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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梁:关于《荐季直表》研究的三个问题

2021年04月18日 23:56:182520人参与0

传锺繇《荐季直表》虽然出现较晚且争议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书法艺术魅力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故针对《荐季直表》中三个人们敏感的问题加以探索讨论,会有利于推进研究的纵深发展。

一、《荐季直表》流传考

锺繇(151-230)为汉末魏初著名书法家,与张芝合称“锺、张”,与王羲之并称“锺、王”,从此可以看出其书法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其书法流传较少,传世者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四表及《还示帖》、《丙舍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六帖而已。人们认为六帖皆不可靠,其中《还示》、《丙舍》稍近锺氏书法,其馀相去甚远。“四表”较受世人重视,成为学习研究锺繇书法的主要资料。姜夔《绛帖平》云:“王僧虔云:‘亡高祖丞相导丧乱狼狈,将锺繇《尚书宣示帖》衣带中过江,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修),敬仁死,其母以修平生所爱,并以入棺,真迹遂亡。’贞观御府所藏,乃右军临本。”[1]刻帖中的《宣示表》便是依此上石。《贺捷表》曾入宣和内府,颇被推许。董逌《广川书跋》谓“《贺表》画疏体枝,锋露筋绝,不复结字,此决知非元常之为也。”[2]从传世刻本观之,点画刻板做作,当为双勾所致,决非锺氏原貌。《力命表》之笔画中露出了较多的晋唐人笔意,更难看到汉魏时人笔意。因此王壮弘认为传世锺书中“最可信的是《荐季直表》,此表不难点画古朴,字法奇古,笔墨间没有一点晋代以后人习气,而且流传有绪。”[3]此一论说,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荐季直表》纸本出现较晚,元代陆行直获得后才将其公布于世。陆行直跋曰:“锺繇《荐季直表》真迹,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上有河东薛绍彭印章,真无上太古法书,为天下第一。予于至元甲午,以厚资购得于方外友存此山。后因飘泊散失,经廿六年不知所存,忽于至正九年六月一日复得之,恍然如隔世事。”[4]案,《荐季直表》上有唐宋宫廷及名人印记,后人皆辨其伪。故今从陆氏收藏始,论其收藏情况。陆跋中有“以厚资购得于方外友存此山”句,人们大都不加深入理解,甚至有人解释为“以高价购于僧人而收藏之”。其实“存此山”为人名,他是由宋入元僧人。米芾的《宝章待访录》手稿曾被其收藏,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下载:“米元章楷法原从欧褚颜柳来,早岁正书《宝章待访录》稿,宋末藏释存此山处,珍异不在辨才老禊序下。”[5]元道士馬臻与存此山为朋友,其《霞外诗集》有与存此山诗二首,其一题目为“伤存此山(号性常子)”曰:“天台山上何年别,一住姑苏仅十春。缁衲典钱收古帖,好诗凭客寄闲人。悟来灵彻心多懒,老去维摩病渐频。真性常存元不昧,陇头石塔藓痕新。”[6]从此可知,存此山号“性常子”,特别喜爱收藏古书画,于诗也颇有名气。陆氏的《荐季直表》是从其手中购得,而“存此山”得之何处则不得而知。

陆氏得《荐季直表》后欣喜若狂,遍示诸友,毕良、郑元佑、袁泰等人为之题跋,定为锺繇真迹而赞美有加,后被张雨、倪瓒收藏。都穆《寓意編》载:“明金阊城西张氏家藏锺元常《荐季直表》上,有昼锦堂米芾贾似道等印,元人跋云是宋僧存此山物。薛绍彭四帖,元张伯雨藏赵松雪金荪壁跋,后归倪云林。二物今在石田翁家,李少卿近跋锺书,定为真迹,予不敢以为然也。”[7]由此可知,《荐季直表》在陆行直之后,在元朝先后被张雨、倪瓒收藏。入明曾为金阊城西张氏之物,后被著名书画家沈周所得,又被无锡华夏购藏,并刻入《真赏斋帖》,从此名声大振。王世贞云:“自华氏之刻行,而天下之学锺书者,不复知有《淳化阁帖》矣。此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觉点画之间真有异趣,所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昔人故不欺我也。华氏藏为大戎胁取,夤缘佐未提权相,复见法籍入天府,寻用代禄转落缇帅家。缇帅没,余乃偶得之贾人手,亦云幸矣。”[8]据王世贞记载,华夏所藏《荐季直表》,受当时权贵逼迫而忍痛割爱,购买者投其所好献给了权相严嵩,严氏败,藉家收入内府,文嘉将严氏抄家书画作《钤山堂书画记》,其中有《荐季直表》。明朝廷不重历代书画,不久代禄为一锦衣卫头领所得,后流入社会被商贾持卖,于是王世贞有机会收藏于家。

