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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谊宾:苏轼《黄州寒食帖》创作心境探微

2018年04月30日 11:47:363651人参与1

 朱谊宾:苏轼黄州寒食帖创作心境探微


 【摘要】苏轼所书《黄州寒食帖》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创作于黄州期间,本文拟从书者历经“乌台诗案”以后,被贬黄州时期的心境着手,对此帖进行解读。避免落入传统分析字帖仅从“笔法、结构、章法”等方面来进行的窠臼。
  【关键词】苏轼;乌台诗案;《寒食帖》;创作心境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52(2012)01-0017-03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嘉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追谥文忠。文学上与韩愈、柳宗元等并称“唐宋八大家”,书法列“宋四家”之首。擅行、楷,取法李邕颜真卿等,并上溯晋宋。《寒食帖》的诗创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书帖大概也在此时。此帖在书法史上仅位列王羲之兰亭序》和颜真卿《祭侄稿》之后,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堪称苏轼的代表作。后人对此帖的评价甚高,黄庭坚在帖后跋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董其昌亦盛赞此帖,跋曰:“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卷,必以此为甲观。”创作此帖时苏轼时年四十七岁,时值中年。为何在这一阶段能创作出如此令人惊叹的作品,以至于黄山谷称“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呢?
  优秀的作品往往是在偶然的机遇中产生的,这种“机遇”包括主、客观两方面。如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心情或突发的事件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在欣赏《寒食帖》时,心情往往伴随着作品先抑后扬、先平静后激昂的节奏感而起伏;也会感叹书者用笔的流畅与精到;更会为通篇字形大小错落变化之大,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而扼腕。如果我们纯粹从书法之“法”的角度去欣赏,单从“笔法、结构、章法”等方面去谈论原帖,总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我们没有切入作者创作时的“机遇”,如果我们了解了作者这一时期的心境,将十分有益于对原帖的理解与欣赏。
  心境是一种比较微弱、平静而持久的情感状态。心境一经产生就不只表现在某一特定对象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使人的整个生活都染上某种情感色彩。它可能是愉快的或忧郁的,也可能是恬静的或朝气蓬勃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步入苏轼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
  苏轼去世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曾题诗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相当深刻地抒发了他死前不久的抑郁不平的心情。在诗人的记忆深处为何对“黄州”、“惠州”、“儋州”三地刻骨铭心呢?苏轼出生于眉州,后又历经了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廉州前后共计十四个州。列举上述三州显然不是为了作诗时的压韵或便于上口。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坐监,并差点被砍头,后经多方营救跳出牢笼。同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进入他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也是他人生中首次受到巨大的打击。但却是他文学艺术上的丰收季节。容后详述。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被贬到惠州,这里是侍奉了他二十三年之久的爱妾——朝云病卒之地。在苏轼贬官黄州,特别是贬官岭南期间,朝云均随行。苏轼说“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他对朝云之死是很悲痛的。特为她撰写了墓志铭,说她“敏而好义”,“忠敬若一”。还写了多首诗来悼念她。在此,他少了一个能伴他左右的相知。
  绍圣四年(1097)苏轼被再贬儋州。此时苏轼已六十二岁,实为晚年。儋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在渡海之前,他已立下了遗嘱,安排了后事,认为自己再也没有生还之望。临行时,“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必死。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以上三地是苏轼与家人、朋友历经生死离别之处。所以在他的记忆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回首往事,诗人脑海中浮现的又怎能不是这三州。
