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品即书品
以人论书、因书及人的风气，始于张怀瓘，前者见于《书议》评嵇康，后者见《评书药石论》由棱角、脂肉之弊论及君子、小火。.其后，《新唐书·柳公权传》载穆宗问笔法，柳氏答“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按，唐太宗《指意》以心为字之筋骨，书写以心、笔参用，以“神气冲和为妙”;其《笔法诀》云“正者，冲和之谓也”，是“心正”犹言神气冲和。又，《笔髓论·契妙》云“心神不正，书则欲斜”，是省言“笔正”。柳氏长于大楷碑版，以中锋出劲骨，强调“笔正”，实乃转述前人书旨及结合己书的经验之谈。欧阳修《试笔》称“苏子美尝言用笔之法，此乃柳公权之法也。亦尝较之斜正之间，便分工拙”，表明欧氏本知柳公权在言笔法。及其编撰《新唐书》，遂以柳氏耿介能谏而附会之。以一代文宗之言，复有苏、黄的发挥，“笔谏”说即成定论。后人祖述弘阐，以人品拟论书品、书理，而伦理标准移人书法，也因此深人人心。
欧阳修著《朋党论》，严格君子、小人品流别异，论书法亦极重人品。《集古录跋尾·唐颜鲁公书残碑》云:
余谓颇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
颜真卿人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遂以其评书，人品与书品相表里。就此而言，人品即书品乃字如其人之“心画”说的伦理延伸。然则“心画”说还有天资、性情、学养等许多合理的成分在内，而人品即书品的标准已经超出于艺术之外了。再如其《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云:
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颇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 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
即使颜真卿书法不佳，后世亦必慕其人而宝其书，已明确不取艺术标准。推而广之，世代流传的名家书法，多是书以人重，并非全为艺术。或者说，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书法史，由筛选出来的贤哲书法组合而成，不是历史的全部，也不代表所有的精华。斯言颇能发人深省。
苏轼秉承欧说，而论言更为明了。其《书唐氏六家书后》云：
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唯吁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其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僧之，则其人可知矣。
韩子，列子之误。人品与书法相合则贵之，人品卑下，视其书亦鄙贱，虽非客观及纯为艺术，在古代却成至理。张安国《论书》“其传者以人，不以书也”之言，足资证明。又，苏轼(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云: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
书法有君子小人之异，或有可说，如《书法雅言·心相》所谓“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之意。至于“不学书”的字迹能见其人品，已经超出讨论艺术问题的范围了，应视为个别的现象。
世间之人，林林总总，很难截然分别君子小人，于是黄庭坚又增“俗人”，以雅俗与人品即书品的问题相结合，导引出“胸次”和“书卷气”等新的品评标准，使原本生硬简单的对应变得丰富而颇具理论意义，观之似为艺术与伦理兼容，实则重心仍在后者。黄氏《题王观俊书后)云:
此书虽未及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 昂，故能若是。
胸次高，书乃不俗，人品决定书品，伦理标准在艺术之上，这已不限于论书，颇含劝人脱俗向上之意。伦理标准的教化功能，以此可见*般。‘又其《跋东坡书远景楼赋》云:
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竿竿，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它人终莫能及尔。
学问文章之气，后人易言“书卷气”，是宋以后教人如何提高胸次、使书法脱俗近雅的惟一妙诀。《宣和书谱》评李砚书法云:
大抵饱学宗儒，下笔处无一点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脚次使之然也。至如世之学者，其字非不尽工，而气韵病俗者，政坐胸次之罪，非乏规矩耳。如瑛能破万卷之书，则其字岂可以重规叠矩之末，当以气韵得之也。
其后评白居易、张徐州、王安石、沈约、贺知章、韦权、释景霎、薛存贵等，均类此意，颇可考见一时风尚。
字存功利，趋俗即其通病，如何避俗，则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刘因《荆川稗编》述萃集唐宋名贤书法云:
以励晋气，参之以肆香博可也。虽或不工，亦不俗突。技至于不俗，则亦已矣。
此中体味，与《宣和书谱》评薛道衡书“但要时以古今浇之，不尔，则尘生其间，下笔作字处便同众人”是同一道理。又，黄庭坚《跋与张载熙书卷尾》云:
学字既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
养的功夫非常重要，但养书不能无所凭借，书卷气则因以介人其中。《宣和书谱》评张籍书法云:“观夫字画凛然，其典雅斡旋处，当自与文章相表里”，评杜牧书法云:“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评薛道衡书法云:“文章、字画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异耳”，诸评代表了书卷气介人书法的理论基础。
综观古人论书，以人品推及书品者，其思想宗旨仍在于如何按照既定的标准来作人。郝经《移诸生论书法书》“盖皆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之论，可为其总括。如果究其社会的与文化的深层涵义，则可归结到伦理秩序，是把封建社会用以教化人的伦理道德标准，转化而为书法的评论、取舍标准。《宣和书谱》评唐太宗书法云:
方天下混一，四方无皮，乃留心翰墨，粉饰洽具。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置洪(弘)文馆，选贵游子弟有字性者，出禁中所藏书，令教学焉;海内有善书者，亦许遣入馆，由是十年间俞然向化。
“粉饰治具”，传神地揭示出帝王提倡书法的政治、社会功用;“翁然向化”，意谓天下人自觉地归于教化，以技艺售与帝王家，借以晋身仕途。尊王、评其书“尽善尽美”，是确立标准，以一人之风，化及天下。也就是说，并不限于人品即书品之一方面，古代书论的许多内容，也都因此生出。
比较而言，书为心学，是关于字如其人的理论，是总纲;风神骨气居上，意在取其人格标准;技道两进，讲修身和审美理想的寄托;人品即书品，说明作字先作人的道理。它们是后期书法理论史的核心内容，也是影响书法审美与批评质量的一个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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