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曾经提到，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学习书法以来，就一直关注王铎，这么多年下来，王铎对您本人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薛龙春：研究书法史同时又从事创作的学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研究与创作是一致的，像曹宝麟先生研究宋四家，书法也学宋四家，华人德先生研究两汉六朝，书法也不涉唐以下一笔；还有一类将研究与创作分开，如白谦慎先生研究八大、傅山，研究吴大澂，他写的最多的却是唐人端楷。我的情况大概也是后者，我研究王铎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的研究不完全以“求真”为目标，而有一定的当代关怀，今天有很多人欣赏与学习王铎的书法，说明他有些趣味和当代趣味有相似之处；二是王铎这个人物足够复杂，与各层次的社会交往也非常丰富，传世诗文书画作品及各种题跋、信札也多，透过这个个案来观察晚明社会与文化是可能的。
我个人的书法创作并没有明确的风格意图，我将之作为一种令自己感到愉悦的游戏。要说学书法的机缘，我其实是不错的，在碑学与帖学两个取径，我都有很好的师承，但未来能到何种程度自己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享受学习书法的过程。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汉碑与唐宋人对我影响最大，比如《乙瑛碑》与《礼器碑》，孙过庭与米芾，都是我反复临习的。此外，清代一些碑学书家的行书，如何绍基、翁同龢，我也非常喜欢。当然我看的要比学的多得多。看不明白，就什么也学不到。
在我看来，与其说书法的趣味在于技巧，不如说“见字如面”，字所反映的是一个人气质，一个有气质的人最令人着迷，其人不足道，则字也不值得珍视。气质有各种各样的，我最喜欢超逸之气。但写字又不能不讲究技巧，没有高超的技巧，超逸之气是无从体现的。从时间上说，书法是节奏自然舒展的艺术，从空间上说，书法是块面自然衔接的艺术。做到这些，而且自然，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也不光是技巧训练就能解决的。阮元致仕后的一批家书，我印象很深的，真是触遇生变，妙不可言。对他而言，这不过是长期书写养成的右手肌肉的条件反射，但背后是修养所决定的文化趣味。修养不到，写得再好，也是白开水。不过今天的书法家大多不会相信这些。
我非常欣赏王铎的书法，他的笔墨技巧令人惊叹，在楷书、行书、草书上都能跻身书史一流，在碑学未兴起的时代，他的隶书已经不俗。他的书学成就远在董其昌之上。王铎书作最重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呼应，在整体篇章中，遥山遥水别有映带，不是老手绝难梦见。二是意外，如他自己所说的：“如寂寥深山，独坐无人，老猿忽叫，陡然一惊。”他的作品因此有很强的观赏性（图十四）。但我不学王铎的书法，因为他的字学不好会有纵横习气。前面我说过，晚明书法有粗猛的一面，在他们身上可以说是特色，但学的人却很可能堕入恶道。今天学王铎的书家十之八九只得了蛮横。王铎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说怀素、张旭并非不佳，但后来学他们的总把字写坏，可以说是怀素、张旭的罪人。我要说，现在很多学王铎的书家，也是王铎的罪人。
图十四：王铎《雒州香山作轴》，《王铎の书法》条幅编
您此前出版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这次您也提到，您做的是以王铎为中心的文化研究，那么，您也会出版一部类似“王铎的人生与书法”这样的作品吗？
薛龙春：是的，这是我的抱负。2006年开始研究王铎时，一本像样的专著就是我的目标。我是研究艺术史的，不是专门做文献学的，所以《王铎年谱长编》只是我研究过程中的副产品。就像您提到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一书，在出版以前，我也写过一本《王宠年谱》。去年出版的《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出版》，原先是作为《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一书的前言来写作的，《辑考》的内容有四十多万字，涉及两百余人六百五十余封信，如果按时间而不是人物来编排，也可以看作黄易年谱的主体。做年谱、辑考一类的工作虽然费时费力，却是好的研究专著的基础。艺术史研究的目标不仅是材料的整理，还要能够解释艺术品，并与传统观念对话。没有扎实的基础工作，特别是系统的资料搜集、甄别与考证，一切都免谈。
