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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敏:故宫藏米万钟三札,还原一个真实的米万钟

2019年07月18日 23:23:0471人参与0

米万钟是明末著名书法家,与邢侗、张瑞图、董其昌合称为“四大书家”,又与董其昌并称“南董北米”。他的生平事迹,《明史·文苑》有传,附于董其昌传后,记述极为简略。专门的记载有倪元璐《诰授中大夫太仆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米友石墓志》)、黄道周《米友石先生墓表》、王思任《米太仆家传》、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米太仆万钟》等,内容虽较丰富,但对其晚年,特别是崇祯元年(1628)至其去世这段时间的记载仍多有缺漏。显然,对于米氏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急需填补的学术课题。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对其卒于崇祯元年的错误认定,也使得其晚年事迹在研究空间上受到挤压,出现了数年的空白期。所幸,故宫博物院藏米万钟《三年攘去帖》《兵饷帖》《恬守帖》,所涉这段史事较多,可以弥补以往的缺憾。

三札同出于《明清名人手札诗翰册》,均系纸本,尺寸不一,没有纪年,也没有上款。内容所示,都是写给同朝为官友人的书信,作于北京。三札风格相近,书法老到,应是米氏晚年之作无疑。因为是朋友间的往来通信,其中往往涉及到比较私密的内容,为外人所不能知晓,更能反映他对于当时局势和自己处境的真实想法。

在讨论米万钟的晚年事迹之前,首先要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卒年问题。米万钟的卒年,目前普遍采用的是《疑年录汇编》卒于崇祯元年说。此外,史料记载中还有陆心源《疑年录》卒于崇祯二年说。对于上述两说,早有学者提出质疑。《文史》2004年第三辑刊载北京大学沈乃文先生《米万钟与勺园史事再考》(以下简称沈文)一文,经过详实考证,认定米氏卒于崇祯四年春天,当为确论。

第二,史籍对米氏晚年事迹的记载情况。由于此前一直沿用卒于崇祯元年的说法,对于米万钟晚年事迹的研究也往往截止于此,出现了三年空白期。目前所见,真正触及到这段经历的研究只有沈氏《米万钟与勺园史事再考》,而史籍对此的记载,则繁简不一。按常理,王思任、倪元璐等人撰写的米氏传记都应是比较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因为他们或是其关系密切的友人,或是其同时稍晚的晚辈。但如果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几篇传记对于米氏生平的记载并不完备,一些关键节点亦付之阙如,有些记述是否真实甚至都值得怀疑。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诸传记均未记载米氏的生年和岁数,以至我们至今仍搞不清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

其次,对米氏仕宦履历的记载,天启五年(1625)被“削籍为民”之前比较清楚,“削籍为民”之后,特别是崇祯元年至其去世,虽然只有短短几年,却记述疏漏,且比较混乱。如何时复官?何时出任太仆寺少卿等均未记载。

再有,诸传记所载米氏事迹,有些是否真实发生,值得怀疑。如倪元璐《米友石墓志》、王思任《米太仆家传》均记载皇太极率军围困北京城时,米万钟身为太仆寺少卿,亲自“提刀守德胜门”的故事。但据笔者的考证,此次京城被围与米氏任职之间存在时间差,二者并不能同时发生。

另外,诸传记对米氏各时期的心路历程都有所论述,沈文尤对其晚年的心路历程给予了较多关注。但所述是否都符合实际情况,值得重新考量。

01

《三年攘去帖》

纵21厘米,横29.2厘米

(点击图片可放大欣赏)

释文

三年攘去之屋,弟复而园之。久期落成,候博题咏。乃以物力不给,历春而夏,或作或辍,今复秋残,仅完湖干一面。闻荣行迫矣,姑移勺园之菊以佐骊歌,拟期廿二约史文老共奕侍谈,求谢他政早顾。弟尚谢客,亦不能成席,故不敢长柬也。唯原谅不督。附漫园说,似览。弟万钟顿首。

