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心态析
陶雪华
书法是一门“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抒情艺术。每一幅书作都是书家思想情感、审美旨趣与高超技艺的结晶。创作心态就是书家在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或曰“心境”、“情感模式”。它是作品诞生的前奏，是书家临池时的情绪、欲望、动机、意趣、想象等心理活动的总和。
扬雄说：“书，心画也。”可以理解为书作即为书家思想、志向、品格、性格的体现，实际上最为直接的就是描画了书家当时创作心态的轨迹。当代陆维钊先生也认为此语最足以表示书法的精义，他说：“此处之‘画’字也可作‘描绘’解，故醉时之书，眉飞色舞；喜时之书，光风霁月；怒时之书，剑拔弩张；悲时之书，神沮气丧。”可见创作心态对于书作的形成是血肉相连的了。因此，我们学习、研究前人的书法，除心摹手追古人碑帖，追根溯源千年书史，博览精读历代书论外，还有必要研究一下书家的创作心态，资以借鉴。同时我们本身在创作书法作品时，也应正视一下自己的创作心态，培养、酝酿、选择、利用最佳创作心态，书写出最具性灵、神采的作品来。
研究前人创作心态，似乎是可笑的，因为还没有什么“时间隧道”能再现当时书家创作情景，更不用说窥视他的内心世界了。况且创作灵感有时稍纵即逝，连书家本人也难以描述或难以复现。不过，研究本身是一项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从大量表面现象分析、揭示其本质、规律的工作，正如我们没见古人书写过程，却可以研究发现其笔法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古人书论（有些直接记叙了心态），古人书作（有些明显表达了作者精神气质），以及历来研究者们的成果中大致地窥测，寻觅。这方面，唐书论大家孙过庭已为典范。他评论王羲之书不仅“会古通今”，而且“情深调合”，并“试言其由，略陈数意”，表述其创作心态：“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则怡铎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
二
创作心态虽为书家心理一时之灵动，却是其内心博大世界之一斑，纷繁复杂。由于各书家心理的个性差异千差万别，影响书家心态的各种因素也会千变万化，所以，创作心态是千姿万式的，我们只能从共性的角度，大致地归纳几种典型的心态。
虚静态。即书写时志气和平，心思泰然，胸襟坦荡，了无杂念。持此态书家不胜枚举，且论及至多。“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也矣。”静如何？不但“默坐”，呼吸也需控制，毕恭毕敬，“如对至尊”。欧阳询也有“澄神静处，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的描述。虚如何？虞世南论及：“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无异于练上乘气功。做到“心空笔脱，指与物化。”在虚静态中产生的作品自然得萧散简远、温秀文雅之趣，如王羲之的《黄庭》之类。
意象态。与虚静态有别，处于积极、亢奋思考状态，浮想翩翩，满腹意象。书法是凭借点画等线条形象来表达情感的。这些形象又来之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因此，必须“意在笔先，字居心后”，“先预想字形布置”，
“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在纵神遐思之际的心态，急剧完成着从物象——映象——意象一—线条形象的变换，不仅“作一字须数种意”，甚至连点画也要有“万岁枯藤”、“高峰坠石”之类的联想。意象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诸如看到“争道”、“舞剑器”、“惊蛇”、“荡浆”等自然现象心灵有了感悟一寓于书；一种是创作之前进行海阔天空的遐想，激荡心胸，触发书兴。当然，意象态的思维不是自然具象的简单复映，而是对具象美的高层次提炼和升华，从而写出“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的杰作。