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有自己的特点，好的学者要能发掘出他们身上的议题，而不是按什么套路来研究或是写作。我研究的王宠、王铎、郑簠与黄易几个个案分处于十六至十八世纪，我借助对他们讨论不同的问题，如王宠年不及四十而卒，但他的字不见得嫩，文徵明活到九十岁，但字也不见得老。我在《雅宜山色》中花了一章的篇幅讨论时间对艺术的意义。又如郑簠，身处十七世纪的汉碑热潮中，他以隶书鸣世，众多一流学者与诗人赠之以“八分书歌”，鼓吹他是“古”的代言人，但在乾嘉以后，他又被学者们集体指斥为“不古”，那么我们在艺术批评中常常使用的“古”，到底指什么？这种评价的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再如黄易，他只是一个河道低级官员，他如何成为乾嘉金石学的发动机？对个人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身份与形象，黄易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加以形塑的？
与前三者相比，王铎在艺术史上的影响显然更大，我不仅希望通过研究来回应艺术史的问题，也借此对晚明文化作深入的反思。这本专著的提纲，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反反复复，主要的困难在于我将围绕一个什么样的中心议题来组织我的论述，这个中心议题可以是王铎与董其昌的竞争，也可以是王铎书法的创作情境，还可以是艺术品的功能与趣味的关系，不同的中心，就会有不同的材料去取与组织方式。尽管王铎的材料极为丰富，但我从未打算将什么都写进这本书里。
薛龙春：《王铎四题》是应王家葵、贺宏亮二兄主编的一套艺术史小丛书的一种，字数只有七八万，是我四篇长文——《王铎与集王字碑》《王铎刻帖考论》《王铎诗文稿的文献价值与艺术趣味》与《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法》——的合集，这四篇文章写于2009年至2016年之间，或可视为我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不过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与未来的研究专著不会有多少重叠。
这几篇文章主要集中于以下的一些问题：
宋明之间对集王字碑的批评，何以从品格化的“俗书”转向“集字”工艺的缺陷？王铎为什么热衷于临写集王字碑，并有那么多自己集王字的尝试，其意义是什么？
王铎有大量刻帖，如《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日涉园帖》《论诗文歌》《二十帖》等，除了《拟山园帖》为王无咎所主持，其他大部分是他的姻亲主持的，所收入的也是王铎赠予的作品、与主持者的通信以及主持者相关的家族文献，除了传刻书法，这些刻帖在塑造家族文化身份上有怎样的作用？
有意识的“作品”对日常书写产生怎样的冲击？我选择了一些内容一致的手稿与“作品”加以比较，发现其形式存在巨大差异。手稿无疑比“作品”更为自然，更是心画的流露，但无论是欣赏者、收藏家还是研究者，对手稿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作品”。这是为什么？
在过去的认识中，一个面目张扬的艺术家可能对工具、材料不加选择，但通过大量题跋与书札的整理，我发现王铎对材料异常讲究，他喜欢湖州笔、宣德笺、吴江绫、徽州墨，这些都是当日的文房名品。但是，精良的材料是不是一定就会产出书法精品，恶笔恶墨会不会也能写出杰作？
《王铎四题》所讨论的问题，大致代表了我一个阶段的研究旨趣。在今天的研究氛围中，艺术史所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局限于审美与技巧，艺术的历史性、艺术品与具体环境的复杂关系等，在新一代艺术史学者中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史研究已经突破美术的范畴，开始了历史学的转向。这本小书中的一些思考，正得益于研究环境的这种变化。关于研究专著，我已经写下较为详细的提纲，现在最希望接下来的一两年能有整块的时间，完成最后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