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瑾
字玉衡，号箪庐、南沙、阜园等。
1958年9月生，山西万荣人。
1982年毕业于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第八届、第十届书法学术讨论会评委
姚国瑾学术与书法述略
⊙ 吴高歌
姚国瑾，字玉衡，又字伯瑜，号箪庐、又号南沙，以其舍后有一南沙河，因以为号焉。1958年夏历9月，南沙先生出生于山西河津通化镇，此镇后划归万荣。河津曾为卜子夏西河设教之地，故此方儒风由来已久。万荣古称汾阴，汉武帝时期祭祀后土即于此处。通化以王通而得名，取其淳朴之民风为王通所化之意。王通为隋唐之际大儒，号文中子，其弟子在初唐多为朝廷重臣。往圣乡贤，泽惠后世，仁义道德，教化成俗。南沙先生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习礼为文，及长，寄情翰墨，究心经史。1982年毕业于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现太原科技大学），历任太原矿山机器厂工程师、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副编审等职。20世纪90年代初，师从姚奠中、林鹏二先生研修经史、书法，学术、艺术成绩斐然。现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书法史论与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撰有《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书法基础与欣赏》等论著，以及《傅山与顾炎武》《傅山与佛教之关系》《岭南学术与岭南书法》等论文多篇，在书学领域，声誉远播。兹文将试述南沙先生之学术范围、艺术观念以及书法特征，略陈管见，恐未及南沙之学、之艺之十一。
1
南沙先生学术思想介于儒、释、道三者之间，与魏晋以降士大夫阶层之主流思想颇相吻合。儒家入世，道家出世，而佛家以及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巨之禅宗也以出世为根本。古代士人因所处之地位、所受之教化程度不同，而于三家学术各有取舍，然其文化思想或各有偏向，但旨趣略同。要之，不明三家学术之要旨，则未足以真正理解士流之学术。南沙先生于古则必言老庄、孔孟，于近人则推重陈寅恪、钱穆，每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励，又以传承传统文化、书法艺术为己任。20世纪90年代初，南沙先生问学于姚奠中老，姚老言及先秦时期三晋法家颇值得留意，建议其由此入手，而南沙先生志趣在儒家之学，以其欣慕儒家之仁义、礼乐久矣，姚老笑而许之。学术志趣的选择或许与人之性情相关，儒家的诗书礼乐之教，文行忠信之训，以及中庸观念对传统的人文精神影响至深，由此可见一斑。南沙先生向往儒学教化，盖以其受先圣之道、家学之风所熏染而致。南沙于老庄虽未如儒学之态度，然也谙熟道家经典，崇尚道法自然之说。以为圣人之“无为”之治、“无为”之化皆为进取之思想，而非颓废之观念，“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堪为自然之法则。儒、道之外，南沙先生又涉猎佛学。1994年，南沙先生皈依佛门，拜崇善寺主持慈贵大和尚为师，打坐念佛，居家修行，自号槛上人，又署半僧，盖取佛门与世间之间之意。他以为心中有佛，乃是佛家修行之本，而未必拘于修行之所在。其诗云“佛法原为世间法”，两法原是一法，非法外有法也。盖南沙之皈依，其要在其学而不在其教，在求其真谛而非拘泥于形式。南沙于三家之学求其同，而存其异，贵在通会，欲取三家之要旨而成一家之观念。
学术既立，道心存焉。然南沙先生之学皆由其嗜好书学为缘起。“书虽小技，然几于道”，此在南沙即为一证。1982年，南沙先生于太原南宫从陈嘉澍先生学习颜体，继而向卫俊秀先生问学书之道，由此奠定了良好的书法基础。从书法的技法与形式出发，南沙先生进而关注书法“形而上”的层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就书法言，这是从技法层面到艺术理念的觉悟与升华。像一些志于书道的同仁一样，南沙先生也希望从西方的学术、艺术理论中寻找答案，因此他阅览大量西方典籍，尽管从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思路，但依然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书法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南沙先生有幸得到前辈学者如姚奠中、张颔、林鹏诸位先生的教诲，致力传统，从传统中寻觅、追求书法之真谛。姚奠中先生为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乃余杭章太炎先生晚年弟子，国学底蕴深厚，学识渊博。南沙先生从其学，姚奠中先生授以《说文》，遂奠定小学之基础。继而从张颔先生学古文字及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张颔先生为全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虽无师承，但治学极其严谨，在古文字界颇有声誉。姚、张二老均擅长书法，南沙先生受益匪浅。林鹏先生为享誉全国的草书大家，才思敏锐，激情豪迈，谙熟经史，通晓书道。南沙先生每每求教于三老门下，执弟子礼甚恭。由唐宋八大家而上溯先秦经典及诸子文献，而后又涉猎程、朱、陆、王。其学术要略以经史为主干，而以文艺为枝叶。南沙治学初衷未必与古人相合，然“即器以明道”之途径却与古人无二致，以此由书学小道而入国学之大道。
