顔真卿是中國書法史上繼王羲之之後的另一座高峰。在傳統叙事中,顔真卿一般被認爲是二王經典譜系中的重要一環,他在繼承王羲之書風的基礎上有所革新并形成了個人面貌。然而筆者通過將顔真卿及其家族書法置于中古時代士族政治與文化的背景中進行考察後發現,顔氏家族的書法可能更多地受到北朝書法的影響。東晋、南朝以來,顔氏家族與王氏家族各自沿着不同的學問、書學脉絡發展。唐代盛行二王書法,流風所及,顔真卿亦受其影響,但顔真卿書法始終保留着漢魏以來北朝書法的底色。在唐人的叙事中,顔真卿通過張旭與二王發生聯繫,而陸羽則最早將顔真卿書法納入二王譜系之中,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正因爲此,以顔真卿爲代表的“二王法外”的書學資源纔在二王經典譜系中獲得了一席之地。
顔真卿書法在唐代并不具備後世那樣顯赫的地位,其書史地位的確立端賴于宋人的提倡與推崇。倪雅梅(Amy McNair)認爲,宋人之所以青睞顔書,一方面是因爲宋代士大夫需要尋求一種有别于宫廷書法的新書風;另一方面,宋代儒家改革者欽佩顔真卿的道德功業,對其書法的偏好實出于一種愛屋及烏的選擇。
一、顔真卿及其家族書學源流蠡測
顔真卿的書法究竟應該置于何種書學脉絡中進行考察?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待于對顔氏家族的書學源流進行梳理。
在門閥時代,知識、技術的傳播乃至婚姻的流動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就書法而言,師授與臨摹範本是學習書法的基本條件。而唐朝是門閥制度真正走向衰亡的時代,這一進程要到安史之亂甚至白馬驛之禍纔告完成。因此,在考察顔真卿的書法源流時,有必要考慮門閥時代的士族文化所發揮的作用。
顔真卿家族的書法與世代聯姻的殷氏家族關係密切,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共享相同的書學傳統,并且相互影響。
顔氏家族的先輩中不乏善書者,《顔勤禮碑》與《顔家廟碑》諸碑所列詳矣,此處不再一一引述。對于顔真卿書法的家學淵源,其《草篆帖》中有明確的記載:“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爲當代所稱。”顔真卿强調其家族的南朝屬性,但并未談及其家族書法與王氏家族的關係,這與二王正統一脉的書家在祖述書學淵源時的表述大相徑庭。
從顔協書法學習時人范懷約的隸書來看,顔氏家族應無二王書迹作爲臨摹範本。又傳梁武帝所作的《書評》云:“范懷約真書有力,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可見無論是顔協還是其所師法的范懷約,他們的書法都并非二王一脉的行草書。齊、梁時代,歷朝皇帝都廣搜天下二王書迹以充秘閣,梁武帝時得七百六十七卷,大有竭澤而漁之勢。因此不惟顔氏家族,恐怕普通的士人階層都不能輕易見到二王書迹。
顔之推看重文章事業,因此纔會將書法列入“雜藝”,他對于像王褒那樣“辛苦筆硯之役”的經歷并不以爲然,認爲專注于書法反而是捨本逐末的表現。另外顔之推也認爲,由羲、獻父子開創的“今體”書法在某種程度上淆亂了字學。
在阮元構建的碑帖傳承體系中,姚元標也是典型的北派書家。姚元標不僅工于楷隸,且留心小學,因此其書法受到了顔之推的青睞。
《報德玉像七佛頌碑》拓片
《清河王高嶽造西門豹祠堂碑》拓片
值得注意的是,傳世的《報德玉像七佛頌碑》與《清河王高嶽造西門豹祠堂碑》,據考或出自姚元標之手,這讓我們有機會一睹姚元標書法的面貌。兩碑的書法大體上符合史籍的描述,屬于楷隸之間的字體,用筆保留隸意,但結體已經接近唐代的楷書。
《王琳墓志》(局部)
《大唐中興頌》(局部)
《報德玉像七佛頌碑》瘦挺的筆畫與顔真卿早期的風格(如《王琳墓志》)頗爲類似,而《清河王高嶽造西門豹祠堂碑》寬博的體勢則與顔真卿成熟時期的風格(如《大唐中興頌》)似有某些暗合之處。
《馬周碑》(局部)
更有意思的是,姚元標一路的書風與顔真卿父親的舅父殷仲容的書法如《馬周碑》《褚亮碑》亦頗爲接近,而顔真卿的書法受殷氏的影響頗大。因此,我們可以藉由姚元標的書法揣度顔氏家族書法的基本面貌。雖然顔氏家族的書法可能并非出于某家某碑,但他們傳承了漢魏以來保守、復古的書風,應當説不至于太偏離歷史事實。