《荐季直表》影印本(一)

王世贞收藏此卷后赞美不已,并对其进行了考证,认当为锺繇传世书作中“无上法书”,然而亦因家中经济问题而流落他家。明胡应麟《跋鍾元常季直表》云:“王长公义声振一世,其豁达大度,词场中汉高帝也。其气宇笼罩今古,故制作亦如之,为大厦庇天下士,殆三十年。又园林水石之盛,为一时冠。故世莫不以其富侔于三吴巨室,而实弗然也。丙戌秋,余尝偕汪司马过弇中玩诸古帖,司马乞锺太傅《季直表》观之,长公默然良久曰:‘是月以催科不办,持质诸檇李项氏矣。’余舟回诣项氏,假其所藏彝鼎,及遗墨遍阅,则此帖俨然在云。于戏即此一事,而长公之为德于当时寒士者,其难易可知矣。”[9]在此胡氏记载了一段难为人知的名人轶事,王世贞因家中花费太大供给不继,只能将《荐季直表》持质于项子京家。后几经转手,清“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国手。雍正三年,双峰年太保入觐,还过真定,此卷遂归于年,未几年败,又没入矣。”[10]案,梁相国即大收藏家梁清标,字玉立,直隶真定人(现河北正定县),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故有梁相国之称。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官川陕总督、大将军,加封太保、一等公。梁、年友善,年氏从地方入京觐见回返时,到梁府拜访逗留,对《荐季直表》非常喜爱,故而梁氏割爱相让。但好景不长,雍正四年年羹尧得罪自尽,家园资产入官,《荐季直表》亦被收入清廷内府,乾隆对其爱不释手,题为“书法鼻祖”“无上神品”,而刻于《三希堂法帖》卷首。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火烧圆明园,《荐季直表》被英兵掠去,卖给广东孔广陶,后被安徽裴景福访购,录入《壮陶阁书画录》。不久被盗,被埋入土中腐烂。其幸存一传真照片,后为上海王壮弘所得。王壮弘记此事曰:“所幸陶景福准备影印,之前已拍摄了照片印样,后来此照片辗转落入我手,为了使多人能够欣赏这张名迹。我给上海《书法》予以发表。一九八四年底《书法》杂志影印了这个墨迹。这一照片发表后立刻引起国内外书法界的轰动,日本书法家元老西川宁博士特地派人乘飞机来华愿出重金洽购,日本与香港出版界一些名流也纷纷前来询问,后来皆为我所拒绝。最后此照片被编入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一书中,这一番艰难坎坷的经历,使《荐季直表》带上了浓重的传奇色彩。”[11]《荐季直表》之纸本被盗贼所毁,令人痛惜不已,所幸王壮弘公布了其珍贵照片,使人们看到这一珍贵墨迹的庐山真面目。