南沙先生对于经史的研究主要以义理为旨归，而于史实则辅之以考据，若以汉宋之学术分野而论，则南沙先生偏重于宋学，正如其所言“学问宗汉，学术归宋”。1999年，南沙先生于太原创设经史讲堂，经部以《四书》为主，继之以程、朱、陆、王之学，陈明大义，辨析源流，解惑答疑，时有发明。其《四书》讲义虽未刊行，然其中不乏精义。要之，其能以了解之同情对待古人，以切身之实践理解古人，其中甘苦，自当会意也。
南沙先生谙熟书史，于傅山研究尤深。傅山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思想家、书法家，以民族气节见闻于世，对后世学术、书法影响甚巨，三晋一带尤其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南沙先生与书界同道成立“丹崖书社”，志在弘扬傅山之学、之书艺，更在弘扬其文人精神。而南沙先生草书气息流畅，大气磅礴也当受傅青主之影响。1997年，南沙先生受刘正成先生之托，与林鹏先生共同主持《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的编著工作，从而对傅山学术思想、家世渊源、作品内容等作了详细考证、阐述，深得书道同仁之誉。其间，南沙先生结识了远在异国的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白谦慎博士，白先生致力傅山研究有年，成果卓著。二人遂飞鸿传书，信札往来，讨论学术、切磋书道，学林雅趣，弥足可贵。
姚国瑾篆书《讲学读书》联
2
南沙先生是一个具有艺术思想的学者。其艺术思想主要源于学术思考、书艺实践以及人生感悟等方面，这决定了他对艺术理解的深度和高度。
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粹，历代士人于书法情有独钟，因而也不乏具有学术价值的思考。道艺之关系正是关于学术与艺术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样也是现代学术界面临的问题之一。道艺关系原本为传统文化观念，而与书法无关。但此种观念后来被借用为书法理论，并逐渐成为士人们对待学术与艺术的态度。“道”在古代是一个很玄妙的概念，“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非道也”。尽管“道”的含义很难准确概述，但毫无疑问，它是士人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它属于超越形式、超越具体物象的概念范畴。先秦儒、道两家，皆以得道为尚，儒家提倡“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庄子《外物》则有“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之论。至魏晋时期，王弼以老庄解《周易》，又有“得意忘象”之说。庄子、王弼的得之忘之的思维模式与“即器以明道”的方式异曲同工，盖古代士人视道、艺之关系为本末无疑也。推及书学，也是如此。“道成而上，艺成而下”，这正是传统文人对于书法之态度。南沙先生于此问题多承继前人成说，此由其所接收传统文化之熏染所致，也与其立足于大文化立场对待书法之态度相关。然此观念决不含有轻视艺术之意味。
南沙先生对于道艺关系之态度并未妨碍他对于书法本体之思考，相反，他的国学基础与文化底蕴使其理论思考更有价值。对于书法的观照，从技术层面到哲学层面，又从哲学回归到技术，从而给予技术以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从书法的表现手段而言，除了技法还是技法。而从其作品效果而言，除了形式还是形式。南沙先生对于技法与形式问题都有深入思考，他以为书法的形式并非单纯的外部构造，而是包括外部构造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味，这种文化意味是体现中国传统审美的、表现士大夫精神与文化品格的意味，这是形式所包含着的文化意义之所在，是书法灵魂之所在。同时，他以为西方的艺术学、美学的理论只可以借鉴，而不可生搬硬套，如果没有深入研究书法所生成以及孕育的环境，不了解传统文化的意义，那么即使再完备的外来的理论也会显得有隔膜。
学术与艺术之关系是书法研究与创作的基本问题，只有理顺其中的关系，学术与艺术方可相得益彰。南沙先生于此有深入思考。他在《箪庐呓语》谓：“书法是艺术的，也是学术的。学术需要艺术的感受，艺术需要学术的思考。”所谓“艺术的感受”是指学术需要灵感，所谓“学术的思考”则是指艺术需要理性。因此南沙治书学之方法，往往是从书法史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一时代之文化背景以及书家交游之范围，而非仅仅计较于作品之表面特征。他将现代书法流派以及风格特征也放在史学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并确立比较准确的定位。以此法治学，必能了然当代书学于历史中处于何种地位，也必能洞察“我”之与书史中处于何种地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自不待言。
姚国瑾篆书《黄山幽谷》联