  “乌台诗案”使苏轼的生理、心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残酷的现实迫使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所改变。被贬到黄州以后,已没有七年前在密州任上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雄壮之气。而是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浪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虽为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一言一行都要受到地方官的监督。
  相传有一次,苏轼在东坡雪堂夜饮大醉,还归临皋亭时已是深夜。他就高声吟诵了一阕《临江仙•夜归临皋》,最后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句。第二天盛传苏轼昨夜作此诗,挂冠于江上,乘小舟长啸而去。郡守徐君猷得信大惊,“以为州失罪人”,非同小可,赶忙来到苏轼住地临皋亭。结果苏轼还鼾声如雷,酒醉未醒。
  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是不如人意的,但苏轼在黄州期间写就了许多名篇。却是可以安慰的。苏辙说,在这之前,他们两兄弟的文章还可相“上下”;“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苏轼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这又何尝不是好事呢?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就是创作于黄州,《寒食帖》也是创作于这期间。
  《寒食帖》为纸本,行书,高33.5厘米、宽118厘米,凡十七行,共计129字。全帖内容为:“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哪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右黄州寒食二首。”帖中删去“子”、“雨”两字,添“病”一字。原帖实为一篇草稿,与《兰亭序》的性质相同。古语言“字为心画”,下面我们一起通过欣赏这张“画卷”,来打开苏轼心灵的门扃。
  通观全帖,前三行是平静的,第四、五行为第一次高潮。字的宽窄、长短变化颇大。六、七二行的行笔速度加快,转折处化方为圆。第二首诗的字形普遍比第一首大,其中“破灶”、“苇”、“纸”、“哭途穷”的字形特别大,达到了全帖的最高潮。
  首行九字,字形大小相仿,运笔很平稳。第二行“年年欲惜春”的“年”字在这几行中显得特别大,竖笔很长,独占三个字的位置。美好的春光对于别人来讲是生机昂然的,是充满朝气的。而苏轼即使在“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时,他想到的仍然是“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这是他二年前初到黄州时的感受。春意虽浓,而欢意渐谢。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真是太长了。
  那就以长“竖”代之吧!这一“竖”是标准的悬针竖,而且很垂直。犹如一把利剑,挥之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也许苏轼写到这里舒了一口气。
  接着交代了气候。两月来雨多春寒,萧瑟如秋。第四行写到“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时,字开始大起来。海棠已花谢泥污,自己也病卧不起,既惜花,又自怜。苏轼对海棠是很熟悉也是很喜好的,因为海棠盛产于故乡四川。黄州很少见,他还是初到黄州,寄寓定惠院时见到过。
  定惠院的东面,杂花满山,其中有一株名贵的海棠花,但当地人并不知道她的名贵。苏轼深有感慨地写道:“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深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显然这株海棠正是苏轼对自己的写照。他正像“幽独”的海棠一样处于“粗俗”的桃李之中。她天姿自然,不准备追求华屋金盘。在这个春寒多雨的日子里,他又想起了海棠,并以病少年比拟匆匆凋谢的海棠。好似自己也在风雨中飘摇,随时都有被化为污泥的可能,又怎能不自伤、自怜呢?他为此而不平,为此而不屈。手中的笔开始沉重起来。“海棠”二字的用笔一反先前提按分明的基调,行笔时几乎没有提笔,而是以按为主,笔画粗壮。“海”字右下成一墨团,仿佛是交响乐中低音大鼓的声调,沉重而郁闷。
  第八、九两行是第二首诗的开始,笔调粗放,近似米芾刷字的风格。苏轼的“撇”特征很明显,带有隶书的味道。往往在收笔前轻按,然后徐徐撇出,收笔以回锋为主,很少有露锋的。给人感觉敦厚、稳重。这二行共十七字,有十八个撇画,撇画的长短、粗细、方向各异,可谓集苏轼“撇”之大观。特别是其中“欲入户”三字,都是以撇为主笔画的字。对于这三个撇,他处理得很巧妙。“欲”的撇很长,起笔至收笔粗细变化不强烈。“入”的撇很短,与一般先粗后细的撇不同,而是先细后粗的。收笔处有明显停顿的迹象。“户”字的撇长短与“欲”字的撇相仿,但粗细变化迥然不同,是起笔细,到出撇前轻按,最后露锋出撇,状似“金刀”。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三个撇时,决不会有雷同的感觉。而是充满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信手拈来的,不是刻意为之的。正因为是信手拈来,所以也就带有不可重复性,书者的功力与学养也在这里得以体现。这就是书法的魅力所在。所以黄山谷说“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就不奇怪了。
