国展”很难再现这样的场景了。

陈宇:跟风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一个书家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去分辨、梳理。不论是古风还是时风,都是夯实自己的有效途径。跟是为了不跟,这与自身的追求,与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同。时代背景下的作品不仅是作为布置与点缀,更不是为入展、获奖而制作,或是兜售和批发,而是表现生命与自然的本能,对生命和自然的认知,这是责任。

王伟林:所以,不管哪种风潮你做到极致,你就能够为书坛贡献一种独特的风格,这个就可以算做一种成功了。现在的书坛显得暮气沉沉的。

董水荣:那么,我要问:书坛主要在跟谁的风?有没有把领先风气的风格推到极致?是继续跟下去来巩固现有风潮,还是另起一股新风?

王渊清:跟风最终还是要超越。

董水荣:这种超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跟风之后难以超越。套用一句广告词: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对于广西现象而言,虽然后来的作者的作品越做越精致,但我们能记住的还是形成广西现象的作者,后面的模仿与跟风我们都不记得了。历史上也是,跟米芾的风,跟苏东坡的风,最终还是不能超越米芾和苏东坡本人。即使你写的比米芾、苏东坡还好,人家认可的还是原创,它的文化符号在那里,后面跟风的都是牺牲者。

王伟林:在当代也有这种现象。最初引领“流行书风”的王镛石开沃兴华等几位书家,个性依然,但后面的跟风者都被掩盖了。

董水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法景象,如果没有大量跟风,作者也很难辨明一个时代的基本问题。没有成千上万的跟风作者群,不可能维持书坛的发展景象,也不可能有脱颖而出的书法大家,跟风也是书坛的需要。回到了王渊清的立足点上来了。

庆旭:事物的发展总有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有自己的“度”,“度”的两端很容易转化。我们知道,模仿是一切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传承的首选。事实上,书家学传承最为风行的魏晋时代,模仿(我们不称之为跟风)便已普遍流行。所谓“王谢风流”便是彼时达官贵族、士人子弟争相效仿的社会风尚。今天,我们看王系一门尺牍书风,尤其以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等为代表,他们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流气息,在那些大小不同的纸面上至今还在静静地散发出来。让人颇感兴趣的是,“王谢风流”各自有姿,风神卓然,跟当下“千人一面”“同质化”的跟风相比,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有质的区别——魏晋高扬主体精神,时人热衷于浅层的形似,线条的质地、作品的内蕴单薄苍白。这种不渗入主体精神、没有温度的模仿跟风就是超过了其时其刻的“度”,在不自觉中滑入技术复制的深渊。模仿、跟风、断舍离皆是一种现象,一种存在,需要作者有主见与定力去经历、感受、取舍。


对跟风者的建议

董水荣:在书法的时风之外,有时也指向书家对自己所处时代精神的一种发掘的深度。书法就是不同生命体验的表达,只是许多书家的思想被现实利害关系左右,目光往往被外在的迷雾所蔽,总是以书写的技术和夺目的形式赢得所有。书家目光的短视,才会轻易的随波逐流,才会在一波又一波的书法潮流里沉浮。没有在书法领域里有审美新发现的书家,就不可能成为大家。如果我们真正把书法当成了文化与艺术,而不仅是一种技术,才会明白审美与精神发现与表达的重要。可是,当代的许多书家是在程式化、惯性经验里书写,被时代卷着走,他们对一个时代精神气息的流转并无察觉的敏锐,也无引领的勇气。

当主流声音渐渐成为僵化的艺术形式的空壳时,精神与情感开始游离了原有的表达形式。一部分敏感而又善于表达的书家,在原有的书法主流之外,静静地体悟着正在发生的那种细微而又不可忽视的变化,这类先锋的书家就成了一个时代的领风气之先的书法大家,他一定能率先看到时代内部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如王羲之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崇尚清和、俊丽的气质风度,才能写出那种具有高度的、经典的书法作品

庆旭:也就是说,要辨证地看时风与跟风。作为强大的时代精神,主流价值观,它虽不是可见的物,但绝对会通过其主导形式而展现出来,让世人见到,这是此时的现实世界。它可能光怪迷离,也可能“现实很骨感”,但明天就会变成无言的历史,谁也回避不了。所以,一个智者、一个忠诚于书写本真的书家,他在感受时风展现的不可回避的客观美感外,能不为表层光鲜所动,深挖属于自己的精神因子,表现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与美的感悟,这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是自信,不是自大;是坚定,不是偏执;是稳实,不是虚势。所有这些,都源于作者要有一个清晰的艺术观念,有一个优秀的艺术训练体系在支撑,不管这体系源自何方。于此,我深有体会。在30余年的“二王”书风的研习中,我对王字的线质构成、点线的空间分布(造势、运行节奏的连贯与断裂)、风神、风姿、风韵所有的一切与“二王”有关的书法精神在同一作品中的不同显现,着实耗费经年精力,苦乐自知。

“展览体”的行草书风、篆隶风,其法式的构成要素简单可循,根本不需要把它放入那些所谓“国展”培训班、“国展”突击班、野狼训练营的训练程序。一来本身这些名词很容易与江湖骗子忽悠人的把戏混为一谈;再就是,所有这些直指技术诉求的单一营销方式,其市场份额因互联网的侵蚀而渐趋靡弱。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表象的东西,简单的排列组合问题,所以,它没有主体精神,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自我。

王伟林:说来说去,跟风现象并不可怕,古已有之,今更盛行。问题是作为创作主体的每一位作者,或跟风者,在日复一日的书写、创作实践中,除了会效仿、会临摹、会迎合、会借鉴之外,是否有自身的招术,或是独门绝技?唐代孙过庭说:“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若是有追求的书写者、实践者一定要反复追问自己。遗憾的是,今天面广量大的书写者、投稿者只会停留于技法、形式层面的效仿,而真正缺失的是思想,是对书法史、书法创作规律的清醒认识。没有思考,哪有思想?没有探究,哪有深度?没有深度,何来个性?因此,当今书坛最缺失的不是文化,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深邃的思想。(8月26日出版的《书法导报》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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