南沙先生极其注重艺术创作的个性，因此他主张艺术家的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他在《艺术家的权利》一文中论道：“艺术家的思想是自由的。正是因为这种自由，他们才具有独特的个性，才会产生富于个性的作品。”“艺术家对艺术的认识，既反映艺术家本身的认知能力，又会不时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他们有时无可奈何地为权力者唱着赞歌，抑或心甘情愿地作为权力的附庸。这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思想里落下了尘埃。”“艺术家对艺术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就是自由和尊严。”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学术如此，艺术更是如此。艺术具有自身的规律与法则，而对于艺术的追求需要精神与心灵的高度自由，需要“心游万仞”的自由，需要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自由。这是艺术创作的前提，也是艺术思想的前提。
南沙先生对于艺术的思考又是发自心灵的，因此会使人感受真实而贴切。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南沙先生是将其与生命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声称：“文化，包括书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他对艺术哲学的宣言。“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关键是情感的真实和心地的真诚。真正的作品不是给读者看的，而是心灵的再现。读者在阅读和欣赏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同悲同泣，同喜同乐，则是另一回事。任何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而写出的作品，都充斥着谎言和虚伪。”对于艺术的感悟，只有通过心灵的真实体验才最近于艺术的真谛，因此创作者的心灵体验至关重要，而至于观赏者与感受者的共鸣则是其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待艺术抱有刻意求异、以博时誉的态度，也不意味着艺术的宗旨为孤芳自赏。恰恰相反，这种思想实际上正是传统文化观念的延续。
“书，心画也”，书法是心灵的体验，是真切的、实在的感受，非深于此道者何有此论也？古语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得矣夫！为己之学术乃真学术，而为人之学术为隔膜的学术。南沙先生对艺术之理解当如是。
姚国瑾篆书《茅屋竹篱》联
3
自1995年太原师范学院书法专业成立至今，南沙先生已执教席十余年。书法教学工作促进了他对书学的思考，从直接经验的积累到对教学的理性思考，从新专业的摸索与尝试到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逐渐完善，南沙先生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讲授之中国书法史、篆书技法等课程也深受好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书道后学，颇多受益。1999年，创立经史讲堂，延聘文、史、哲、艺诸科学者、教授前来讲学，广泛涉猎哲学、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十余年来未曾间断。诸门人弟子在三晋书坛崭露头角，成绩斐然。
南沙先生书法诸体俱工，而尤擅篆书、行草，山右一带，颇有声誉。其大篆以石鼓文为宗，兼取宗周金文以及春秋、战国石刻文字，工稳端庄，凝重典雅。行草宗法“二王”，兼取宋、明诸贤，于近人则颇受沈尹默、白蕉书风之影响，含蓄蕴藉、飘逸俊朗。大草取法《阁帖》、张旭、怀素、黄庭坚、傅山等，笔法娴熟，气息通畅，夏云奇峰，满纸云烟。自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来，屡次参加全国性的书法学术研讨会，与海内外同道互相交流、切磋学术、书法，学术益进，艺术亦益精。
或许由于对传统的挚爱与对经典的情怀，南沙先生之书法并未追逐时风，随波逐流，而是强调取法经典，在经典的基础上写出新意，写出文化品位。书法之法存乎经典，舍经典而何求乎？这大概就是他曾经自嘲的“抱残守缺”与“不合时宜”吧。这实际上正是对于书法的一种态度，对文化的一种态度。苏轼论智永书时尝谓：“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南沙先生不预时流，乃不为也，非不能也。一个“守”字，如何了得？“为往圣继绝学”，这里的继承实际上是要守护文化的一种责任，而以此为基础，将传统弘扬光大也是一种使命，此所谓“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也。当然，这种理念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支撑，也需要具有面对世俗、打破偏见的勇气。
余与南沙先生有“四同”之缘。四同者，同乡、同门、同事、同道之谓也。1997年，南沙先生在太原师范学院为成人大学生讲授书法史，其时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久闻其才气与学识，于闲暇之时去旁听他的课，遂相识焉。后经南沙先生引荐，拜林鹏先生为师，此为同门之谊。此后，我们同在太原师范学院书法专业工作，经史讲堂创设后，他主讲经部，我来讲史部，遂为同事、同道之谊；一年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南沙先生一人坚守经史讲堂，至今已越十秋，三晋晚辈后学多被其恩惠。南沙先生长余九岁，学问、见识也远出我右。诲余、启余者，南沙先生也。
吴高歌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发于《大学书法》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