二、士族文化視野下的顔氏家族書法
在顔真卿的家族史叙事中,其家族以文字學和書法著稱于世。然而,在實際的六朝士族文化世界中,顔氏家族的書法到底具有怎樣的文化地位,則有待進一步討論。從士族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顔氏家族與王氏家族的書法應該屬于各有傳承的兩條脉絡。
事實上,東晋初年晋元帝和王氏家族在治國理念上存在着路綫之争,給客制度正是皇權與士族之間的一場政治博弈。表面上王導對顔含的建議深表認同,但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來看,在這場路綫之争的問題上,顔含站在了王氏家族的對立面。
顔氏家族與王氏家族的矛盾本質上是不同士族階層之間的政治利益衝突,并且這種衝突伴隨着東晋門閥制度的鞏固,會逐漸轉變爲士族階層之間全面的身份差異。
事實上,過江之後的顔氏家族與王氏家族確實秉持着不同的學問傳統。
在北方僑民逐漸分化的進程中,顔含及其家族後代更多地繼承了北方“淵綜廣博”的學問傳統,這從《顔氏家訓》對瑣碎的章句、訓詁之學的重視即可見一斑;而王、謝等高門士族則主動融入南方地方社會,他們更善思辨,喜談義理,崇尚所謂的“清通簡要”之學。這種對待“學問”的不同態度應該與顔、王兩家的書學傳統是一脉相承的。從這一角度來説,顔氏家族不習二王書法,一方面是因爲在門閥制度所建立的文化區隔之下難以獲見二王書法,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他們的家學傳統本自不同。
在門閥士族時代,不同家族根據自身政治能量的强弱,對皇權采取或依附或競争的姿態,皇權與士族以及不同士族之間會在政治與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展開競争,以期建立起身份上的區隔。書法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文化競技場。
王氏家族憑藉卓越的政治地位,迅速地將政治資本轉化爲文化資源,在羲、獻父子創立今體之後,王氏家族遂將書法視爲一項“家族産業”,不僅筆法秘不示人,而且將書法作品作爲“傳家寶”傳之後代,導致某一特定士族群體之外的人們很難獲觀二王新體的書法面貌。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顔氏家族的書學脉絡。由于顔含與王氏家族政治立場不同,加之門第懸殊,導致顔含及其後輩很有可能無緣得見羲、獻父子創立的今體書法。他們更多地繼承北方“淵綜廣博”的學問,家族所傳習的書法也是漢魏以來的鍾、衛舊體,這種局面延續到了顔之推的時代。顔之推由南入北,在離亂之際始獲二王書迹十卷,但顔之推本人對二王書法淆亂字學的現狀略有不滿,加之顔氏家族世代不習王書,因此可以推測這十卷二王書迹可能衹是作爲名家書法入藏顔家,對其家族的書學傳統并未産生太大的影響。顔之推所欣賞的或許仍是姚元標一路的楷隸,而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顔真卿的時代。據朱關田考證,顔真卿的存世文字中鮮少提及二王,且顔真卿一生未入集賢院,無緣得見二王法帖,更談不上學習二王書法。因此,無論是從家族傳統還是顔真卿本人的書學經歷來看,他的書法都不能簡單地被視爲二王一脉。如果以阮元所建構的碑帖二元體系而論,顔真卿的書法更偏于北碑系統。
三、顔真卿與二王筆法傳授譜系
隋唐時代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方的制度、律法、學術、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漸歸融合,重回一統的趨勢。
另外,北周、北齊時期文化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復古趨向,尤其是北齊曾一度恢復隸書作爲官方書體。因此,在討論書法的“南朝化”時,不應忽視北朝自身的書學脉絡。梳理顔氏家族的書法源流,應將之置于北朝書法的脉絡中加以考察。
