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孙过庭书谱技法》书法视频讲座（2小时课程）上集：
薛龙春《孙过庭书谱技法》书法视频讲座（2小时课程）下集：
薛龙春《孙过庭书谱技法》书法视频讲座（2小时课程）
采访︱郑诗亮
关于王铎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基本印象是，着重于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至于其人如何，以及他与钱牧斋的出降，都是一笔带过。不知您这次出版的《王铎年谱长编》，对丰富我们关于王铎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助益？能请您谈谈王铎其人此前不太受人关注，甚至为人所忽略的部分吗？
薛龙春：孤立地讨论王铎的书法意义不大。过去已经有很多类似的讨论，比如有学者说他的书法章法有“中轴线的摇摆”，这只是粗浅观察的结果，不是研究，也很难深入。艺术史研究强调艺术现象的历史性，必须将王铎放在晚明社会与晚明文化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他艺术形式的意义。
这本年谱，是我系统搜集与整理王铎与晚明书法相关材料的成果。在书中，我运用各种史籍、地方志、笔记、诗文集、书画作品、题跋、书信、日记等，细致重构了王铎的一生，他的行履、作为，他的诗文书画，他的友人，他的欢欣，他的悲慨，都在我展示的材料之中。我相信我是最熟悉他的人，有时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或许他当时的朋友中也没有我这样了解他的人。这本年谱向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个案：明清鼎革之际一位满怀名臣之想的文人，如何最终当了贰臣，在当了贰臣之后，又如何重新规划自己传于后世的形象。这个文人的观念、行为与艺术创作何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表征，和当时的社会文化、他各时期的社交圈又有怎样密切的联系。相信读者会从这本书中获得各种有用的信息。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文学史、绘画史和鉴藏史的学者，也会从中发现许多过去可能没有关注到的材料。
我们过去的研究热衷于讨论王铎的书法形式，但是对他的创作环境毫不关心。通过撰写年谱，这方面的问题就会涌现出来。比如，王铎在旅途中的书作常常显得有些怪异，这一方面可能与他在舟中场地局促有关（图一），另一方面也因为书写工具不能惬心，在旅途中的酬应之作，大多是求书人提供的工具与材料，他常常使用较小的毛笔，但要写很大的字（图二），有时他还得使用自己不经常使用的羊毫笔；又如，王铎入清之后经常参加北京贰臣的聚会，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喝酒，听昆曲，和歌人厮混，在这样的场合，他常常被要求即席挥毫，他曾向戴明说抱怨“刻下赴无益宴聚，又劳五指，奈何”（图三），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很享受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在观众围观的环境中，王铎如何调动观看者的欲望，这最终在他的作品形式上又有什么体现，就成为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白谦慎先生研究傅山的书法应酬，指出傅山厌恶俗物面逼，甚至与他讨价还价，因此他的应酬通常带有报复性，作品的质量也很差。王铎则恰恰相反，他的应酬作品中有许多杰作，与他享受这种书写环境并善于操控环境有关。
图一：王铎《文语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二：王铎《杜甫诗轴》，广州美术馆藏
图三：王铎《致戴明说札》，香港近墨堂书法基金会藏
此前您在《上海书评》发表过《王铎，一个南明“贰臣”的标本》一文，在您看来，王铎何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标本？同样是贰臣，同样是名重一时的大家，他和钱谦益有何异同？与钱谦益心怀故国相比，王铎似乎甘心投降，个中原因是什么呢？