此札是一封邀请朋友雅集的“邀请函”,其中涉及修复“勺园”之事。“勺园”是米万钟在京城构建的私家园林,位于西郊海淀,遗址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据文献记载,勺园占地约百亩,园内高柳长松,清渠碧水,幽亭曲榭,假山林立,人称“米家园”,在当时就是“郊外胜地”,米万钟经常与友人在此宴饮畅叙。

首句“三年攘去之屋”的“屋”即指“勺园”,“三年”应指米万钟被“削籍为民”的天启五年至七年。其中缘由,《米友石墓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公居京师,与珰邻,珰目不知书而浮慕名士,求公书翰再三,卒不应。……会公从江右归,道经金陵,时中贵人守备金陵者方为珰构祠祝尸。闻公至,使使奉金帛求数言彪炳上公。公怒骂其人去,中贵人恚甚,以闻珰。珰怒益甚,乃嗾其党御史倪文焕疏参公党人魁也,削籍为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师。

文中“珰”指大太监魏忠贤。历史上的魏忠贤曾经权势熏天,号称“九千岁”。其人虽然目不识丁,却好附庸风雅,尤其喜欢名人字画,当时不少文人雅士或趋炎附势,或慑其淫威不敢不应,所谓“权阉用事,忤者必死”,“晚明四家”中的张瑞图、董其昌都曾为其作字作画。米万钟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与张、董二人不同,在明知逆其意是什么后果的情形之下,依然不肯屈从魏忠贤。这一方面表现出他性格的刚正不阿,另一方面也与其“东林党”的身份有关。东林党是阉党打击的主要政治对立面,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矫旨,以东林党人榜颁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米万钟的老师李三才、叶向高分别列在首位、次位,他本人也榜上有名。天启五年,米万钟被“削籍为庶民”,遂不敢居京师,浮泛漂泊于江湖间。

好在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到了天启七年,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东林党人及米万钟本人的政治命运都迎来了转机。崇祯继位后不久,即着手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以往曾受迫害的数十位官员得以平反、复官,米万钟在其列。“弟复而园之”,暗示此时阉党已除,冤案平反,他得以重返京城,并开始修复已经荒废三年之久的勺园。

据《大明实录·崇祯长编》记载,米万钟“复官”在崇祯元年的三月:

吏部尚书房壮丽等题覆废籍诸臣削夺者复官,补给诰命;闲住者复官,遇缺酌起。

同年九月,米万钟有《原任江西按察使米万钟疏陈削夺始末,今蒙复职,疏谢报闻》的上疏。由此推测,书札作于崇祯元年三月之后。又据“历春而夏,或作或辍,今复秋残”及“姑移勺园之菊以佐骊歌”,《三年攘去帖》应作于崇祯元年秋天。

“乃以物力不给,历春而夏,或作或辍,今复秋残,仅完湖干一面。”则反映出米万钟在经济上出现了问题。史料显示,崇祯元年的“复官”只是名义上的,并无实质任命。《大明实录·崇祯长编》卷二十九,有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免朝候补京卿米万钟以大清兵驻通州十里之外,京师尚无侦探,移书问兵部侍郎》的上疏。可知直到崇祯二年年底,米万钟仍是“候补京卿”,没有具体官职,当然也没有官俸。

此外,对于《米友石墓志》记载“公遂不敢居京师”,著名学者洪业先生在其所著《勺园图录考》一书中,以传世米万钟书画作品的落款为依据,认为其在阉党覆灭之前就已经返回北京:

《红豆树馆书画记》有万钟画石,自题“天启丁卯(即七年)夏日写于勺园”,则魏忠贤未诛,万钟已返北京也。似当云“不敢久居京师”。

《红豆树馆书画记》所载米氏画作未见流传,是否为其真迹尚无法判断。现据《三年攘去帖》所述,米万钟是在阉党被铲除之后才返回京师。

02

《兵饷帖》

纵22.2厘米,横19厘米

(点击图片可放大欣赏)

释文:

扇五柄书完。原无纸,弟偶失记,然亦忙甚,今晚回或可写耳。刻下下库发兵饷,即诣督台,更有种种事。奈何!奈何!船票印上,洪书亦须今晚为之。昨许擬程,何不颁我也。昨扰,谢谢。留一人明日早去,如何?弟钟顿首。

书札内容涉及米氏的公务以及书法创作活动,字体略显潦草,显示书写匆忙。从“刻下下库发兵饷,即诣督台”来看,米万钟此时所任官职与兵部有关。考察其一生的仕宦经历,所任与兵部有关的官职只有太仆寺少卿一职。太仆寺属兵部间接监管的机构,主要职责是掌管全国的牧马场,主管为太仆寺卿,下设少卿三人,一人佐寺事,一人督营马,一人督畿马。正史材料显示,米万钟实补“太仆寺少卿”是在崇祯三年的二月:“崇祯三年二月辛未,升米万钟为太仆寺少卿管光禄寺寺丞事”由此可知,《兵饷帖》应作于崇祯三年二月五日之后至其去世前的崇祯四年春之间,笔者认为作于崇祯三年的可能性更大。

据沈文考证,米万钟在任太仆寺少卿之后,曾任“阵前监军”“提刀守德胜门”,抗击大清兵

万钟于袁崇焕下狱后,终于得旨,起补太仆寺少卿,理光禄寺寺丞事。考道周墓表和《宛平县志》万钟条,均谓其“戊辰以新命牵复,又三年乃补太仆寺少卿”;可信补官在崇祯三年之初。元璐墓志与思任家传均记万钟提刀守德胜门,事应属实。当时万钟居住的漫园靠近德胜门,但他此时即为太仆寺少卿,当系阵前监军。

检倪元璐《米友石墓志》

东酋入寇,逼城下,京城戒严。公感愤上书,条战守事甚具。已奏,劾督师袁崇焕……。于是得旨起补太仆寺少卿理光禄寺寺丞事,守德胜门。虏退,上嘉其劳,下部记录。

王思任撰《米太仆家传》

虏卒至,有童往石门。信至,公夜上封事,请速斩督师头,速备御。俄而薄城下矣。公提刀守德胜门。虏去,即不言徙薪功。

以上沈文所考,倪、王二人所述有两点疑问。

其一,所谓米万钟弹劾袁崇焕的上疏,未见官方史料记载,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其二,皇太极带兵围困北京城,京城戒严之事发生在崇祯二年十一月一日,大清兵于十二月十七日围歼满桂于永定门外之后,遂向遵化、迁安方向退走。并于崇祯三年的正月攻破永平,三月取冷口关,返回辽东。而米万钟任太仆寺少卿是崇祯三年的二月,此时的大清兵早已退出北京城。因此,从时间上看,并不存在其任职后“提刀守德胜门”抗击围城清兵之事,也不可能以太仆寺少卿的身份充当“阵前监军”,倪、王二人所述恐怕与事实有出入。

另外,从《兵饷帖》所云“刻下下库发兵饷”“更有种种事”来看,米万钟此时因年事已高,承担的似乎都是些轻体力的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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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藏另一件书札里,米万钟自称“年来衰朽,即一军番,且渺之尔尔”,其情形并不像旁人描述的那样意气风发,而是流露出对现状并不太满意。

03

《恬守帖》

纵24.4厘米,横47.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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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弟以恬守义命,步步淹滞,虽经摧折之苦尔尔,又奉明纶。两年始补今官,且少一级,今又逾年俸矣。日日让畔,何日河清?既无知己之怜,又无抢攘之力,岂如斯而已乎?目下外缺渐出,而相知皆以株守笑弟,年翁何以策我俾拔此一步?向同寅苏健老谓彼乡皆属意于弟,又不知此时谁可预为怂恿。望年翁极力为弟一谋,何如?不敢忘报也。盖弟此著日与内廷相关,风波莫测,得早出一日即是厚幸耳。客冬曾具揭于当事,今又更岁阳,附原稿呈览,亦见弟之苦情,想亦年翁所不平也。弟名正具。