关于《荐季直表》的真伪,世人众说纷纭。元人及明人李应祯、吴宽等皆认为其真,推崇有加,而都穆则“不以为然”。后之张丑、孙承泽、冯武等加以否定,主要观点有四:一是锺繇如此重要的作品,在元之前没有文献记载,米芾经多见广,其《书史》对此只字未提,令人不解;二是落款“黄初二年八月日司徒东武亭侯臣锺繇表”,《魏志》中没记载锺繇曾官司徒之职;三是卷中收藏印不少为伪作;四是书法风格与《宣示表》等不太一致。当然很多人为此辩驳,明人孙鑛《书画跋跋》曰:“第考诸跋中来历,即始于陆行直,以前不着所自,好事者疑寥寥唐、宋间,亦是见知律。然笔法自妙,不应以耳闻疑目见。若以年衔为驳,则史传所记,主在大政迹不谬,区区履历,非所经意。且此等处极易错,不足为据,伪作者摭史事妆饰固不难耳。季直事陈寿《志》不载,书法创出事,创出正可定为真也。米颠阅书白首,无魏遗墨,语见《书史》。米芾印果似蛇足,然安知非作《书史》后得睹此,不及增入;又安知非以《宝晋》故,妬魏迹,如刘泾不信世有晋帖耶?若贞观、淳化、宣和、大观四印,则的为伪作无疑。且陆跋止称有河东薛绍彭印章,则此外诸印皆至正以后所增耳,蛇足又岂独一颠哉!”孙氏为证其真,不遗笔墨。另外,关于锺繇官职问题,王世贞有新的发现:“黄初二年司徒东武亭侯,盖是时华歆辞疾,繇实转司徒,四年迁太尉,而歆复代之,史有脱漏故耳。二者实可相证,因记于此。”[12]清人王澍也认为“史书往往多误失实,此或史误亦未可定。”[13]在因缺少有力资料证明的情况下,争论者只能靠推理说话,故各执一端难成定论。我们认为,除了文献记载外,更重要的是要看书法本质问题,孙鑛提醒人们“不应以耳闻疑目见”,很有道理。《荐季直表》纸墨奇古,笔法深沉,书法全从隶书化出,非常符合锺繇书法精神。若非真迹,亦是高级摹本,其书法艺术价值之重要,则不言而喻。

《荐季直表》影印本(二)

二、《荐季直表》书体论

1、关于锺繇的“三体书”

关于锺繇书法,羊欣论曰:“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14]案,所谓锺繇的“三体”书,实际上是锺繇在朝廷颁布的通用隶书关照下三种不同应用形式的书写:书丹刻石者,称为铭石书。为了流传长久和镌石方便,挥毫书写时要对字体点画的形态加以适当的美化装饰,特别是最能代表隶书特点的“蚕头雁尾”更要加以强调,即所谓大书深刻之特性也;章程书是指当时写在简素纸张上的正体文字,办公文、抄文章、传秘书、教小学皆用之,为了提高书写速度应用方便,在保证字体正规的情况下,书写时将隶书“蚕头雁尾”的点画特征相对减弱,此为后来楷书的雏形;行狎书多用于自由笔记和友朋之间的信札,结体点画在章程书的基础上更加简约流便,此是后来行书的源头。

在此应该注意和强调的是,羊欣所说的锺繇所善“三体”,实际上是在不同形式上隶字书写的三种方法(三法)。也就是说从字体上看,在当时的通用隶书是“体”,而“铭石书”、“章程书”及“行狎书”是“用”。文字书法的“体”“用”关系非常重要,辨别理清其中的复杂关系,对深入研究书法史会有很大帮助。古代每个朝代建立,都要颁布通用的标准文字字体,如西周的籀篆、秦朝的小篆、东汉及魏、晋的隶书,六朝之后真书等。而“用”是朝廷标准字体在书写不同形式时的变化,如许慎《说文解字》言:“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15]其中大篆、小篆、隶为字体,而其他五种是以小篆之“体”写不同物体的“用”。朝廷为了标准统一便于使用管理,官方不仅对所用字体有所限制,还对书写的规范性有所规定。其具有严格的法律性,在奏章、公文中出现错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科举考试中出现错误书写,可能就要名落孙山。当然“体”“用”也会发生变化,如锺书在隶书下的“三法”中的“章程书”、“行狎书”两“用”,后来自成体系发展成“真书”和“行书”,说明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荐季直表》影印本(三)

2《荐季直表》应划为“行狎书”

