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力胜，乐清柳市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硕士研究生。作品获第十届全浙书法篆刻大展“沙孟海奖”，入展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
吴让之幕府活动考
□ 郑力胜
摘要：吴让之（1799-1870）是清季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篆刻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他还是一位学者，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舆地学等都有卓越的成就。本文就吴让之的幕府经历和存世著述进行梳理，揭示其作为书画篆刻家之外的学问世界，分析学术在其一生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更好地理解其艺术成就，还原一位全面的艺术家形象。
关键词：吴让之 游幕 学术
清代士人游幕之风盛行，尤其到了中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作为富饶之地的扬州更是如此。扬州盐运发达，为全国经济重镇，盐务官员或其他来此地做官的要员在从政之余，大都喜欢附弄风雅，这些官员纷纷延请士人进入府第，开展大型的学术研究活动，主要协助幕主修书、著书、校书等。幕主开展幕府活动既提高了自身的身望，也促进和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士人通过游幕，不仅解决经济问题，还能潜心学术，实现人生价值，进而博得幕主赏识来达到仕途的升迁或完成自己的抱负。乾嘉学派著名学者，诸如戴震、汪中、洪亮吉等人，都在早年生活艰苦时出入幕府，以此没有了后顾之忧，专心文事或政事，还能利用好幕府得天独厚的条件，结交社会名流，开阔自身眼界。这种现象在清代十分普遍，也是清代学术迈上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让之作为乾嘉学派的后继者，早岁便负盛名。但遗憾的是，在二十岁考中县生员之后，难以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终困秀才，由此也开启了其漫长的幕府之路。吴让之在当时的学术水平很高，包世臣曾在《砚史序》中提到“熙载篆刻为近世冠，然以掩雅见器巨公，乞纂注校勘经史者无虚日”。[1]在一些清人笔记或年谱中常见与地方要员以及文人交流唱和的记录，交往者如李兰卿、魏源、但明伦、梁章钜、胡林翼、童濂等，均为地方要员或名士。除了饮酒作诗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参与学术研究。
一、幕府经历
年轻时的吴让之是一位文才与品行兼善的士子，在扬州学人中屈指可数。但其科举之路异常坎坷，一生未能取得功名，入幕便成了最好的选择。道光十六年（1836）春，吴让之入李兰卿幕府[2]，主要从事书籍编纂工作。两人相识于道光十四年（1834），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李兰卿曾拜竭包世臣，包招集当时扬州学才吴让之、刘文淇、刘楚桢等人一同交流，两人就此结缘。此后，两人交往也愈加密切频繁，时常饮酒对诗，尽文事之欢。道光十五年（1835），李兰卿招十六位在扬名士聚集桃花庵修稧雅集，同会者有秦恩复、程赞清、谢学崇、徐培深等人，皆为当时名流。《刘孟瞻年谱》曾有记载：“三月上巳，李兰卿招同桃花庵修禊，又同集载酒堂”[3]，并题“昼了公事，夜接诗人；禅智寻碑，虹桥修禊”十六字分韵，由与会十六人各赋五古一首，又次韵王渔洋《冶春》十首。吴让之书有《小虹桥唱和诗册跋》，详细记录此事，足见当日文酒之盛。吴氏还为李兰卿刻有“李彦章印”印，应为这一时期所作。
道光十八年（1838）春，吴让之与好友梅植之共赴浙江学政姚元之[4]幕府。这一时期，他主要在姚府中边读书边实习，辅佐姚元之处理办公事宜。但姚元之于是年转刑部左侍郎，奉调回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职。吴氏也就此离开杭州，结束此次短暂的学幕之旅。梅植之《嵇庵诗集》有《与熙载同赴姚侍郎伯昂先生学幕舟归江上雨窗作》[5]一诗，描绘两人赴学时的场景。
