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万钟是明末著名书法家，与邢侗、张瑞图、董其昌合称为“四大书家”，又与董其昌并称“南董北米”。他的生平事迹，《明史·文苑》有传，附于董其昌传后，记述极为简略。专门的记载有倪元璐《诰授中大夫太仆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米友石墓志》）、黄道周《米友石先生墓表》、王思任《米太仆家传》、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米太仆万钟》等，内容虽较丰富，但对其晚年，特别是崇祯元年（1628）至其去世这段时间的记载仍多有缺漏。显然，对于米氏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急需填补的学术课题。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对其卒于崇祯元年的错误认定，也使得其晚年事迹在研究空间上受到挤压，出现了数年的空白期。所幸，故宫博物院藏米万钟《三年攘去帖》《兵饷帖》《恬守帖》，所涉这段史事较多，可以弥补以往的缺憾。
三札同出于《明清名人手札诗翰册》，均系纸本，尺寸不一，没有纪年，也没有上款。内容所示，都是写给同朝为官友人的书信，作于北京。三札风格相近，书法老到，应是米氏晚年之作无疑。因为是朋友间的往来通信，其中往往涉及到比较私密的内容，为外人所不能知晓，更能反映他对于当时局势和自己处境的真实想法。
在讨论米万钟的晚年事迹之前，首先要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卒年问题。米万钟的卒年，目前普遍采用的是《疑年录汇编》卒于崇祯元年说。此外，史料记载中还有陆心源《疑年录》卒于崇祯二年说。对于上述两说，早有学者提出质疑。《文史》2004年第三辑刊载北京大学沈乃文先生《米万钟与勺园史事再考》（以下简称沈文）一文，经过详实考证，认定米氏卒于崇祯四年春天，当为确论。
第二，史籍对米氏晚年事迹的记载情况。由于此前一直沿用卒于崇祯元年的说法，对于米万钟晚年事迹的研究也往往截止于此，出现了三年空白期。目前所见，真正触及到这段经历的研究只有沈氏《米万钟与勺园史事再考》，而史籍对此的记载，则繁简不一。按常理，王思任、倪元璐等人撰写的米氏传记都应是比较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因为他们或是其关系密切的友人，或是其同时稍晚的晚辈。但如果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几篇传记对于米氏生平的记载并不完备，一些关键节点亦付之阙如，有些记述是否真实甚至都值得怀疑。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诸传记均未记载米氏的生年和岁数，以至我们至今仍搞不清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
其次，对米氏仕宦履历的记载，天启五年（1625）被“削籍为民”之前比较清楚，“削籍为民”之后，特别是崇祯元年至其去世，虽然只有短短几年，却记述疏漏，且比较混乱。如何时复官？何时出任太仆寺少卿等均未记载。
再有，诸传记所载米氏事迹，有些是否真实发生，值得怀疑。如倪元璐《米友石墓志》、王思任《米太仆家传》均记载皇太极率军围困北京城时，米万钟身为太仆寺少卿，亲自“提刀守德胜门”的故事。但据笔者的考证，此次京城被围与米氏任职之间存在时间差，二者并不能同时发生。
另外，诸传记对米氏各时期的心路历程都有所论述，沈文尤对其晚年的心路历程给予了较多关注。但所述是否都符合实际情况，值得重新考量。
01
《三年攘去帖》
纵21厘米，横29.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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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三年攘去之屋，弟复而园之。久期落成，候博题咏。乃以物力不给，历春而夏，或作或辍，今复秋残，仅完湖干一面。闻荣行迫矣，姑移勺园之菊以佐骊歌，拟期廿二约史文老共奕侍谈，求谢他政早顾。弟尚谢客，亦不能成席，故不敢长柬也。唯原谅不督。附漫园说，似览。弟万钟顿首。
