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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预告】听完这两个讲座后,你可以更好的理解杨守敬的碑学思想

2019年03月16日 02:25:193598人参与0


【编者按】

  此前,“书之大者——杨守敬的书法艺术”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项目于2月26日盛大开幕,开展以来备受市民追捧和喜爱。更有学者从日本远道而来,只为一睹杨守敬的书法风采。

  杨守敬是湖北宜都人,却在日本被称为“现代书法之父”。在湖北省博物馆藏有他的书法真迹,在湖北省图书馆有他生前收藏的古籍善本,在武汉古琴台有他题写的碑文。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和金石版目学家,更在书学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在清末推崇碑学思想的同时提出了“碑帖互融”的主张,至今影响深远。

  为了让更多观众对展览有更深的了解,我馆特邀请薛龙春、金丹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清代碑学思想的基本含义以及传播路径。届时,各位朋友可以前来参加。




讲座


阮元“南北书派”无关取法北碑


主讲人介绍


薛龙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16-18世纪书法篆刻、尺牍文献。论文见诸《台大美术史集刊》《故宫学术季刊》等,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铎年谱长编》《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即将出版)等。



讲座主要内容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二著,向来被视为清代碑学的起点,嗣后包世臣、康有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鼓吹北碑,晚清民国之际,碑学呈现席卷之势。讲座细致分析上海图书馆庋藏的阮元1811年写给门生陈文述的一封信,指出阮元所说的北派,其重心并非晚清所艳称的魏碑,而是唐碑。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在后来的碑学潮流中,他所心仪的欧阳询褚遂良碑版——无论怎样充满隶意,一概被归入了帖学的范围。




讲座


清代碑学三部曲


主讲人介绍


金丹,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系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全国书学讨论会评委。



讲座主要内容


清代碑学,是相对于帖学的一个概念,是以研究碑刻为主要师法对象的书法流派的学问,清代碑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以阮元为代表,视为清代碑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他们之前的以碑破帖一派,称为前碑派,他们以擅长隶书篆书为主,其中大多数曾对传统帖学下过功夫,创作中糅合二者或以碑破帖的特征。此后的尊碑一派,称为碑派,我们以阮元《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为理论标志,以崇尚北碑书法为重要特征。第二是以包世臣为代表,表示着清代碑学的完善和发展,包世臣实践北碑,又对北碑技法进行了详细解说,对后世写北碑影响较大,表现出激进的锋芒,他的思想不是属于完全革新式的,而是属于改良式的,他激进的思想迫不及待地跨进了新的阵营中,而他的身体还有一半留在旧传统的堡垒里,他一方面向往改革,倡导北碑,一方面对王羲之和帖学的崇尚在他心中仍然挥之不去,凸现出嘉道年间处于帖学与碑学交织时期书家复杂的思想特征。第三是以康有为为代表,清代碑学走向高潮。康有为第一个提出碑学、帖学概念,并提出了一整套更为完善,但又比较偏激的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将清代碑学演绎得淋漓尽致。 






策 展 人 文 章


书之大者——阅读杨守敬


文/张文博(武汉美术馆展览部主任)

杨守敬是清代末期民国初年非常重要的一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和金石学家。

杨守敬一生所著学术著作达86种之多,涉猎广泛,研究精深。比如成就最大的《水经注》研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上花的时间大约有四十余年,这也是他一生用力最深、耗时最久、成就最大的著作(晚年曾自谓:此书不出,死不瞑目)。

而书法在他整个学术历程中只是一个分支,比如他在30岁的时候写成的《评碑记》、《评帖记》,43岁时与潘存合著的《楷法溯源》,到73岁完成的《学书迩言》等。

△杨守敬像

此外,他大量购买中国流落在日本的唐宋古籍善本,刻《古逸丛书》,撰写《日本访书志》,并在日本传播碑学思想,同时他又是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

而恰恰是这种阶段性的研究,成就了杨守敬这样一种丰富的、多元开阔的视野,因为他学术触角的广泛性和综合性,也使得其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根植于这种大的学问基础之上,反过来,使他的书学理论研究与创作更具有书法史的前瞻性和文化史的厚度。

△杨守敬学术著作

本次展览我们从杨守敬一生的学书历程入手,将他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55岁之前;第二个阶段,55岁至65岁;第三个阶段,65岁至76岁去世。

这三个阶段是他个人书风成熟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展出的40件墨迹和碑拓文献、手稿结合他的书学主张,看出杨守敬“碑帖互融”思想和实践的不断完善。