率意态。不刻意求静务虚，不专心预想策划，任凭自然，随心所欲，为率意态的大致情形。有许多书家崇尚“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追求“无意于嘉乃嘉”的意境。率意态中较少束缚、拘谨，自由自在，兴趣盎然，得水到渠成的效果。“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正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这段话或许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或许是论者自己的切身体会，总之是不无道理的。所谓率意，不是信手涂鸦，不是草率从事，而是书家深厚功力化为“无法之法”的表露，是幽真情怀在偶然兴起时的迸发，是一种磨破铁砚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佳境，是一种“无间心手，忘怀楷则，随其性欲，便以为姿”的即兴创造。从书家创作实践可见，常有古人一些尺牍、信札的艺术效果反而胜过精心思运的大作品，如《鸭头丸帖》、《祭侄稿》之类。
游乐态。与友交游，尽享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游目骋怀，放浪形骸，兴怀欲书，即为游乐态。人在游乐之中，世事烦恼抛之脑后，怡情恣性，文人墨客更有乐中之乐。在这种心态中，为文则思若泉涌，为书则心手相应。欧阳修留下千古绝作《醉翁亭记》，王羲之留下了百代彪炳的《兰亭集序》。我们在感叹其翰逸神飞的妙手神笔外，还应看到游乐对他们心态发生的作用。离开了那“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时，离开了“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境地，离开了“群贤毕至，一斛一咏”的楔友，书圣也只好自叹“再作不能”了。
颠狂态。提到“颠狂”自然会使人想到，“挥毫落纸如云烟，脱帽露顶王公前”？的张颠和“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狂素，其颠狂心态跃然纸上。史上以颠狂心态作书的岂止旭、素，稍后贯休等佛界书家，五代杨风子，宋代米颠，直至清人扬州八怪等。“颠狂”是这些书家所取的某种时候、某种环境中的创作心态。一般特点是书家性灵酣畅，才华横溢，笔法纯熟，借酒助兴，场面热烈，不择材料，纵横涂抹。作品取体一般是小草乃至狂草，其效果是“奔蛇走、骤雨旋风”，“不可端倪”，“圆转之妙，宛如有神”。这种心态，率意外加恣肆，纵情外加颠逸，才力外加酒力，完全超越了常人常态常规。
此外，我们还可归纳出痴迷态、禅意态、偶兴态、超逸态、欣喜态等，这里不加详述。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书家不会限于一种心态，一种心态中也有许多细微差别。
三
创作心态是各种心理因素综合酝酿而成的临池前和挥毫中的心理态势，影响其形成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以主要因素考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稳定因素，一类是变动因素。
稳定因素是长期、不断影响书家心态的必然性因素，如性格、志趣、品德、修养、阅历、学识、境遇、习性、悟性、技艺等等。
性格、志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同的性格、志趣在同一环境中的心理活动是不同的，豪放者喜热烈，人多场面，兴致愈高；羞涩者喜幽静，人声嘈杂，手足无措；志在官场者喜应酬；意在山水者厌世俗；好名者喜趋时风；笃实者沉湎古法，心理状态大相径庭。
品德、修养。此为人之大节，也为书家操行之大常，虽然人品与书品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临池心态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为人忠直，遇不平之事而生激愤之情，付之于书，则浩气凛然，老墨烨如；修养有素，即能绝虑凝神，清心寡欲，作书时能志气平和，不激不励。至于品格低下，修养浅薄者，心思卑狠，则难得有超凡脱俗之心态来命笔了。
阅历、学识。见闻广博、学识丰富的人，与孤陋寡闻、不学无术的人的理解力、感悟力自然会天差地别。一个人初涉世面时与阅尽沧桑时的心境也极为相殊。有所谓学三年打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之说，还有“五十知命，七十从心”之说。王羲之在历览大江南北之碑刻后，竟然有“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之叹。一个书家如不光书学造诣深，而且其他门类学识也渊博，就会胸次豁然，触类旁通，临池意象纷纭，书底万象丛生。
境遇、习性。基于唯物论观，人的意识是实践的反映。境遇好坏，或优或劣，或贵或贱，或顺或挫，长期熏烙，就会养成一个人难以克服的生活习性，习性一形成，也会参与心态酝酿。如张旭嗜酒，与李白等结为“酒中八仙”，每当大醉，呼叫奔走，此时下笔，扫壁荡屏，书迹“如神虬腾霄汉，夏云出嵩华，逸势奇状，莫可穷测”。可为一例。