  紧接着是“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空庖”煮的是“寒菜”,“破灶”烧的是“湿苇”。这样的生活条件,我们很难把它与苏轼联系起来,如果讲述的是山野村夫过这样的日子,我们更能接受。诗人大都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进行描写,但在这里,苏轼讲述的是实情,因为他有时过的日子还不如村夫。
  苏轼由定惠院搬到临皋亭,这期间生活很困难,他自述到:“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乞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这就是著名的东坡。这里长满了荒草,堆满了瓦砾;加之又是大旱之年,“垦辟之劳,精力殆尽。”苏轼过去基本上处于顺境之中,即使政见不合,离开了朝廷,但是,在杭州是任通判,是地方副长官;在密州、徐州、潮州都是知州,是地方长官。他从来还没有尝过“躬耕”的滋味。他在开垦东坡时深有体会地说:“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寒食诗》即创作于开垦东坡期间。温饱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条件,现在他要为此而奔忙,所以将“破灶”与“湿苇”写得大一点,更突出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们似乎听到作者苦笑的声音。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是诗人发自肺腑的呐喊之声。笔下的“九”字最能表达他的心意。首笔“撇”画带有很强的弯势,收笔迅速,撇尾露锋很长,也很尖锐。这样的撇,不管是本帖还是在苏轼的其他帖中都很少见。真像是一把钢刀,这把“刀”落在纸上,却直插入诗人自己的心间。“君门”离自己这么远,何时才能再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这是他深感壮志未酬而发出的沉痛哀叹。重新重用苏轼,那是三年以后的事情了。此时他又想起了千里之遥的家乡。在那里有先人的祖墓,此时此刻他只想能退归故里,为先人守墓。但凭他这带罪之身,显然是不行的。
  衣锦还乡,是他的夙愿。苏轼于熙宁元年(1068)七月为前妻服丧满期后,离家返京,这是他第三次出川,也是他最后一次返川和离川。以后他南北宦游,多次沉浮,特别是在他仕途失意时,思乡之情更切。他曾作诗写道:“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就像李白希望回故乡作嘉州(今四川乐山)太守,在凌云山上饮酒游赏。但是,直到他后来病死常州,葬于河南郏县,再也没有能够实现“载酒时作凌云游”的愿望。
  “哭途穷”是引用晋阮籍的典故。阮籍每走到路的尽头,就感慨万端,痛哭而返。此时此刻的苏轼,处于进不能为国效力,退不能回归故里的两难境地,也到了穷途末路。所以心如死灰,不可复燃。这一段是全帖的最高潮,用笔豪放、粗旷。
  全帖诗文的主题,可以用“忧”字概括。第一首诗是“忧愁”,他“忧”的是自己的处境、“愁”的是生活的艰辛。第二首诗是“忧愤”,“忧”的是有家难回、“愤”的是怀才不遇。“忧愁”是压抑的,他强忍着心底的郁闷与惆怅,秉笔直书,所以第一首诗的字普遍偏小。自然地流露出了他压抑的心境。“忧愤”则带有一种发泄。弗洛伊德把这种意向性的发泄列为人们对付生活的三个补救性措施之一。他说:“生活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那么多痛苦、失望和难以完成的工作。为了忍受生活,我们不能没有缓冲的措施,正如西奥多•方坦所说:‘我们不能没有补救措施’。这类补救措施也许有三个:强而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苏轼把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发泄于诗作,从而使他的心情得到暂时的平静与满足。
  综上所述,身处黄州期间的苏轼,心情是以郁闷为主的。林语堂先生称他是“一个快乐的天才子”。苏轼一生真正快乐的日子是不多的,但他并未因“郁闷”而自弃。他的“快乐”是源于他骨子里有一种豪放的气概。他在赞誉吴道子的绘画时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也正反映了他的艺术理想。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豪放派”的代表,就《寒食帖》而言,也是豪放之作。这种“豪放”是与他所处的环境与心境相关联的。他要将郁闷的心境述之于诗,这是他真情的告白;书之于纸,这是他真情的流露。所以,这种“豪放”是苏轼其他传世作品中不多见的。
  
  参考文献
  [1]《金山志》
  [2]《东坡后集》卷十三《到罗化军上表》
  [3]《东坡集》卷十四《送沈逵赴广南》
  [4]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5]《苏轼诗选注》
  [6]《石林避暑录》
  [7]《东坡集》前卷二十三《书吴道子画后》
  [8]《东坡续集》卷十二
  [9]弗洛伊德:《文明和它的不满》,引自《弗洛伊德论美文选》
  (责任编辑:李盼盼)
  收稿日期:20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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