△孩子们围观杨守敬的部分学术著作

相对于目前作品的存世量而言,杨守敬早期书法作品(55岁之前)并不多见,这一阶段他最重要的三本书法理论著作《评碑记》、《评帖记》及《楷法溯源》已经陆续完成,展览除了展出《评碑记》、《评帖记》手稿以外,有针对性的将其中重要的评碑和评帖以实物对照的方式进行展出,使观众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其早期书学研究的基本主张和价值。

△展厅现场

杨守敬与潘存(字孺初)的相识和交往,使杨守敬认识到了金石学的重要性,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赏识与激励,杨守敬向潘存请教笔法,合著《楷法溯源》等细节,使我们感受到旧时文人“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

杨守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湖北,而晚年在武汉就生活了12年,这个阶段正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期,我们通过杨守敬51岁时为武汉古琴台所书《重修汉上琴台记》等四通书刻,结合历史的勾联,不仅为我们研究杨守敬早期书法风貌提供了参考,也为杨守敬在武汉的行踪增加了新的内容。

△杨守敬51岁时在武汉古琴台主持并亲自书丹《重修汉上琴台记》

可以说,杨守敬很早就奠定了他在书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地位,其《评碑记》、《评帖记》关于“崇碑”思想的提出比刘熙载所著《艺概·书概》早5年,比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早21年。

杨守敬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推崇碑学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碑帖并举”的主张,这与刘熙载,康有为提出的“尊碑抑帖”、“尊魏鄙唐”更加客观,也更具有远见。

在《评碑记》中,他指出:“碑版虽古,不必皆为书家之笔,集帖则非古大家不能预也”。他在推崇南北碑与集帖的同时,对唐代的书家也是推崇备至的,他称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和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为楷法极则,只是颜柳之后,便没有新的书风面貌出现了。

所以杨守敬的《评碑记》、《楷法溯源》都以唐代为界限,从此便可看出他对唐碑的重视程度。相较于刘熙载、康有为,杨守敬对清末民国书学研究影响力似乎并没有他们大,主要原因除了著作完成后并没有得到及时刊行和传播,更主要的是杨守敬当年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个人影响力还不够,而这之后不久他便应何如璋之请携带《评碑记》、《评帖记》手稿以及大量中国历代碑拓到了日本。



人的命运有时候存在于不经意的选择中。试想杨守敬的人生要是缺少日本这一环,历史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来书写?如果说杨守敬应钦使何如璋之招赴日是出于偶然,那么最终使他决定赴日任使馆随员就是必然,这个必然与他前六次科举(注:杨去日本前一共赴京参加了六次会试,第七次会试是1886年他在任黄冈教谕时期)失利、为生计考虑有直接关系。

当时杨守敬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这从他1879年在北京借居潘孺初雷阳会馆后,所记便可看出一二:“孺初以穷京官自顾不暇,而啬衣减食,以济吾困,此情此境,不堪回首,记之以告子孙,其恩不可忘了”。

△杨守敬行踪图

在第一个大的章节中,我们除了对杨守敬年表的梳理以外,还将他一生的行踪轨迹进行了线性的呈现。杨守敬自1884年日本回国任黄冈教谕,到1899年受聘两湖书院、存古学堂,到1911年因躲避战乱到上海,他一共在黄冈和武汉生活了27年。

杨守敬在黄冈和武汉期间除了埋头著书以外,他还续刻了《邻苏园帖》,为前福建提督张月楼父母撰写墓志铭、为宜昌饶慎之父母撰写墓志铭,在武汉古琴台主持并亲自书丹《重修汉上琴台记》、《付伯牙事考》、《汉上琴台之铭并序》、《琴台记》,《何君墓志铭》(现藏汉川市博物馆)等,这些书刻结合同时期的墨迹对研究杨守敬早期书风的转变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杨守敬51岁时在武汉古琴台主持并亲自书丹《付伯牙事考》

在杨守敬师承中,不得不提的一个人,那就是潘存(字孺初,海南文昌人)。1863年25岁的杨守敬第一次进京参加会试,经广东陈一山的介绍认识潘存,两人一见如故,“孺初精诣卓识,罕有伦匹”杨守敬后来这样记录第一次见到潘存时的印象。从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杨守敬对金石学的兴趣也是受到潘存影响,不仅如此,潘存对杨守敬在生活中的帮助也是不遗余力,比如1865年,在杨守敬考取景山官学教习后,好友苏次屏出资为杨守敬捐主事,潘存知道这件事后,极力阻止,他认为:“杨守敬的真才在于做学问,不在当官。捐了主事,便再无出头之日,会影响学业”。