对《荐季直表》的书写进行分析研究不难发现,表中的字都具有飞动之势,若与所传其他锺书对比,会有更多的发现。

一是笔画露锋较多。《荐季直表》的用笔非常灵活多变,除晋、唐后出现的中锋、藏锋用笔外,而大量的采取侧锋、露锋笔法,因此显得笔法灵活,变化丰富,气象万千,意味悠长。诸多横画多左下方侧锋落笔,呈现出右上翘的尖偏起笔,特别是较短的横或右边结构单位的横皆尖笔斜入,甚至有尖笔直入提笔出锋者。竖画亦然,不时侧笔按下直书,不忌偏锋露锋。撇画起笔直撇掠出者,捺笔皆因字形较扁而多取横势,短捺多尖笔直入,按笔渐行,提笔出锋,或重或轻,简节爽快。钩的写法较多,竖钩有竖末转笔挑出者,更多的是如同撇法而成;横戈钩劲利似犀牛之角,竖弯钩圆劲如银钩虿尾,变化莫测,出人意料。点的变化最多,出锋点尖笔直入按后顺势提起,八面出锋花样百出,增强了笔画的动势,令人眼花缭乱。

二是点画出现了大量连笔。《荐季直表》更为让人品味不已的是,其中诸多笔画出现了连笔,如臣、列、腹、师、年、谷、毁、郡、不、得、穷、豆、强、敌、丧、作、阳、关、策、期、先、授、以、剧、旅、许、素、充、欲、望、德、录、旧、勋、复、俾、图、壮、保、养、国、敢、雷、同、事、宸、严、恐、司、徒、武、亭、锺、繇等字,皆有点画相连之笔。略加分析,可见其有横竖相连者,有横横相连者,有撇横相连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如年、不、先、衣、气之一二笔,旅、腹、作、许、故、敢右旁的一二笔,皆将撇横化为一笔,形成了撇折横的笔画。另外点与点间的相连形式颇多,如县、繇的横三点,勋下的横四点(火字底),录字中的两对点,期字中的两点,皆有连笔,使点画鲜活起来。

三是结构单位简化组合。若从偏旁部首上看,《荐季直表》中有不少字完全行书化,如金字旁、反文旁,言字帝、竹字头,王字底,火字底,贝字底等,点画或省或连,与后来的行书无异。特别是将“口”字化为两点,如郡、图、同、事、严、谨、司等;双立人化为一点一弯竖,如得、德、复、徒等;还有阳字的左耳的简化,当受章草的影响所致。

四是行气章法的自然变化。《荐季直表》之字结体宽绰,不收中宫,故显得大气有隶意。虽然横势之字不容易上下贯气,而此篇中却显得行气十足,且有韵律美和节奏感,如第一行“臣繇言”三字颇大,“臣自”颇小,“遭遇”较大,“先帝”稍小,“忝列”最小。正如诗句中的平仄变化一样,形成了韵律美和节奏感。而这种美感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作者凭感觉自然显露于笔端,所以大字与小字差别很大,但感觉非常合谐,并没有不协调之感。孙过庭《书谱》谓“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正是这种字、行、篇章法默契的总结,对照此《荐季直表》中之字,无不吻合,这是章程书难以达到的。

总之,锺繇“三体书”都是相对朝廷标准隶书而言的。“铭石书”学书大刻为留千古,“章程书”办公施教亦要认真,其皆要点画真正不能马虎,唯“行狎书”可在隶字“体”保持结构清楚的状态下,笔画可以较为随意书写,与前二者相比,书写速度更快,点画结构趋向简约。《荐季直表》书法点画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用笔正侧兼取,点画随心所欲神出鬼没,极变化之能事,已打破了章程书的局限,更为抒情写意,这正是适应于写尺牍“行狎书”的特点所在,若对照传世锺繇其他作品观看会更加清楚。

附:《荐季直表》中行狎书特色明显字与锺繇传世主要作品字例对照表[16]

三、关于文徵明跋《荐季直表》的问题

每谈及《荐季直表》,人们都要提到文徵明研究的贡献。华夏刻的《真赏斋帖》后附有文徵明之跋曰:

右锺元常荐山阳太守关内侯季直表,《宣和书谱》及米史黄论与他名家品目皆不见记载,惟张士行《法书纂要》尝一及之,且与《戎路》《力命》《尚书》《宣示》并称,但《戎路》诸帖咸有石刻传世,而此帖不传刻本,殆不可晓。而陆行直、郑元佑、袁仲宣在元世皆博学,名能书家,其题语珍重如此,必有所据。先友李公应祯尝亲为余言其妙,谓虽积笔成冢,不能髣髴其一波拂也。公书法妙一世,其言如此,余又安能置喙其间哉!但诸公题语,皆称焦季直,余验“焦”字实“侯”字之误,盖侯字上有“关内”两字,实关内侯也。至后但称直而不言季,盖季姓直名关内侯其爵也。若以为“焦”姓,则上“关内”字似无所属,以为地名,不应荐人而直举其郡望,且当时亦无所谓“关内”郡者。故余定为“侯”字无疑,而华氏入石直标为荐季直表云。嘉靖十年,岁在辛卯十月朔,衡山文徵明书于停云馆中。[17]

其文中将原释读的“焦”字,定为“侯”字非常正确,后人们对此称赞不已,但这并不等于此跋没有问题。首先文徵明《甫田集》没有此跋。《甫田集》三十五卷,前十五卷为诗,后二十卷为文,作品始于“弘治三年”,“迄于嘉靖三十八年”。[18]将文氏诗文代表作基本上皆收录其中,而文字众多的《跋〈荐季直表〉》不在其中。同时可以看到,《真赏斋帖》中还有文徵明《跋〈袁生帖〉》,《甫田集》也没收录,颇令人费解。另外,《六艺之一录》、《佩文斋书画谱》皆收录文徵明的二跋,但皆误注录于《甫田集》,导致后人引用以讹传讹。从文献上看,其最早出现在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帖上最后的“嘉靖十年,岁在辛卯十月朔,衡山文徵明书于停云馆中。”在《书画题跋记》的文中为“徵明识”。[19]无独有偶,《真赏斋帖》之后还附有文徵明《跋〈袁生帖〉》署题跋时间为“嘉靖十年,岁在辛卯九月晦,长洲文徵明跋”。[20]而郁逢庆《书画题跋记》所载内容基本一样,而落款时间为“嘉靖九年腊月三日文徵明识”。[21]郁逢庆在《书画题跋记》之后有自跋曰:“余生江南,幸值太平之世,游诸名公家,每每出法书名画燕闲清昼,共相赏会,因录其题咏,积数十年,遂成卷帙。”[22]从而可知,其皆抄录于墨迹刻帖上,没有利益可言,似乎更加可信。而《真赏斋帖》初刻于嘉靖元年,其中并没有文徵明父子跋语,后遭火灾而版毁,重新刻之。则有火前本与火后本之别。因其摹较精,故为了利润坊间翻刻者众多,增加上文氏父子题跋,大概也是为了证明其珍贵真实,来提高刻帖的身价。对比《真赏斋帖》中文徵明跋二跋落款,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做作痕迹。时间皆在“嘉靖十年,岁在辛卯”,而一个是“十月朔,衡山文徵明书”,一个为“九月晦,长洲文徵明跋”,句子如同对偶一样出现,表明了有目的的精心策划,故意安排表现其中的“同”“异”,令人不能不疑。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诸如收录题跋等文,非常重视记年,不会轻易删去或修改。郁氏所录当忠于所见原件之文。而后来刻帖上的文字为什么会多出记年,显然与《真赏斋帖》重刻、翻刻有关系。

《荐季直表》影印本(四)

若再仔细分析文徵明跋《荐季直表》语句及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内中颇多错误:一是“张士行《法书纂要》”。张士行即张绅,《续书史会要》载:“张绅,字士行,号友轩。少负才略,谈辩纵横。其先山东人,元季寓居昆山。洪武中,累官浙江布政,善篆隶,亦能墨竹。”[2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其字号的记载比较全面:“张绅,字仲绅,一字士行,济南人,仕明为浙江布政。方伯工大、小篆,精于赏鉴,法书名画多所品题,撰《法书通释》一卷。自称云门山樵,亦称云门遗老。”[24]其中提到了张氏所撰《法书通释》。《四库提要》“案:《静志居诗话》曰:‘张绅工大、小篆,精于赏鉴,法书名画多所品题,撰《法书通释》一卷,今检此本实为两卷,盖朱彝尊偶误记也。”[25]文氏所谓《法书纂要》者,当亦张绅所撰《法书通释》之误也。又跋语谓张绅在论中将《荐季直表》“且与《戎路》《力命》《尚书》《宣示》并称,”似乎也不准确。《法书通释》“立式篇第六真书”云:“古无真书之名,所谓隶书、楷书、正书是也。锺王楷书,皆是隶法,唐之欧颜,犹存此意。近代不知此法,俗札生矣。”接着举有锺繇书法三种:“锺太傅《戎路表》、锺太傅《力命表》(真、行)、《荐焦(侯)季直表》。”[26]却没有与《尚书》、《宣示》并举,或为文氏误记?