此札是一封邀请朋友雅集的“邀请函”，其中涉及修复“勺园”之事。“勺园”是米万钟在京城构建的私家园林，位于西郊海淀，遗址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据文献记载，勺园占地约百亩，园内高柳长松，清渠碧水，幽亭曲榭，假山林立，人称“米家园”，在当时就是“郊外胜地”，米万钟经常与友人在此宴饮畅叙。
首句“三年攘去之屋”的“屋”即指“勺园”，“三年”应指米万钟被“削籍为民”的天启五年至七年。其中缘由，《米友石墓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公居京师，与珰邻，珰目不知书而浮慕名士，求公书翰再三，卒不应。……会公从江右归，道经金陵，时中贵人守备金陵者方为珰构祠祝尸。闻公至，使使奉金帛求数言彪炳上公。公怒骂其人去，中贵人恚甚，以闻珰。珰怒益甚，乃嗾其党御史倪文焕疏参公党人魁也，削籍为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师。
文中“珰”指大太监魏忠贤。历史上的魏忠贤曾经权势熏天，号称“九千岁”。其人虽然目不识丁，却好附庸风雅，尤其喜欢名人字画，当时不少文人雅士或趋炎附势，或慑其淫威不敢不应，所谓“权阉用事，忤者必死”，“晚明四家”中的张瑞图、董其昌都曾为其作字作画。米万钟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与张、董二人不同，在明知逆其意是什么后果的情形之下，依然不肯屈从魏忠贤。这一方面表现出他性格的刚正不阿，另一方面也与其“东林党”的身份有关。东林党是阉党打击的主要政治对立面，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矫旨，以东林党人榜颁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米万钟的老师李三才、叶向高分别列在首位、次位，他本人也榜上有名。天启五年，米万钟被“削籍为庶民”，遂不敢居京师，浮泛漂泊于江湖间。
好在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到了天启七年，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东林党人及米万钟本人的政治命运都迎来了转机。崇祯继位后不久，即着手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以往曾受迫害的数十位官员得以平反、复官，米万钟在其列。“弟复而园之”，暗示此时阉党已除，冤案平反，他得以重返京城，并开始修复已经荒废三年之久的勺园。
据《大明实录·崇祯长编》记载，米万钟“复官”在崇祯元年的三月：
吏部尚书房壮丽等题覆废籍诸臣削夺者复官，补给诰命；闲住者复官，遇缺酌起。
同年九月，米万钟有《原任江西按察使米万钟疏陈削夺始末，今蒙复职，疏谢报闻》的上疏。由此推测，书札作于崇祯元年三月之后。又据“历春而夏，或作或辍，今复秋残”及“姑移勺园之菊以佐骊歌”，《三年攘去帖》应作于崇祯元年秋天。
“乃以物力不给，历春而夏，或作或辍，今复秋残，仅完湖干一面。”则反映出米万钟在经济上出现了问题。史料显示，崇祯元年的“复官”只是名义上的，并无实质任命。《大明实录·崇祯长编》卷二十九，有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免朝候补京卿米万钟以大清兵驻通州十里之外，京师尚无侦探，移书问兵部侍郎》的上疏。可知直到崇祯二年年底，米万钟仍是“候补京卿”，没有具体官职，当然也没有官俸。
此外，对于《米友石墓志》记载“公遂不敢居京师”，著名学者洪业先生在其所著《勺园图录考》一书中，以传世米万钟书画作品的落款为依据，认为其在阉党覆灭之前就已经返回北京：
《红豆树馆书画记》有万钟画石，自题“天启丁卯（即七年）夏日写于勺园”，则魏忠贤未诛，万钟已返北京也。似当云“不敢久居京师”。
《红豆树馆书画记》所载米氏画作未见流传，是否为其真迹尚无法判断。现据《三年攘去帖》所述，米万钟是在阉党被铲除之后才返回京师。
02
《兵饷帖》