另外在书法上,潘存对杨守敬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先生故精笔法,敬亦竭力助搜讨,每得一碑,先生为点精要以为是,皆古人精意所留”,潘存还向杨守敬传授执笔之法、运笔之道,《楷法溯源》就是他们共同研究书法金石的见证。

此书集汉、魏至五代646种碑版、82种刊帖中的楷书单字约两万多,1878年刊刻完成,其工作量今天想来也是非常巨大的。全书将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最具代表和风格意味的作品,采用单线双钩集字的方式,按时间顺序排列,使学书者通过对比直观的看到楷书形成发展的全貌,《楷法溯源》的这种集字双钩的出版体例至今仍被我们众多的书法工具书所沿用。

△潘存与杨守敬合著《楷法溯源》

潘存与杨守敬之间近三十年的交往,真可谓“亦师亦友、情同手足”。1893年潘存在老家文昌病逝,杨守敬悲痛之余,撰《潘孺初先生哀启》,在文中,他除了记录了与潘存的交往,还简述了其书法和金石方面的成就:

“性好临池,用笔得古人秘钥,能悬腕作蝇头细楷。凡汉魏、六朝碑版以及晋、唐、宋、明诸名家法帖,藏度最富,朝夕摹写,至废寝食。故所作书,骎骎入古人之室,中朝外国,争宝贵之……书法之外,笃好陆、王理学,而经学则盛推顾亭林,为惠、戴、钱、段诸家,说经精邃而俱不及亭林之博大,时以为知言”。

△溪北书院内由潘存亲笔题写的讲堂

今天,由潘存生前发起兴建的“溪北书院”就坐落在海南文昌铺前镇,今为文北中学所在地,而杨守敬题用隶书题写的“溪北书院”四字赫然醒目,路过此地想起他们的交往,心中不免激起一股暖流。他们的事迹也将成为“尊师重道”传统的佳话不断流传,垂范后世。

△ 溪北书院为杨守敬题写

展览除了对杨守敬中期和晚期(56岁至76岁)的作品呈现以外,也对杨守敬对日本书坛以及《学书迩言》的影响做了简单的梳理。

△ 展厅现场

杨守敬刚到日本,并没有想象的顺利,因为“人事编制”问题,他一直处于闲赋状态,而就在这个时候,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崇尚欧美文化,有意识的要摆脱旧学的影响,于是大量中国唐宋以来的古籍善本散落民间廉价售卖,杨守敬看到这样的现状,就萌生了收书的念头。

他在给友人李莼客的书信中这样描述他初到日本的所见:日本古籍甚多,所见有唐人写本《玉篇》,又有释慧琳《一切经音义》、隋杜台卿《玉烛宝典》,皆抄本,其余秘笈尚夥。唐宋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胜收。彼国自撰之书,与中土可互证者尤多”。李莼客闻之神往,有“怀铅浮海之思”。

△ 1934年日本《书艺》杂志第11月号推出杨守敬特辑

杨守敬在日本四年,广泛访书,帮助黎庶昌完成《古逸丛书》,并撰《日本访书志》。以当时杨守敬的经济状况而言,生活已捉襟见肘,为了购书他耗资不小,而这些资金的来源一方面是用碑拓交换,另一方面来自微薄的薪资。杨守敬在日本的访书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得意义深远,为保护我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种精神也体现了当时文化人的责任与担当。

另一方面,杨守敬对碑学思想的传播,使日本书法眼界大开。有资料显示,杨守敬带去日本的碑拓有一万三千多份。在国内碑学思想已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此时的日本书法界一直遵守着汉字行楷书、假名、“二王”帖学三位一体的传统模式,且这一时候日本书法界已开始有所反省。

换句话说,杨守敬的到来恰逢其时。据最早和杨守敬有接触的日下部鸣鹤所言,开始他们并没有觉得杨守敬有什么过人之处。以当时严谷一六、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的地位和声望,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位从中国来的书法家。但当他们和杨守敬有过多次接触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对杨守敬的学识佩服尤深,陆续追随其学习书法、探讨书学。

因语言问题,他们的交流大多是通过笔谈的方式进行,1967年日本书道资料株式会社出版了由石桥启一郎主编的《八稜研斋随录》便是杨守敬与严谷一六的笔谈。1882年,为纪念笔的发明者蒙恬将军而镌刻的《蒙恬将军之像碑》便是请杨守敬撰文和书写的,这块碑至今竖立在日本东京墨田区三围神社内。



