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铎的友人大多投降了满清，因此对王铎的政治选择，他们大多采取同情与回护的态度。就贰臣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危机，也有共同的消释耻辱感的内在要求。与钱谦益在墓志铭中对王铎的回护相一致，张凤翔在王铎墓表中也说：“归或呼青楼，杂沓桐阴梧月间，琵琶声噪唳凉婉，衣垢不浣，病不尝药，亲者怪之，贻书劝曰：‘素不迩声色者，今际开辟，曾无所光赞，而沉湎若此，谓平生何？’笑不答。更谏，乃曰：‘少也贫，从未适吾欲，今逢盛世，待老臣以不死，诚溢望外……’”张镜心《赠太保礼部尚书王文安公神道碑铭》亦称：“出则召歌童数十人为曼声，歌吴歈，取醉，或宵分不寐，以为常。……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唳凉婉，辄凄凄以悲。居尝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肯服药，久之，更得愈，愈则纵饮，頺堕益甚。”这是清初贰臣传记书写的一种模式，他们笔下的王铎入清以后沉湎声色，不沐不浣，生了病也不吃药，似乎将入清以后的岁月视作苟且偷生，这种修辞策略是刻意强化王铎道德感的一面。
王铎无论是诗文还是书法创作，都一味求奇求怪，这种思路是如何形成的？赵园教授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提到，晚明的士人之中普遍存在着一股“戾气”，这种社会风气与王铎的创作思路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薛龙春：无论诗文书画，人们视之为奇怪的，王铎恰恰认为是正体。比如当人有指王铎好写“奇字”，王铎辩解说：“盖俗字、野字、吏书、商贾字，及演义传奇一种邪书，浸淫以夺正体，而正书反讶为奇字。不亦深可慨乎？”
相比起奇怪，王铎作品给人感受更强的是“粗猛”。这和这个时代的气质有关。明代自天启朝以来，吏治失序，民怨沸腾，加之清兵窥视关内，一时战乱频仍。其时朝野普遍弥漫着难以消除的戾气，如赵园先生所观察的那样，因为这种戾气，晚明的政治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滋生出一种畸形与病态。陈仁锡将这种戾气的产生归结为中外太隔，上下不交，因此人气不和，戾气凝而不散，怨毒结而成形。这种戾气最终带来政治的崩溃与陵谷迁变。
这种朝野之间普遍弥漫的戾气，与士人意欲消除末世衰飒，重铸磅礴元气的诉求相交织，似也影响到书法作品尺幅的展大，以及对粗猛之气的追逐。王铎曾一件条幅的题跋中写道：“绫帧上下不绰，极欲纵笔，不繇纵，岂非命欤？”（图十一）这件作品超过两米，而王铎尚恨其短。另一件立轴的题跋也说：“苦绫不七尺，不发兴耳。”王铎观摩古画时也经常发出“小不及大”的评论，在为高克恭一件山水大画作跋时，王铎写道：“昼日对此画，长人壮心，坚人强骨。”顺治辛卯（1651）二月，在常州友人庄冏生家中，王铎见到黄公望一件长达三丈的巨作，大为赞叹，以为“元气含吐，草树滃郁，泉石变幻，胸中一派天机生趣与墨渖湿流”。而王铎经常批评松江一派狭小，不能博大深厚，即使稍有小致，也只是像盆景那样，“二寸竹、七寸石、一寸鱼耳”，其魄力自无法与四海五岳相颉颃，又说倪瓒一流竞为薄浅习气，他们的画作大抵二树、一石、一沙滩，便称山水，何能和荆、关、李、范的巨障相提并论？（图十二）这里所说的倪瓒一流指的就是董其昌及其留给画坛的遗产，因为倪瓒正是南宗实际的取法对象之一。
图十一：王铎《五言律诗轴》，中国嘉德2005年春拍
图十二：王铎跋关仝《秋山晚翠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表达自己的审美倾向时，王铎更是毫不讳言对粗猛的青睐。在为友人乔钵诗集所作序言中，他批评唐宋时期的诗人元稹、白居易、苏轼、黄庭坚说：“譬之蝘蜒，非不眉颏荧然，爪尾轻秀，音响清细，无粗猛之气，然非龙之颉颃也，龙则力气充实，近而虎豹鬼鬽不敢攫，远而紫日丹霄云翳电火金石不能锢。”在这里，他将文章的细响与大音，比为虫与龙，二者气魄迥别。他甚至不惜“尽黜幽细而存粗猛”。矫枉必须过正，以王铎为代表的晚明书法正是以粗猛来回应董其昌的轻秀。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卷大轴是晚明政治文化环境的产物，其中蕴藏着巨大的迁逝感与变动感。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晚明书法创造了恢弘的格局与气象，但“戾气犹未尽消，雅道犹未尽回”。张瑞图的一件巨轴行书《王维诗句》，极好地诠释了粗猛的旨趣。这件长度超过四米的大轴，单行最多只有八个字，雄健饱满之中难掩衰飒之气。张瑞图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毛笔似乎不能完全聚锋，以至于笔画时常出现空心的现象。这种笔触可以诠释为“粗”，而作品的体量所带来的压迫感，则无疑是“猛”（图十三）。至于王铎书作，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
图十三：张瑞图《王维诗句轴》，美国观远山庄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