纵22.2厘米，横1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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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扇五柄书完。原无纸，弟偶失记，然亦忙甚，今晚回或可写耳。刻下下库发兵饷，即诣督台，更有种种事。奈何！奈何！船票印上，洪书亦须今晚为之。昨许擬程，何不颁我也。昨扰，谢谢。留一人明日早去，如何？弟钟顿首。
书札内容涉及米氏的公务以及书法创作活动，字体略显潦草，显示书写匆忙。从“刻下下库发兵饷，即诣督台”来看，米万钟此时所任官职与兵部有关。考察其一生的仕宦经历，所任与兵部有关的官职只有太仆寺少卿一职。太仆寺属兵部间接监管的机构，主要职责是掌管全国的牧马场，主管为太仆寺卿，下设少卿三人，一人佐寺事，一人督营马，一人督畿马。正史材料显示，米万钟实补“太仆寺少卿”是在崇祯三年的二月：“崇祯三年二月辛未，升米万钟为太仆寺少卿管光禄寺寺丞事”由此可知，《兵饷帖》应作于崇祯三年二月五日之后至其去世前的崇祯四年春之间，笔者认为作于崇祯三年的可能性更大。
据沈文考证，米万钟在任太仆寺少卿之后，曾任“阵前监军”“提刀守德胜门”，抗击大清兵
万钟于袁崇焕下狱后，终于得旨，起补太仆寺少卿，理光禄寺寺丞事。考道周墓表和《宛平县志》万钟条，均谓其“戊辰以新命牵复，又三年乃补太仆寺少卿”；可信补官在崇祯三年之初。元璐墓志与思任家传均记万钟提刀守德胜门，事应属实。当时万钟居住的漫园靠近德胜门，但他此时即为太仆寺少卿，当系阵前监军。
检倪元璐《米友石墓志》
东酋入寇，逼城下，京城戒严。公感愤上书，条战守事甚具。已奏，劾督师袁崇焕……。于是得旨起补太仆寺少卿理光禄寺寺丞事，守德胜门。虏退，上嘉其劳，下部记录。
王思任撰《米太仆家传》
虏卒至，有童往石门。信至，公夜上封事，请速斩督师头，速备御。俄而薄城下矣。公提刀守德胜门。虏去，即不言徙薪功。
以上沈文所考，倪、王二人所述有两点疑问。
其一，所谓米万钟弹劾袁崇焕的上疏，未见官方史料记载，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其二，皇太极带兵围困北京城，京城戒严之事发生在崇祯二年十一月一日，大清兵于十二月十七日围歼满桂于永定门外之后，遂向遵化、迁安方向退走。并于崇祯三年的正月攻破永平，三月取冷口关，返回辽东。而米万钟任太仆寺少卿是崇祯三年的二月，此时的大清兵早已退出北京城。因此，从时间上看，并不存在其任职后“提刀守德胜门”抗击围城清兵之事，也不可能以太仆寺少卿的身份充当“阵前监军”，倪、王二人所述恐怕与事实有出入。
另外，从《兵饷帖》所云“刻下下库发兵饷”“更有种种事”来看，米万钟此时因年事已高，承担的似乎都是些轻体力的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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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藏另一件书札里，米万钟自称“年来衰朽，即一军番，且渺之尔尔”，其情形并不像旁人描述的那样意气风发，而是流露出对现状并不太满意。
03
《恬守帖》
纵24.4厘米，横47.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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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弟以恬守义命，步步淹滞，虽经摧折之苦尔尔，又奉明纶。两年始补今官，且少一级，今又逾年俸矣。日日让畔，何日河清？既无知己之怜，又无抢攘之力，岂如斯而已乎？目下外缺渐出，而相知皆以株守笑弟，年翁何以策我俾拔此一步？向同寅苏健老谓彼乡皆属意于弟，又不知此时谁可预为怂恿。望年翁极力为弟一谋，何如？不敢忘报也。盖弟此著日与内廷相关，风波莫测，得早出一日即是厚幸耳。客冬曾具揭于当事，今又更岁阳，附原稿呈览，亦见弟之苦情，想亦年翁所不平也。弟名正具。