同年，吴让之奔赴江西，入包世臣府第。包氏于是年出任江西新喻县令。吴氏曾作《汤贞愍公遗墨后跋》：“道光戊戌（1838），让之赴江西，与令甥仲远同主慎伯师家。”[6]此次入幕，包世臣为吴让之过世已十八年之久的父亲吴明煌撰写墓志铭，铭文中提到“余薄宦西江，（让之）远来襄助”，鉴于两人师徒的关系，吴氏此次远赴江西，当是追随包氏，辅佐其处理政务之事。次年，包氏卸新喻知县一职，吴让之又返回扬州。这一年内的两次外出游幕，时间都不长。
道光二十六年（1846），吴让之入但明伦幕[7]，参与校书事宜。但明伦曾先后两次任两淮盐运使，据《续纂扬州府志》记载，第一次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后又历陈廷恩、李龠通两任盐运使，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但明伦再次出任两淮盐运使，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卸任。从政之余，但明伦不仅喜欢品评《聊斋志异》，又精研《资治通鉴》无注本数十年之久，欲成《通鉴观要》一书。吴让之与其志趣相投，一同分校《三国》《晋书》。同时他还认为司马光所著《举要历》简于原书，所著《大目录》又于原书太过从简，而明代的《凤洲通鉴》与《通鉴揽要》犹如笔迹杂著，难以达到《通鉴纪事本末》的高度，期望但氏所著《通鉴观要》能够一补司马光《举要历》之失。两人的交往鲜有学界关注，吴让之曾刻有“癸丑以后贵阳但氏收藏印记”白文印，[8]可证两人当年的交往之谊。
道光二十八年（1848），吴让之入童濂幕府，与刘文淇、杨季子、王句生等人于扬州福因庵注《南北史》。次年，童升任两淮盐运使，携吴让之任文汇阁“分典秘书”一职。“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直属于两淮盐官负责，藏书丰富，地位显著。“典”为主管之意，“秘书”为掌管图书之官，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副馆长。吴让之还协助童濂商定刻书事宜，一同刊刻严衍著《通鉴补》。[9]可见这几年里，吴让之被童濂委以重任，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学术研究，吴让之都达到了高点。学术之余，吴让之为童濂刻有多方印章，如“童石塘”“石塘言事”“石塘小印”“江夏童濂石塘”“童氏石塘珍藏”“童石塘氏”“臣濂”“童濂字廉水亦字石塘”“臣濂印信”等印。
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吴让之寓居泰州十余年之久，生活极为艰苦，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条件好时，借寓好友姚仲海、吴云、刘汉臣、陈守吾等人家中，作书刻印以作回报。据朱学纯所撰《吴让之寓泰二三事》一文记载，吴氏曾在刘汉臣家中客居三年，为其弟子课读，后朱书《说文解字》一部赠之，文末跋有“寄食三年，无以为报”。[10]条件差时，寓居寺庙，与画家王素为伴，鬻字为生。加上战乱年代，行情不好，求书印者渐少。据夏兆麐《吴陵野纪》记载：“咸同间，太平军起，泰以僻居内地，幸无恙。书画家避乱于此者甚众，吴让之先生时亦在泰。扰攘之秋，求书者少，先生苦无以为活，乃于东山门小校场武庙中拆字卖卜，为糊口之资。得铜钱二百枚，则欣然有喜色焉。亦有枯坐终朝，无问津者。”[11]卖卜之能，当是其早年随父亲所学，得以在穷困潦倒之时安身立命。难怪作者感叹“如此大书家，何当时乃贫困至是，岂时运果足限人欤！”
十年战乱，原本为文人士子用武之地的扬州一带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于文事的需求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也达到了冰点。对于吴让之来说，科举之路与幕府之路相继破灭。同治四年（1865），战乱得以平息。曾国藩审时度势，及时将建设重心转移到文化上去，开书局，印书籍，意义深远。晚年的吴让之还有过短暂的曾国藩幕府工作经历，任金陵书局校勘一职，负责校勘《船山遗书》以及为分册书首（图1）。《船山遗书》中载校勘姓氏云：“仪征刘毓崧伯山、吴熙载让之，南汇张文虎啸山……”曾国藩还派遣莫友芝深入到民间去抢救因战乱而遗失的文献古籍。莫友芝就文汇阁藏书散落民间之事，专门前往焦山询问吴让之，其在日记中写到：“问大观堂书有流转在泰州者否，谓当访金雪舫，当有所知也。”[12]
二、著述校注
一、著述
（一）《通鉴地理今释》（图2）