薛龙春：这个标题当时应该是编辑所取，不过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晚明文化中产生了无数言不由衷的人，王铎确实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在1644年六月就任弘光朝大学士之后，他很快发现马士英专权，而弘光帝也没有恢复中原的愿望，于是三次上疏要求放还山林，语词甚为激切：“坏我国家者，……皆十七年之所以谄事欺蒙刑名雕刻为能事、卖官剥削为勋劳。……臣受此任，居于纶扉，亦仍旧之泄沓，隐默木偶欤？……甘为卢杞、李林甫一流人，辱名籍于史传，播臭声于千载耶？”可见这时的王铎对自己的名臣形象仍颇有期许，但令人咋舌的是，第二年五月，他就大张旗鼓地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献城投降，并于1646年正月接受新廷任命。他成了自己最鄙夷的人。
晚明文化中还有另外一类极端的人物，如王铎的同年进士黄道周，当时的评价是，他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不仅不容小人，也不容君子。1638年七月，他上疏弹劾夺情入阁的杨嗣昌，不惜在朝堂上向崇祯帝叫板：“臣今日不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是陛下负臣。”皇帝拿他没办法，只说了句：“平生学问只得佞口。”但黄道周却以此为骄傲。读这一时期的史料，你会发现，大臣们争名的愿望，远大于解决复杂的社会运转问题的愿望。至于能力，则更值得怀疑，就像大儒刘宗周，为弘光帝开出的药方也只有“讲学”二字，在清兵窥江的紧迫情势下，这些建议都远水解不了近渴。钱谦益是王铎的前辈，王铎在他面前一直很谦卑（图四），关系也很好，尽管他们的文学主张有所不同，但都以公安、竟陵为针砭的对象，因此有许多共同语言。王铎去世之后，钱谦益为他写了墓志铭，在文中，他不仅鼓吹王铎的书学、书才与书品，还委婉地回护他降清一事：“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什么投降满清之后就颓然自放，溺情昆曲，是因为他仍有羞耻感，放纵的表象背后是深沉的故国之悲。不过，这个墓志铭像是钱谦益为自己写的。虽然在《无笑》一诗中，王铎描述了自己入清后无言无笑、味同嚼蜡的生活，但他似乎从未像钱谦益那样怀有异志，更没有任何反清复明的实际行动。
图四：王铎跋钱谦益藏《圣教序》宋拓本，北京保利2014年春拍
这与王铎的政治遭际有关。1638年，是王铎疏离权力中心的转折点。这一年春天，他经筵讲学，有所触忌，谈到当日的时局，又有“白骨如林”等语，讲毕崇祯帝大怒，谓其敷衍数语，支吾了事，全不能发挥精义。到了七月，王铎听闻杨嗣昌与满清和议，认为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上疏之后，杨嗣昌奏辩。结果是王铎虽免遭廷杖，却被降三级照旧管事。此时他因与同僚许世荩交换保举对方的子弟一事，为御史喻上猷所纠，在回奏中，他一一例举四弟王镆的才识，并请求说：“皇上倘采臣言，臣愿与弟镆得四千强兵，请缨以繋寇颈，致之阙下。或巡边阅师，修理边堡，可效一臂之需。”（图五）
图五：王铎《手稿》，中国嘉德2011春拍
不过对这个主动请战以示忠心的申请，崇祯帝丝毫并未理会。到了年底，满怀失望的他连续上疏要求归田，对朝廷的愤懑形诸辞色。1640年冬天，王铎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他终于离开了北京，因为遇到父母连续病逝，他在黄河北岸的怀庆府守制一年有余，此后直到1644年五月他始终携带众家小辗转于新乡、南京、苏州、嘉兴等地，躲避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
到了弘光朝，他虽然意外地被任命为内阁次辅，却与首辅马士英水火不容。弘光召见王铎时，“屏去左右，进臣于膝前，皇上流泪，臣亦流泪，曰：有当言卿即言，勿学马士英蒙蔽也。”但当他要求弘光帝解除马的兵权时，弘光帝却不为所动。在清兵进入南京前数天，弘光帝与马士英先后出奔，并不关白王铎，以至南京民众抓住王铎，群殴至须发尽秃，勋臣赵之龙将之移入中城狱，才获得保全。可想而知，王铎关于旧朝的回忆没有任何愉悦。在《纪昔年旧事》一诗中，他甚至感激清兵的到来：“乙酉群孽兵自起，攘夺锱铢成荒垒。……喜逢大军收婵连，苏死回伤见阳天。”入清以后，王铎颇为享受这难得的太平，在接受新廷任命后不久的一件书作中，他写道：“燹惊颠沛，乃得优游燕衎，昨年江澨，安得有此欤？”（图六）这是一个饱经战乱后的明代官员，重回平静生活之后的由衷欣慰。当年三月，王铎次子王无咎考中进士，王铎对他曾有这样一番交代：“吾自幼读书，任世事，幽轲三十年，志未行，今老矣。汝曹其竭力报国。”一方面他为自己不为明朝廷所用感到遗憾，另一方面要求子弟矢志报效满清。类似的劝诫，也屡见于他赠予清初新进官员的各种序文与书作之中。
图六：王铎《赠侯佐文语轴》，香港艺术馆藏