最不可解处为“先友李公应祯尝亲为余言其妙”。李应祯(1431-1493),字贞伯,吴县人。其是祝允明之岳父,景泰四年(1453)年二十四乡试得中,会试数次名落孙山,后入太学。成化元年(1465),年三十五岁,以能书试授中书舍人,后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文徵明之父文林(1445-1499)与之善,李氏卒,文林为之撰墓志铭,有句云:“林少公十馀岁,往来相知逾二十年。晚复同官太仆,公致政归,林以病告,同舟南下,由三茅历张公洞,相从甚乐。方恃公居吴,可以时请益也。”[27]从中不难看出,文林对李应祯有亦师亦友之谊。弘治四年(1491)李应祯由南京尚宝司卿(正五品)升太仆寺少卿(正四品),此时文林亦官太仆寺丞(正六品),二人有上下级官员关系。此时文徵明随父官所读书,被李应祯收为弟子传授书法。文徵明《跋李少卿帖》亦记曰:“家君寺丞在太仆时,公为少卿。某以同僚子弟得朝夕给事左右,所承绪论为多。一日书《魏府君碑》,顾谓某曰:‘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无益矣。子其及目力壮时为之。因极论书之要诀,累数百言。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小大、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法,而所自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28]李应祯为太仆寺少卿不到一年,便请求致仕,文林也以病告休,二人乘同一条船回归故里,可能早有约定。不论年龄还是官级,李应祯比文林皆高出许多,而文林对这位老乡特别尊敬,并为归乡后能随时与李应祯相聚请教为幸。可见二人情意非同寻常,可谓是亦师亦友之关系。从李氏去世后,文林为其作墓志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再从文徵明与李应祯的关系上看,首先李氏为自己的长辈,其次又是李氏几乎唯一的入室弟子,他父亲都尊敬有加视为师长的李应祯,他怎能称为“先友”呢?尤其是特别讲究忠孝传统礼数,又为人极为谦虚文雅的文徵明,绝对不可能如此出言不逊的。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断定,所传文徵明《跋〈荐季直表〉》之文,决不是文氏所撰原文,当是借鉴于文徵明对《荐季直表》的看法伪托而成,或在文氏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多的篡改,我们在运用时不能不慎重行事。

注释:

[1]姜夔《绛帖平》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董逌《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页97。

[3]王壮弘《艺林杂谈》,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页213。

[4]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一,《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页477、478。

[5]张丑《清河书画舫》,《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页319。

[6]马臻《霞外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汪砢玉《珊瑚网》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七《跋鍾元常季直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王澍《虚舟题跋》,《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页796。

[11]王壮弘《艺林杂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页214。

[12]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王澍《竹云题跋》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页46。

[15]许慎《说文解字》,《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页7。

[16]表中字例均选自《中国著名碑帖选集•魏晋唐小楷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17]容庚《丛帖目》第一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年版,页216。

[18]文徵明《甫田集》《前言》,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页6。

[19]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容庚《丛帖目》第一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年版,页216。

[21]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页40。

[2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03。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张绅《法书通释》第六。

[27]《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十二文林《南京太仆少卿李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一,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页280、281。


张金梁,山东高密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书协副主席,吉林省民盟书画院院长。

长期从事书法教学、研究、创作工作,出版著作有《<续书史会要>补证》、《明代书法史探微》、《明代书学诠选制度研究》、《<书史会要>校正》、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卷六《反思之旅》及《张金梁书法集》、《张金梁行书<千字文>》、《优游四体—张金梁书法集》、《吉林省书画名家·张金梁卷》等。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及吉林省长白山文艺作品奖。多次担任中国书协举办的兰亭奖、全国书法展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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