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个性与识“度”
—新时期书法创新得失谈
吕书庆
新时期的书法一开始挟裹着一股粗头乱服之气，紧接着掀起了一种夸张变形之风，后来又深人到比拟手法的大it借用，再后来升华为融合各种因素寻找自我的新境界……总之，创新求变与张扬个性是新时期书法的主流。在这一主流的发展过程中，回归传统的呼声和仿古之举一直伴随着新书法的发展，使得新书法的发展墓本上维持着健康向上的势头，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新的繁荣。如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现代派等新派别的出现足以为证。但是，冷静下来，审视新书法，可以发现，新书法在繁荣的背后，又有许多不可与传统书法抗衡的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如传统书法精妙、自然。在创新求变与张扬个性的同时，好多作品“度”的把握还不够准确。
有人说分寸是艺术的一张考卷。艺术享受的陶醉状态，如恩格斯所说，仿佛“精神沉于物质之中”，而一任那缪斯驶着帆船向艺术的彼岸荡去。此时，分寸就好比缪斯手中的船桨，稍有不当，即可使船偏离艺术之美的航线，使人产生疑虑沮丧，甚至弃舟而去。分寸的失当，会把“艺术享受”变成一种“艺术忍受”，进而使人难以忍受。
狂是大气，张狂就成了躁气;夸张可以使字构、章法疏密有致，夸大就成了浮气;类比拟会使字形生动有趣，全比拟就会使书法陷人绘画的泥潭;融合诸因素是大家高明之举，拼凑诸部件就成了小家玩弄小聪明的伎俩。一些作品由于把握不好分寸，使笔法荡然无存，结构扭曲变形，墨色一团瘴气，章法东倒西歪，写字成了作画，融会出新成了拼凑猎奇……如此种种，造就了一些外强中干、未老先衰、大头小脚，残肢断臂的病态型、怪胎型书家，又使原本不俗的书法艺术变成了新的甚至让人惨不忍睹的俗物。这样的作品近年来不仅不断出现于民间，也常常风光于国展中。
需要指出，新时期的创新是必然有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变革探索过程的。这些书家的勇气十分可嘉，值得敬佩，新时期书坛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为了避免在创新中少走弯路，尽快找到自己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出精品、出大师，希望这样的书家能够觉醒起来，在创新求变中，不要忘了适度。
传统书法由形象到抽象是一大进步，新时期的书法又由抽象升华到形象意趣的追求也是一大进步，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新时期尚什么?尚态、尚意、尚情趣似乎都有，但近年来尚趣—崇尚情趣似乎成了不可阻挡的主流。也有一些书家在创新求变中，由于“度”的把握比较准，写出了许多饶有情趣的精品，分别在狂趣、雅趣、野趣、拙趣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个性形象。他们的作品在传统书法抽象线构的基础上，融会多种因素，升华到形象意趣的追求，在抽象性抒情的基础上又融进了形象性抒情的意趣(绝不是写象形字)，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力，打开了创新的新天地，尤其是他们的力作既有狂意，又有夸张与类比拟的恰当运用，既有多种字体、多种技法的自然融合，又无拼凑与小聪明、小家子气。读这样的作品，总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情，浓浓的趣，一派生意。这样的创新就是有价值的创新。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尽如意的作品，过度的作品，但总趋势是好的。
新时期产生新思想、新技法，出现新创意，这是新时期的新特色，但要注意适度，要注意分寸。屈原的弟子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描写“东家之子”的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真是“恰到好处”。列宁说:“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来仿佛依然向同一方向前进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书法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