顔真卿被納入二王的譜系,在某種程度上出于唐人的建構,其中一個重要的媒介就是張旭。
事實上,唐代前期存在着兩條并行的筆法傳授譜系,一脉爲二王正統,即智永—虞世南—陸柬之—陸彦遠—張旭一脉;還有一脉則是融合了二王與北派筆法,即歐陽詢—褚遂良—張旭。張旭正是兩條書學脉絡的交匯點。因此,筆者推斷顔真卿從張旭那裏所體悟到的筆法,或許正與其家族世代所傳習的篆籀筆法更爲接近。
顔真卿所謂的“錐畫沙”即中鋒用筆,與二王筆法有着顯著的差異。并且體察魯公話意,他對于張旭與二王筆法的差異,及其與顔氏家族世代傳習之筆法的内在聯繫,應該是瞭然于心的。不過,唐人似乎并未細審其間差異,以爲顔真卿曾師授于張旭,遂將顔真卿納入二王筆法的傳授譜系之中。
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顔真卿書法面貌的變化是其逐漸擺脱干禄書體的影響而回歸家學傳統的過程。
顔真卿在不斷地回溯家族記憶的過程中,必然會加强對其家族書學傳統的認識,并付諸實踐,有意識地强化書寫中的篆籀筆意。
事實上,黄庭堅早已勘破顔魯公筆法之所由來,衹不過他依然要將顔書攀附于王羲之。其《跋爲王聖子作字》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于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又《題顔魯公帖》云:“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可見在黄庭堅眼中,張旭與顔真卿的書法之所以堪與二王相頡頏,是因爲他們的筆法來自鐘鼎銘文等金石。黄庭堅本人的書法就得益于對張旭、顔真卿一路篆籀筆法的理解。
余论
本文考察了顔真卿家族的書學源流,以及顔卿被納入二王一系書學傳承譜系的過程及其後世影響。筆者嘗試將顔真卿書法還原到“二王法外”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在六朝時期士族政治的氛圍中,顔氏家族與王氏家族在政治地位、文化趣味、學問傳統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導致顔氏一門無法學習羲、獻父子創立的今體書法,他們世代所傳承的都是漢魏舊體。在顔氏家族的歷史上,顔騰之、顔協、顔之推等都是關鍵人物,他們的書法或書學理念皆與二王有所區别,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了顔真卿的時代。
隋唐時期,隨着南北文化的融合以及初唐時期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推重,社會上二王書風盛行。事實上,顔真卿早期的書法確實有沾染時風,受二王書法影響的特徵。行書方面表現得尤爲突出,著名的行書《祭侄文稿》中聯屬飛動的字組處理與二王書法有着明顯的淵源關係。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二王書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二王法外”的北方書法的發展綫索。筆者認爲顔真卿的書法具有顯著的漢魏以來北方書學傳統的底色。顔真卿從張旭學習,强化了其書法中的篆籀之氣,使得顔真卿有機會超邁二王,成長爲中國書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不過,由于顔真卿的友人陸羽稱其“授右軍筆法”,致使後人多留意顔真卿繼承自二王書法的面向。然而,正是由于對顔真卿書法的這一誤讀,以顔真卿爲代表的“二王法外”的書學資源纔在書法的經典譜系中獲得了一席之地,成爲後世書家師法的對象。在歷代書家嘗試突破二王帖學書風的種種嘗試中,顔書成了重要的書學資源。
王瑞: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節選自《書法研究》二〇二六年第一期
来源|书法研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