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鉴才先生讲习行书课笔录_书法杂论

金鉴才

字明庐，号白峰。

1943年生于浙江义乌， 1963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196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专业。

受业于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朱家济、沙孟海、方介堪诸师，问业于张宗祥、韩登安先生。

现为杭州国画院院长，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诗文研究室主任，浙江省中国画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书课笔录

“用笔有什么讲究”不是一个可以用语言或文字能表达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用动手实践来回答的问题。说得越多越具体，往往离用笔的实际越远。怎么掌握好正确的用笔？一是仔细看古代法书名家墨迹，二是看老师的正确示范，三是自己不断的探索实践。

执笔不要太紧、太高。执的太高，气力都用在肩膀上了，腕底反而没有什么力。我初学时候也有这个毛病，因为强调悬腕，所以执的太高，养成了习惯，到现在还很难改过来。

| 金鉴才书法品鉴 |

临帖开始不要太快，太快了就往往只注意到大概的间架结构，不容易仔细观察用笔微妙处。而用笔的奥妙，正在大多数人可能忽略的那些细微之处，所以王僧虔在《笔意赞》中就有“纤微向背，毫发死生”的话。说穿了，外行与内行，书法家和一般人写毛笔字，其中的区别，就在这一点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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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水平高的人，能做到声音不高，而传的很远。以前的人唱戏没有音响设备全凭功夫，使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也能听的清，同时坐在前排的人也不觉得刺耳。这里不是凭嗓子高，而是凭技巧，这才叫内行。字写的大，讲究所谓视觉冲击力，这不是书法上的行话，内行人不讲这个。书法教育的关键是素质教育。好比一支球队，只传授技法的教练往往是低层次的，素质教育远高于技法教育。学书法要避免最后落得只会写字，那叫写字匠。温州的方介堪先生弟子很多，而林剑丹、张如元先生之所以成果最大，就是因为学了方先生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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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学徐文长，只是学他的风格，其实一个书法家的独特风格，是他一生中多方面的经历和特殊感受催成的，其他人无法学，也不可能学得的。你没有徐文长那种艰难潦倒的经历和感受，坐在大厦之中，开着空调，喝着牛奶咖啡，哼着流行歌曲，你怎么会变成徐文长？怎么会出来个徐文长风格呢？1961年，我有一天拿了自己的中国画习作向潘天寿先生请教，潘先生就告诫我：“吴昌硕、齐白石的画不能学，我的画也不能学，因为我们这些画风格太明显，你们一学就学到风格上去了，而风格是要自己体会出来的，别人学不来的。学就应该学基本功，学中国画的基本功，我认为还是芥子园最好，我就是从芥子园出来的。”这话对我启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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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先生常常对中国画系的师生讲：一个中国画家应该要做到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那我们书法家呢？

黄宾虹、潘天寿都不能算“海派”，因为他们与以卖画为生、以迎合小市民审美情趣为目标的“海派”绘画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吴昌硕虽然有向任伯年学画的故事，但一下笔就大异其趣，因为在这之前他的诗文，书法、篆刻都已修养很深，他虽然可以算“海派”，但从艺术上说，是他影响了“海派”，而不是“海派”影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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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书要善于动脑筋。我看许多人写字，写一张，丢一张，自己不好好检查一下，动不动就拿给我看，问我写得怎么样。所以我总是反问他一句：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是让他自己先动动脑筋。在临帖过程中，我是二线的老师，一线的老师是字帖，你应该先问一线的老师，对照原帖，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再反复写，反复对比，实在写不出，再来问我这个二线的老师，这样你的体会才会深刻。多问几个为什么，脑子动多了才能灵活，才能发现问题，也才能有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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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笔记非常重要。我个人体会，只有在作笔记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老师讲课的高度和深度。有时听去很生动的演讲，如果作起笔记来反而觉得没什么好记的；而有时听去很枯燥的讲演，里面倒是有很多精彩深刻的学术内容，不作笔记的话往往就失去了。现在人喜欢依赖现代设备，觉得录音比作笔记省事，但我敢保证，只要你是为了省事，即使录了音你也不会去再收听的。我希望大家作笔记。

“永字八法”，不如说“永字八势”更确切，虽然说八势也不完全准确。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强调人的生命的意会和感受，不主张下定义，不主张建立统一标准，更不能搞量化。量化的书法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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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包括中国的戏剧甚至中医）的技法，都是活的、有生命的，不是僵死的，它的内蕴非常丰富，所以能百看不厌。怎么掌握它呢？只有多临古人经典名帖，特别是要多看墨迹，最好是看原作，所以前人有“得古人真迹数行，便可名世”的话。只有从那里面得出的体会，才是最靠得住的。读帖一定要仔细，宁可少临，不可不细看。