1884年,杨守敬回国后,还有许多日本书家仍与他保持书信往来,学生陆续来到中国拜访,这期间最值得说的就是水野元直,1911年,水野元直从日本到中国要拜杨守敬为师学习书法,机缘巧合的是,当时水野元直刚到上海后得知杨守敬已从武汉到了上海。起初拜访,表明来意,杨守敬以年迈婉言拒绝,但水野元直求学心切,杨守敬被其心诚所动,他们约好学习时间为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间,杨守敬带病靠记忆(注:杨的大部分藏书此时存放在武汉菊湾)为水野写了《学书迩言》,此书虽篇幅不长,却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此书写成,一本由水野元直带回日本,一本留在国内(现存湖北省博物馆)。

△ 杨守敬 73岁所著 《学书迩言》 湖北省博物馆藏

《学书迩言》 局部 

《学书迩言》是杨守敬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书学著作,此书分为:绪论、评碑、评帖、评书四个部分。在书的前言中,杨守敬明确指出:“梁山舟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看其次,多写又其次,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也,则天分限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

在肯定前人学书三要基础上,他特别增加了“二要”,即“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这也”。这种观点的提出显示了杨守敬对书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他在一生的书法创作中也是这样实践的,可惜这并没有引起当时多少人的重视。

学书仅靠“天分、多看、多写”三要会使书法沦为技术至上的工匠行为,还远远没有上升到学术的层面。所以杨守敬在“学书三要”的基础上增加了“品高、学富”,这就一下字将书法提升到除了技法还要求书家有学问,人品要高。

今天回头来看,“品高、学富”的提出,恰恰将一个书家的基本素养明确的加以提出,这在以往的书学著作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在《学书迩言》的前言中,杨守敬记录了写作《学书迩言》的初衷:

辛亥避乱于沪上,有日本水野元直(字淑梅,福冈人)来从余学书法,求余指示学书门径。余因所藏碑版集帖,皆陷于鄂城中,无一携出者,但凭记忆,必多遗漏。又念于五十年辛苦搜辑,虽不逮翁覃溪、吴荷屋、张叔未诸先生之精博,然以视并世诸君,或亦未遑多让,如无一字存留,未免负负。但耄年善忘,又经乱离,日在忧愁中,语无伦次,拉杂成篇,世之君子,矜其遇曲,谅之可也。辛亥仲冬邻苏老人记于上海虹口时年七十有三。

△展厅现场

杨守敬的一生,除了他的刻苦学习之外,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与他一生的交游密不可分,杨守敬的朋友圈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湖北籍乡贤名流:张裕钊(湖北鄂州人)、刘心源(湖北洪湖人)、柯逢时(湖北鄂州人)、曹廷杰(湖北枝江人)、周树谟(湖北天门人)等。

著名学者、书画家及政要:吴昌硕、张之洞、端方、黎元洪、潘存、沈曾植、罗振玉、李瑞清、顾文彬、梁鼎芬、杨寿昌、何如璋、甘作蕃等。

杨守敬与这些当时重要的学者交往,志同道合,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无形中也对他的学术影响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次展览展出了和杨守敬有密切往来的:吴昌硕、张裕钊、张之洞、梁鼎芬、杨寿昌的作品,通过文献可以简单看出杨守敬与其交往的细节。这些亦将在本次展览中有所呈现。

△杨守敬的朋友圈作品现场

正如前面提到的,书法是杨守敬一生学术成果的一个局部,所谓“书以载道”,这种“道”贯穿于他的一生。关于他的书法取法,他曾说道:“我好金石,以汉碑六朝为最,唐碑次之,古印次之、古钱次之,古铜器又次之”。

他的书法大致取法欧阳询、颜真卿、《郑文公碑》、《泰山金石峪》等,作品融碑之气势与帖之秀润于一炉,用笔灵活虚和、书写沉着痛快。对金石学的研究也使他的书法不仅停留在书写的层面,这在他与严谷一六的笔谈中有这样的表述:“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顾淹雅之士,未暇论及点画;而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鼎。余谓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

今天我们以展览的方式梳理杨守敬书法艺术的成就,一方面是为了缅怀先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他严谨治学的态度,树立和增强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

△展厅现场

感谢为展览提供藏品的湖北省博物馆,感谢为展览提供帮助的宜都市博物馆、武汉市琴台管理处,感谢陈上岷为整理杨守敬先生遗著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在杨守敬诞辰180周年之际,在他生活成长过的荆楚大地举办本次展览,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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