与前两札相比,《恬守帖》字数最多,内容更多的流露出米万钟对时局的担忧和对自己仕途坎坷的慨叹。信的开头就说“弟以恬守义命,步步淹滞”。米万钟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但终万历一朝,做的都是县令、郎曹一类的小官,“淹回十余年”,不得升迁,因而有此感叹。光宗皇帝继位后,他的境况开始好转。泰昌元年,升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天启三年,升任江西按察使;天启五年十月,又升为山东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可惜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后,他即遭到阉党党羽、四川道御史倪文焕弹劾,随即被削籍为民。

经历了“步步淹滞”“摧折之苦”,米万钟对于之后的“复官”并不十分满意:“两年始补今官,且少一级,今又逾年俸矣。”据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米太仆万钟》记载,米万钟应是“原奉旨以三品起用者”,但“太仆寺少卿”只有四品,显然对他有所亏欠。即便如此,又错过了年俸,经济上也遭受不小损失。从《三年攘去帖》所述重修勺园时,因“物力不给”而时作时辍来看,此时米家的经济已经大不如前,“又逾年俸”无疑使原本的拮据雪上加霜。

关于此信的写作时间,从“客冬曾具揭于当事,今又更岁阳。”一句可推知,米万钟任职太仆寺少卿在崇祯三年二月,卒于崇祯四年春天,其间只经历了一个冬天,即崇祯三年。“客冬”的意思是去年冬天,“今又更岁阳”则显示此信只能写于崇祯四年年初,距米万钟去世不久,称得上是他极晚年的手笔。

米万钟在任“太仆寺少卿”的同时,还兼任“光禄寺寺丞”。这是一个掌管皇帝膳食的差事。对此,米万钟更是尽心尽力,“其鼎烹宴飨之物,必亲必敬,曰此以饫圣躬者饫圣心。”然而,朱由检不是一个好侍奉的皇帝,他生性多疑好猜忌,既优柔寡断,又刚愎自用,这就难免使米万钟有“日与内廷相关,风波莫测”之感。再加上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外有大清兵不断袭扰,辽东吃紧;国内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廷内部依然党争不断,朝臣间相互倾轧。这一切,久经官场的米万钟看得十分清楚,因此他希望外放,尽早离开这一是非之地。

《恬守帖》透露出的信息显示,米万钟此时为职位和个人因素考虑得较多,反映出他对于时局的担忧和失望。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从而产生了逃避思想,而并不像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有“以死报君王”的念头:

从今天掌握的材料看,只能说万钟是灭后金报国之志未成,愤恨以殁。自万历朝起,他不顾身份低微,直言上书,是欲效仿慷慨请缨的古代名士,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然而,就在不被理睬的数年间,八旗铁骑已经冲到了皇城脚下。万钟在临敌守城之时,大概是不惜以死报君王的。

显然,上述评论与米万钟在书信中所流露出的情绪有相当大的距离,他的形象被英雄化了,但并不是真实的米万钟。至于王思任、倪元璐等人为什么要给他戴上“抗清英雄”的桂冠,恐怕有他们各自的用意。由此可见,他人的记述,尤其是夹杂了记述者个人情感和想法的记述,往往与被记述者的真实情况有距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时有发生。然而,能像米万钟这样通过本人与史料进行对比,把这个距离找出来的实例毕竟不多。

基本可以确定,三札分别作于崇祯元年、三年、四年,其内容涉及米万钟“复官”后的为官情况、经济状态以及艺术创作等方面,多为正史及他人记述所罕载。凭借这些宝贵的一手材料,我们得以大致了解他的晚年经历,补充了史料记载之不足,纠正了史料记载之舛误,还原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米万钟。

米万钟手札欣赏

《三年攘去帖》

《恬守帖》

《兵饷帖》

原载《书法》杂志2019年第7期

原标题《故宫藏米万钟三札系年及所涉晚年事迹》

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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