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是有清一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绘画、书法、篆刻、著书十项全能。
不过他的惨，比起上文的老大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14岁，母亲去世；24岁，父亲去世。34岁，女儿妻子相继去世。当时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他身在福建，关山阻隔，月后才收到噩耗。这还没完，55岁时，续弦陈氏又先他而去，才30岁。
致戌牧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内人病笃，恐迟至冬至有不测之虞”
丧乱之极，仕途也不顺。赵之谦毕生愿望就是当官，不过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文曲星就没正眼看过他，直到30岁在恩科乡试中才算中举，正准备北上参加会试一展拳脚，却因战乱而计划搁浅。但是他不放弃，花钱捐了个官，可仕途的天花板也不过是个偏远县级干部，最后还死在任上。
致二哥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信中提到日夜图谋筹款捐官事宜，潘祖荫还赞助了一百金
所以众人对赵之谦的普遍印象就是一个“苦”字，这种印象又因为他最为人熟知的篆刻作品而深入人心。同治元年（1862 年）四月初，苦守闽中的赵之谦收到家书，得知妻女接连去世，悲痛交加。这年四月六日，他刻下了那方著名的“悲盦”印章，款曰：“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记。”——字字泣血。从这一天起，赵之谦改号“悲盦”，以纪念共贫贱、交勉以义的妻子，铭志自己屡遭丧乱的悲苦人生。
十月，他又刻“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印一，感怀痛失爱妻的悲切与凄苦。
“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
很多文章据此都认为赵之谦在生活中是苦痛且压抑的。但事实真这样吗？在上海图书馆中收藏的赵之谦信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赵之谦。那还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独自在温州谋生，留妻子在绍兴，当时浙地兵乱，他自己日子就很不好过，依然写信安慰认识没多久但非常投机的朋友江湜。信中，赵劝江凡事要看得开，要“解脱”，“勿时时忧患”。
致江湜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请今以后勿时时忧患”
他还讲到自己的情况：“每遇事之轇轕不开者，初念亦觉眷恋，转眼得空，因空得忘，故险阻当前，伏枕即熟睡，无所谓忧患……吾知弢叔必定睛视，益甫必仰天笑也。”这种生活态度跟开头那位大爷颇有相似之处，也是凡事不要纠结于过去，往前看。字里行间透露出真率与机智，看得出赵之谦在流离岁月中的激荡才情。
致江湜札 上海图书馆藏
“伏枕即熟睡，无所谓忧患”
在另一通写给朋友倪带铭的信中，赵之谦更是展现其幽默的一面。
致倪带铭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新春请菩萨，两次不到，殊欠慈悲。”——你可真是比菩萨都难请呀。“兹特差轿夫两名前来迎接叶舅太爷，在此专等，未知肯光降否？”——今天去接来叶舅太爷了，我俩在这儿等着，恭候您大驾光临。可见，虽然生活艰难，但赵之谦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乐观向上。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赵之谦大概就是这样一类人。他虽然热衷仕宦，但并不是官迷。相反，在江西期间，他为官干练，仁爱治民，且颇有德政。在上图的这批信札中，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赵之谦生活细节。
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手札
关于为人
赵之谦三观很正，常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十分同情劳苦大众的处境。他由鄱阳赴奉新任时，家里仆妇“以行李及其幼子不到，哭囔未已”，被其继子（寿佺）斥逐后自缢身亡。此事让赵之谦大愤怒，表示要法办继子，之后还要将他逐出家门。由于赵寿佺是过继来的，“若係亲生，定即处死”。在信中他直言“弟平生不欺穷人”，足见其品性。
致倪带铭札（局部）上海图书馆藏
“弟平生不欺穷人”
在公务上赵之谦更是不畏权贵，他在江西任职时，广昌童生一再闹事，当时的教官谢增龄仗着与知府陈廷宪关系好，屡屡包庇闹事者。但赵之谦就不怕，在给同僚的信中表示要严惩此人，“为国家除暴”。
致德斋手札（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为国家除暴也”
也是因为这种刚硬的性格，让他在江西官场上格格不入，始终未得升迁。
关于篆刻
赵之谦的篆刻最为后世所称道。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有开创之功，但也仅此而已。真正融会贯通并将之推向高峰的是赵之谦，他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广泛摄取古代金石文物元素，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20世纪日本最伟大书法家之一的西川宁曾打算为自己刻“赵家之狗”印，可见对赵之谦的喜爱程度。但是，他本人却很看不上刻印，留下的作品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作品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同僚友人跟他软磨硬泡来的。在上海图书馆的这批信札中，我们就能窥见一二。
致宗源翰手札（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篆刻久不作”
宗源翰曾数次向赵之谦求印，赵在前面的信中还推脱，又是“篆刻久不作”，又是没带刻石头的工具。
致宗源翰手札（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箧中又无刻石具”
后来大概是拗不过，第五封信中说到“刻印破例”，还约定一年之内一定给他刻好。这是他在同治八年左右，再次离京南下图谋筹款捐官的时候写的，当时诸事繁多，无心篆刻，故有此说。也有可能是心灰意冷之后，早在同治八年（1869）前后已经萌生“封刀”之意。
致宗源翰手札（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刻印破例”
赵之谦书法
赵之谦的书法在晚清民国时期是很受欢迎的，尤其以何井荃庐、西川宁、青山杉雨、小林斗盦在到现在活跃于日本书坛的新井光风、樽本树村、高木圣雨等等，整个日本关东地区的书法篆刻界几乎都受赵子谦影响。这离不开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的丁仁的支持。他从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和吴隐一起编辑出版了十集《悲盦剩墨》，对推升赵之谦作品的社会知名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说，这书出来的时候，一时间洛阳纸贵。连带着，赵之谦“所作书牍堂判，片纸只字，人皆珍如拱璧”。值得一提的是，丁是魏锡曾的外孙，而魏锡曾又是赵之谦生前为数不多的至交。赵之谦的书法风格在其一生中发生过几次转变。他早期书法由于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颜字味道很重，甚至看得到何绍基的影子。如致江湜信札，即是这一时期的书风体现。
赵之谦致江湜书札 上海图书馆藏
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在北京结识了沈树镛、温元长、刘喜海、刘铨福、王懿荣等一批金石学界的新朋友，加上老友胡澍、魏锡曾，日夜切磋金石，经眼历代拓片无数，进而着手编撰《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録》二书。在这过程中，赵之谦的书风逐渐由颜书转向北碑。尤其是同治四年（1865）后，赵之谦的书风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用“卷锋”起笔，转折处讲究修饰，一波一磔，交代得非常用意，而字形偏长，未脱邓石如体势。这一书风一直保持到同治十年（1871）直至他赴任江西而止。
致王晋玉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赵之谦到江西任职期间，已经是他的晚年了。这一时期他的书法变得更加沉郁，无所顾忌，心手两忘。其书体势由同治年间的欹侧修长变向平宽疏宕，尤其他的尺牍，满纸斑驳，不再像过去那样讲究点画使转。
致唐仁寿手札 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赵之谦手札真实地记录了赵之谦书法风格的前后转变。
上海图书馆藏赵之谦尺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