悟性、技艺。这是直接有关书法的天分与功夫，悟性高，创造力强，功夫深，艺高胆大。创作时无后顾之忧，游刃有余，神融笔畅，淋漓尽致，与那些“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变动因素是突发的，暂时影响书家心态的偶然性因素，如动机、目的、体力、情绪、环境、器具、时序、天气、人事、世故等。这些因素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变化不定，但却足以左右书家心态。动机、目的。动机是激励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原因。书法是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但完成书法作品的动机显然有雅俗、纯杂之分。是振兴书法、献身书艺，还是凭借书艺洁名钓誉；是酒饱茶后的消遣，还是当街需字的目的；是聊寓其心，自娱自乐，还是高会酬酐，穷于应付，创作心态自然不会同一模式。
体力、情绪。根据人体生物钟原理，人的体力、情绪会作周期性变化，身体会有病、衰、旺、健；情绪会有抑、扬、高、低；心境会有悲、欢、愁、怒。孙过庭《书谱》中把“神怡务闲”称为一合，“心速体留”
称为一乖，“偶然欲书”为五合，“情怠手阑”为五乖，可见至理。
环境、器具。诚如丹纳所说：“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或幽室兰香，或旷野山林，或大庭广众，或挚友交游等必然触景生情，产生特定感觉。作为书法工具的笔、墨、纸、砚能否配合良善也十分重要。“纸墨相发”令人书兴大发，不求自佳，“纸墨不称”，神采不生，兴致锐减，难怪“伯嗒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了。
时序、天气。东方哲学讲“天人合一”，自然界之四时交迭，天气变化，对于身心的影响，古人早已注意。刘勰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气远；薇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四时、气候之与人的心态关系昭然可见。
人事、世故。“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王羲之享有交游群贤之乐，写下《兰亭序》，颜真卿感于失侄之痛，写下《祭侄稿》，世事翻迁，人情变故，令人感慨唏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嗟叹不足，书家就会把笔凌虚，“手之舞之”了。
上述诸般稳定与不稳定因素水乳交融即成为书家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创作心态。
四
王羲之将纸比作阵，笔比作刀架，心意比作将军。岳武穆之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唐太宗认为“吾之所为，皆先作意”。刘熙载提出“笔性墨情，皆以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当代名家陆维钊也定论“不得于心者，根本不能学书”。上述提到的“心”、“意”、“性情”狭义地理解，应该是作书时的心态，是将军、是根本、是首务，要“作”，要“理”，也就是要培养，要酝酿。如何把握最佳心态又如何使其率军冲锋陷阵，获得最佳书作，我以为须提出以下方面。
以稳定因素为基础，注重修炼，增强素质。稳定因素是心态的基础，是书家长期修炼而成的。作为有志于从事最高艺术——书法的人来说，除了练笔，还须炼心。陶冶品格，涵养性情，广收博采，师法自然，扫去不良习性，荡涤庸风俗气，使书法艺术之美与人格之美融为一体。
根据个人特色和变动因素特点，注意选择避就。变动因素具有偶然性，书者可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避就选择，有些还可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改造、创造。如喜虚静态作书，可于静室，明窗净几，焚香左右。喜颠狂态作书，不妨会友豪饮，恣意挥洒等等。
减少不良心态干扰，不勉强为之。有时碰到强行索书，不免心生厌恶；有时顿遇逆境，神情沮丧；有时体乏神疲；有时匆忙于事等等，都会形成“虽中山之毫不能佳”的心态，自然应避免，调遣后再作。
加强书技基本功训练，适应各种心态。书法是学到老，用到老的艺术，董其昌，文征明等年逾八旬尚沉心临摹古帖，不辍时日。由于思遏手蒙，而力不从心的事是经常有的，因此必须“心不厌精，手不忘熟”。做到不同心态以不同笔法体势去表现。
根据当时创作心态选择书体、章法、篇制。特定心态应有相应的形式表现，有了过硬基本功，就可得心应手，役使书体、章法、篇制为当时心态服务，创作出内容、形式、笔法、意境和谐统一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