中锋不能下机械化的定义。清代人对中锋的讲法大多不对。简单点讲，中锋就是不走极端，凡是锋在笔画内同时不偏向极端的用笔，都属于中锋。

笔法包括执笔、用笔、运笔三个内容，执笔和运笔虽有个别书法家例外，但基本上是一致的，用笔是历来所有书法家都一样的，不能有例外，例外的就不能算是书法，所以赵松雪有“用笔千古不易”的讲法。笔势是每个书法家用笔中的个性化习惯，是形成个人风格的重要内容，每个书法家都不会完全相同（笔迹学恐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笔意是不同环境、心情而引起的书法特征，同一个书法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情绪下都会有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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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理解书论，不要思想僵化，不要对号入座，不要把它们当作具体的技法指导，否则不如不读。明代以后的书论讲得太具体了，往往中听不中用，可以少读甚至不读。

临帖时须有敬畏之心，《礼记》里说“俨若思”，朱熹说“敛身正座”，都是强调这种精神气质。要理顺你与帖的关系，充分尊重这位一线的老师，究竟是谁改造谁？我看有的朋友不是他在临帖，而是帖在临他。宾主关系不能搞错，临帖时帖为主，我为宾，我就得尊重主人家的规矩。自己一没有资本，二没有技术，不好好打工，反而摆出一付老板派头，这种心态要不得。

陆维钊先生那时候上课十分严格，铃声响了以后学生还没进教室，就关出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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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困难面前不能低头，某种意义上说，困难挫折是造就一个人才的重要前提。现在好多人在讲快乐的学习，实际上是在那里搞快乐的不学习。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的学习？《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说颜回“一簟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有位朋友叫卢坤峰，当时是美院最穷的大学生，我是附中最穷的学生，我们整整四年没吃过一个糕饼，年年发月饼票，但不知道月饼什么味道，后来下了很大决心，向同学借了五毛钱，买了五个月饼，两个人开心得绕西湖跑了一圈半，最后到孤山的放鹤亭才分着吃，那是我们记忆里最好吃的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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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我已在杭州生活了五年多，因为阑尾炎开刀住医院，浙大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带来一把香蕉，在床头放了三天，我不敢吃，因为从来没吃过，也没注意人家吃，我怕闹笑话，只好讲我不能吃香蕉，吃了会过敏，就全给同病房的人吃了，一看他们吃，才知道原来那么简单，真后悔没给自己留一个。实在不是不能吃，而是不知道怎么吃。

好的东西只有静下心来仔细看、耐心看，才能看懂。历史上得到一致肯定的名家名作，都是经过再三筛选和考验的，给它们作结论的也都是眼光很高的人，不能轻视，也不要动不动就“我认为”，“我认为”是要有资格的，我们这些人还只刚入门，有的甚至还未入门，凭什么去“我认为”呢？一时看不懂是正常的，千万不要还未看懂就在门外大叫大嚷，那样做不文明，特别是学专业的学生不能这样，这才叫做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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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看我写字时怎么用笔，每个点画是怎么写出来的，不要只看写成的字。写好以后的字是静止的，而我写的过程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你们要留心的是“其所以然”，不要只知其然。

读帖是关键。仔细读过才能把笔法了然于心，不要只顾埋头写字。真看懂了，即使写得不像也无妨，如果看不懂，不理解，就算写像了也是徒劳无益的。

点画之间的映带（牵丝）是偶然形成的，不必死死摹仿。要分清帖中用笔上必然的结果和偶然的效果，也就是要善于区别现象和本质。主要是学到正确的方法，不要太注重形迹，否则容易拘谨。

文征明用笔有俊爽之气，一篇神行，但少涩逆之势，因此略显单薄；晚年取山谷以自救，反形成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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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画内的提按使转很有讲究，操之在手，运之在心，全凭功到，急不得。这个功夫做好了，点画自然圆劲，否则就扁薄，所以米芾说“若得笔，虽细如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扁”。

怎样面对临帖，取什么心态，这点至关重要。

学书法心必须要静，现代人心态不易到静，不是说几个人，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很难静得下心来，有客观原因，但关键是主观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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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看我写的东西（《孔子庙堂》的通临、《天际乌云帖》等苏帖、赵《闲居赋》、《淳化阁帖》二王部分通临、《祭侄文稿》和王铎草书的摹本）主要让你们体会我临写时的状态。我写《孔子庙堂》四十年没感觉，只是今年（2004）春节才有感觉，所以我就一口气写完了这两千多字。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我在学生时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摹成的。我现在还能从晚上六点吃完饭写小楷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连续12个小时，越写越有兴趣，越写越工整，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收获，比平时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还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