从政治道德的角度，人们当然可以指摘王铎的失节，但王铎在回应明亡之后少有人臣殉节一事时的一段话，颇耐咀味：“是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操锷而自剚其躬也，不克以天下为心。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为崇祯、弘光这样的帝王殉节，他不愿！不愿！不愿！王铎内心是否有深深的耻辱感？我想熟读儒家书的王铎是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文化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对个人感受与个人欲望总体上是鼓励的，这些感受与欲望也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王铎入清后的七年，并非生活在没有尊严之中，他在属于自己的文化共同体中仍备受崇仰。就书法而言，北方五省皆奉为宗主。
您谈到，这部《王铎年谱长编》完成之后，“重构王铎的生平、仕履、行踪、交游及艺术创作活动就成为可能，这也为勾勒王铎的同僚圈、乡党圈、艺文圈等不同的社会网络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王铎的同僚圈、乡党圈、艺文圈有着怎样的特点？他都与哪些人物来往？这些人物对他的文艺创作乃至政治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们如何评价王铎在政治上的选择？
薛龙春：这些圈子不是固定的，在王铎生活的不同时期，圈子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以同僚圈而言，入仕之初自然是同为庶吉士的一干同年进士，他们大多在散馆后任编修或是检讨，如蒋德璟、郑之玄、文震孟、黄道周、陈仁锡、倪元璐、南居仁等人，也有陈子壮、赵南星、何吾驺、孙承宗、姚希孟、吕维祺（图七）、董其昌这样的前辈；1635年他到南京任翰林院掌院，自然就是南京衙门的一班官员，如张镜心、张四知、屈动、范景文、赵志孟、戈允礼、郑三俊等；1644年任弘光朝次辅，则是史可法、钱谦益、刘宗周、马士英、高弘图、阮大铖、张慎言、杨文骢等人；入清之后，主要是在北京任职的贰臣圈，如梁云构、戴明说、龚鼎孳、张缙彦、薛所蕴、李元鼎、张鼎延、宋权（图八）、孙承泽、陈名夏、陈之遴、刘正宗、周亮工、曹溶等人，也有一些清初入仕的如单若鲁（图九）、魏象枢、魏裔介、傅维鳞、法若真、杨思圣等，他们大多是王无咎的同年进士。当然，我这里提到的只是他朋友圈的一角。
图七：王铎《挽吕维祺诗轴》，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八：王铎跋宋权藏范宽《雪山萧寺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馆
图九：王铎赠单若鲁《花卉卷》，故宫博物院
这些友人中有一些是当日的名臣，如孙承宗、范景文、郑三俊、史可法、张慎言；吕维祺、黄道周、刘宗周、孙承泽、魏象枢是理学名家；钱谦益、龚鼎孳文名藉甚，薛所蕴、刘正宗、张缙彦也是重要的作家，阮大铖则是度曲高手；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是和王铎齐名的书家；董其昌之外，戴明说、法若真、马士英、杨文骢等都有画名；宋权、孙承泽、戴明说、李元鼎（图十）、曹溶、周亮工则是重要的收藏家。我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说清这些人对王铎有哪些影响，但是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比如王铎和董其昌的交往，我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在与董其昌相交集的时期，他们感情甚洽，在学古、鉴定、社交策略及传播手段上，董氏都启发了年轻的王铎。而在董其昌去世之后，王铎却毫不讳言他和董的分歧。在绘画方面，他不认同董源在山水画史上的宗主地位，而对荆关李范等五代北宋画家给予更高的评价。在书法方面，与董其昌推崇“秀”与“淡”不同，王铎将气势、力量与层次的繁复作为经营的重心。在绘画与书法上追随董其昌的松江派与时流，也成为王铎严厉批判的对象。甚至对董本人，王铎也表现出轻视，1649年十月，王铎在一则题跋中指出董其昌与他的代笔人赵左相比，“赵厚董薄，赵大董隘”，他认为董氏小楷有晋人遗意，但草行大书则没有讨论的必要。在书法上，王铎为适应立轴新形式对整体感的要求，完成了以结构模式对董其昌用笔模式的取代。董、王之间的分歧成为当日书法新变的动力，但王铎对偶然性的强化又隐然可见董其昌所提倡的“生”之美学的遗响。
图十：王铎跋米芾《韩马帖卷》 ，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