与前两札相比，《恬守帖》字数最多，内容更多的流露出米万钟对时局的担忧和对自己仕途坎坷的慨叹。信的开头就说“弟以恬守义命，步步淹滞”。米万钟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但终万历一朝，做的都是县令、郎曹一类的小官，“淹回十余年”，不得升迁，因而有此感叹。光宗皇帝继位后，他的境况开始好转。泰昌元年，升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天启三年，升任江西按察使；天启五年十月，又升为山东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可惜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后，他即遭到阉党党羽、四川道御史倪文焕弹劾，随即被削籍为民。
经历了“步步淹滞”“摧折之苦”，米万钟对于之后的“复官”并不十分满意：“两年始补今官，且少一级，今又逾年俸矣。”据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米太仆万钟》记载，米万钟应是“原奉旨以三品起用者”，但“太仆寺少卿”只有四品，显然对他有所亏欠。即便如此，又错过了年俸，经济上也遭受不小损失。从《三年攘去帖》所述重修勺园时，因“物力不给”而时作时辍来看，此时米家的经济已经大不如前，“又逾年俸”无疑使原本的拮据雪上加霜。
关于此信的写作时间，从“客冬曾具揭于当事，今又更岁阳。”一句可推知，米万钟任职太仆寺少卿在崇祯三年二月，卒于崇祯四年春天，其间只经历了一个冬天，即崇祯三年。“客冬”的意思是去年冬天，“今又更岁阳”则显示此信只能写于崇祯四年年初，距米万钟去世不久，称得上是他极晚年的手笔。
米万钟在任“太仆寺少卿”的同时，还兼任“光禄寺寺丞”。这是一个掌管皇帝膳食的差事。对此，米万钟更是尽心尽力，“其鼎烹宴飨之物，必亲必敬，曰此以饫圣躬者饫圣心。”然而，朱由检不是一个好侍奉的皇帝，他生性多疑好猜忌，既优柔寡断，又刚愎自用，这就难免使米万钟有“日与内廷相关，风波莫测”之感。再加上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外有大清兵不断袭扰，辽东吃紧；国内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廷内部依然党争不断，朝臣间相互倾轧。这一切，久经官场的米万钟看得十分清楚，因此他希望外放，尽早离开这一是非之地。
《恬守帖》透露出的信息显示，米万钟此时为职位和个人因素考虑得较多，反映出他对于时局的担忧和失望。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从而产生了逃避思想，而并不像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有“以死报君王”的念头：
从今天掌握的材料看，只能说万钟是灭后金报国之志未成，愤恨以殁。自万历朝起，他不顾身份低微，直言上书，是欲效仿慷慨请缨的古代名士，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然而，就在不被理睬的数年间，八旗铁骑已经冲到了皇城脚下。万钟在临敌守城之时，大概是不惜以死报君王的。
显然，上述评论与米万钟在书信中所流露出的情绪有相当大的距离，他的形象被英雄化了，但并不是真实的米万钟。至于王思任、倪元璐等人为什么要给他戴上“抗清英雄”的桂冠，恐怕有他们各自的用意。由此可见，他人的记述，尤其是夹杂了记述者个人情感和想法的记述，往往与被记述者的真实情况有距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时有发生。然而，能像米万钟这样通过本人与史料进行对比，把这个距离找出来的实例毕竟不多。
基本可以确定，三札分别作于崇祯元年、三年、四年，其内容涉及米万钟“复官”后的为官情况、经济状态以及艺术创作等方面，多为正史及他人记述所罕载。凭借这些宝贵的一手材料，我们得以大致了解他的晚年经历，补充了史料记载之不足，纠正了史料记载之舛误，还原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米万钟。
米万钟手札欣赏
《三年攘去帖》
《恬守帖》
《兵饷帖》
原载《书法》杂志2019年第7期
原标题《故宫藏米万钟三札系年及所涉晚年事迹》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