夸张要适度，超度则成病态;笔短求意长，笔短无意则成残缺;随意可自然，太随意就会缺少内涵。情浓好，一味宣泄而无理性控制，只能成为瞎写乱画。即使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的徐渭，也不是狂怪到无法无度的程度的。他的狂不是“任笔为体，聚墨成形”，而是“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畅得痛快淋漓。有人说:书贵有奇气。奇，就是新奇，但奇过了度就成了“怪”，“怪”是不会成为精品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书法之怪在于熔铸各体而出新奇，但终因杂揉痕迹太浓至怪而成为“野孤禅”，多数作品还是“夹生饭”;清代大家何绍基、近代大家于右任书法，在熔铸各体于出奇中不露痕迹，耐人寻味，留下了好多精品。在封建意识浓厚，孺家思想禁锢森严的封建时代，奇气的作品，个性强烈的作品并不多见，这是可悲的。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禁锢少了，奇气的作品多了，个性的作品多了，这是好事。但“怪”东西随处可见，给新时期的书坛创造了许多文化垃圾，这就是“度”的意识太淡漠的表现。不能用“度”束缚，但不能不要“度”，这是大自然的辩证法，也是书法创作的辩证法。
古人对书法中“度”的把握有过好多论述，值得重温。姜夔云:“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大抵用笔有缓有急，有有锋，有无锋……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可见，古人对笔法多么讲究!如此论述，固然有其束缚个性的一面，如只要肥得富态，瘦得有神，太肥、太瘦又有何妨。只是要富态，要有神，超度发挥也有一定的限度罢了。除用笔外，用墨的浓淡，体用的方圆，结构的向背，章法的疏密，速度的迟涩，风格的刚柔等辩证关系的处理都要讲究适度，才能创造出时代精品。
有意与无意，似与不似是书法创新由技入道的高境界。刘熙载强调“有欲无欲书之”，齐白石论画有“似与不似”之说，黄山谷最忌作书“用意装缀”。。当前，一些青年人为了讨好观众，追赶时流，用“意”太多，用“似”太多，失去了自己的品格，失去了书法的品格。
90年代初，好多创新者避开二王一脉，到民间的残碑断石中汲取营养，写出了一些有新意的不俗的作品。时下这股不俗之风已成为时流，席卷了许多无主见的效篆者，写出了好多俗书。梁巘,说:“学书勿惑于俗议，俗人不爱，而后书学进，尤要真心追慕古人。”俗与不俗如何把握，梁说“尤要真心追慕古人”是一妙法，不过，这里的追慕古人不只是古人的字，更重要的是古人的品格、修养。
明代书家吴宽说:“书家例能文辞，不能则望而知其笔墨之俗，特一书工而已。”苏东坡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不俗，除笔墨新，人品好以外，最重要的是文化修养。当代大家林散之、沙孟海先生书法的不俗均在于其传统笔墨功夫与古文化修养的高深。需要申明的一点是，汲古并不排斥借今，时风中的精华可以借鉴，笔墨当随时代，但必须以传统为主，以时风为辅，这是由书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如果本末倒置，或舍本逐末，创新求变则成了无源之水，更不会源远流长。好多现代派作品因没有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分寸，因此，被拒之于艺术的殿堂之外。
强调学古，完全和古人一样，那是仿古(广西小将曾有此举)，不是创新;借鉴今人，如果尽赶时流，那是庸才。要做到“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也要把握好“度”。
当前有人强调展览效应、形式至上，构成至上，这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不能只注重形式效应，忽略了作品的艺术含量，使内涵退居到第二线。一些急于求成的青年人应当引起警惕。形式和内容，始终是内容第一，形式第二。二者要结合有度，方能创造出时代精品。真正好的书法精品，主要不依靠“行头”来支撑和过度夸张自己，它可以不要仿古的长袍马褂，可以不要堂皇气派的西装革履，可以不要花枝招展的迷你裙，它只是身着泳装松散随便地走向沙滩，在阳光下裸露真实的胭体，写自己的真功、真情、本色。这样的作品，喜笑怒骂皆成佳构，扭妮作态一扫而光，形式技巧的千系反倒不大了。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
当然，好的形式衬托不可缺少，只是主次的分寸要把握好。
“度”是局促的悬崖，只在分寸之间;又是可以打开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高水平的书家可以在分寸的悬崖上创造出美的天地。高水平非一日之功，它是作者长期修炼的结果。一个作者不到一定的境界是不大容易创作出恰到好处的精品来的，只有经过长期的才情、学养、功力、个性气质和人生历炼乃至眼光、胸襟与品操等的修炼之后，进人一种散淡如菊、我心悠然的淡泊与超脱的境地，才有可能获得适度的审美心境与眼光，从而写出真正美妙的、炉火纯青的书法精品来。这种高境界很难达到，但我们应朝这方面努力。几十年“泡”一个书家的传统成法固然“愚蠢”，但是值得提倡。周围物欲滚滚，唯有我心依旧。“不随世俗任孤行”—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高瞻远瞩，汲古融今，横下一条心，真心修炼自己，才有可能创作出属于自己、属于民族、属于世界的精品来。
创新求变好，张扬个性好—只是切记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