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铎为代表的一批明代降臣，在加人满清政权的同时，也把汉族文化及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化生活情趣介绍给满族统治者。在清初的朝廷中，明朝降臣并未得到彻底的信任和重用，他们所担任的多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文书编纂职务，而且稍有不慎，即被弹劫，轻则降级罢官，重则下狱杀头。这种环境，促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诗文唱和、翰墨丹青及鉴赏收藏等艺术活动。这种艺术化的生活，一方面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不会引起异族统治者的敏感和猜忌；同时也使这些生活在冷落歧视之中的知识分子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安慰，并找到自身的价值。事实上，这些降臣之中的大多数人正是以自己的文学、艺术才华，而不是治理国家的能力，才获得满族统治者的赏识和任用。
王铎、法若真、戴明说以及与他们书风相近的傅山，基本上延续了晚明变革书风。由于这些人都是北方人，所以这一路风格在当时的北方书坛具有很大势力，以至在南方书家眼中，王铎扮演着北方书坛盟主的角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南一带的书法风格依然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董其昌的追随者指斥以王铎为代表的北派“不知书法为何物，故胆大心粗”，“魔气甚大”，而南派所标榜的，则是温文尔雅、从容飘逸的“晋、魏潇疏秀工之致”。南派认为自唐以后，笔法衰落，宋、元书家已失庄雅之度，明代诸家更不足观，只有到了董其昌才是古法正宗，因此推崇董其昌为明代惟一大家，可以上接二王、鲁公。董其昌生前官高位显，兼之年高寿长，交游广泛，门徒众多，在明末清初影响极大，尤其是江、浙一带，地近同乡，风气沾溉，学书者大率以董为师，即使不是亲得传授亦难脱其氛围熏陶。而当时清政权天下未定，正极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东南一带的文人士子，借其号召力帮助自己巩固统治。在这种文化形势下，发源于董其昌，盛行于江南文人之间的晚明南派书风，便随着汉族士大夫向清政权的归附而成为清初书法的主流风格。在属于这一派书风的书家中，沈茎又因与董其昌的同乡关系和自身的家学渊源，故能脱颖而出，不仅在同僚中享有善书声望，更因此获得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并对整个清代前期的书法风气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