《通鉴地理今释》为吴让之生平唯一著述，《清史稿·艺文志二》对此书有著录。全书共4册16卷，无封面，无目录，扉页题有“通鉴地理今释”六字隶书，次“光绪壬午冬月江苏书局开雕”12字隶书。此书依《资治通鉴》卷次，从“周纪”到“后周纪”共二百九十四卷中所有地名全部摘抄，注释其在清代的地理位置。
吴让之生前未能刊印此书，由于生活困顿，常为“柴米油盐”所累，无暇顾及著书立说之事，故而将此稿存放于吴云家中，以待日后能刊行。晚年的吴云不忘其遗愿，将此书托付于李培桢，他在序《晋铜鼓斋印存》中讲到：“（让之）著有《通鉴地理今释》若干卷，稿藏余处，久欲为之授梓，未果。维之（李培桢）既重让之品学，当传其学之大者，能将《地理今释》一书刻而行世，让之不朽矣”，[13]李氏不负所托，于光绪八年（1882）将《通鉴地理今释》稿本付梓刊印行世，了却吴让之心愿。
《资治通鉴》是一部宏篇巨著，篇目繁多，能将《通鉴》里边所有的地名与当时清代地名一一对应，足见吴让之史学与舆地学的功底，这主要得益于早年师承的影响，以及常年从事于著书校勘的学术活动，通过不断地学术积累，为自身夯实基础。
吴让之著《通鉴地理今释》，是研究《资治通鉴》地名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方便《通鉴》读者对地名的检索之困，也对清代地方志的编纂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光绪巴陵县志》中对“隐矶”这个地名，就曾引用《通鉴地理今释》之说：“隐矶，疑即今杨林矶。”
（二）《扬城殉难录》（图2）
吴让之曾与刘文淇合纂《扬州殉难录》一书。全书共四卷，书前为捐刻《扬城殉难录》收账清单，捐赀者有吴云、汪鋆、姚正镛、许仲缘、吴礼北、金安清、杜文澜等人，与吴让之私交甚笃。次目录，共四卷，分男册二卷，录官员、士绅、民人、僧人、道士、佣仆殉难者共计1331人，女册二卷，录官员家妇女、士绅家妇女、民家妇女、尼僧、婢妪殉难者共计1117人，合计2448人。次为正文内容，所录皆为扬州士民死于此次战乱者，男女老少“或被杀、或绝粒死、或焚死、或自刎、或自缢、或入水死”。
书后附录《丹阳郑苕仙女史蕙困守扬城日记》（图4），作者郑蕙，字苕仙。吴让之女弟，随其学习书法，于此次战乱殉难。吴曾为其刻过多方印章，有“与苏若兰同名”“郑蕙”“苕仙”“郑蕙”“郑苕仙书画记”等印。郑蕙在困城日记中对吴让之亦有提及：“（二月）十二日，为花挂红赋诗（另稿）。花朝日闻吴熙载先生走，闻十一日申刻失南京”；“十五日，大兄回一走。闻吴先生回”；“二十七日，贼兵将仓米、赈米发尽，纷纷拉人抬米上船。吴先生有信来，劝出城，贼兵渐走”；“二十九日，吴先生有信来，劝不出城”。在如此危难之际，吴让之还不忘郑蕙的生命安危，足见两人的师生情谊。
吴让之的学友罗士琳、杨亮等人均在此次战乱中死去，有的绝食而死，有的投河自尽，令其难以释怀。战乱之后，吴让之与刘文淇为使殉难者英名长存，便四方搜集殉难者名录，并通过好友以及乡绅的资助，汇集四卷，名为《扬城殉难录》。此书为记录在扬州沦陷后士民殊死抗拒斗争的重要文献史料，后人不但可以从此窥探扬州人民保家卫国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还原当时太平军惨无人道的行事做派，也为后来《同治续纂扬州府志》等方志与《扬城殉难续录》的编纂提供了参照与借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吴让之是否参与此书的编纂，尚存争议。《扬州文库》第三辑57册中影印《扬城殉难录》四卷附一卷，作者为“刘文淇、王翼凤”。但据方濬颐《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记载：“《扬城殉难录》。刘文淇、吴熙载撰”。[14]郑士烺著《扬城殉难续录》在凡例中讲道：“《前录》即刘孟瞻先生、吴熙载先生任采访时所集《扬城殉难录》是也。”是否有出入，待考。
（三）《扬州水道记》
吴让之还曾参与编纂《扬州水道记》。此书为吴让之在李兰卿幕时与好友刘文淇共同所作。两人商定“先运河、次两岸工程，次两岸诸湖”，刘负责运河及两岸工程，吴负责两岸诸湖。事定，李兰卿将所藏之书及河道工程的官方公文悉数拿出，但凡涉及有关扬州河事之事，两人尽将其抄录备用。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两人检阅书籍多达上万卷，效率之高。惜幕主李兰卿突然病世，吴让之第一次著书之事也随之终止。多年后，刘文淇据将自撰部分稍作整理，付梓刊刻。这对于吴让之来说，实为遗憾。
二、校注
（一）《南史》《北史》
吴让之史学功底深厚，精于校勘之学。在幕府期间，曾多次参与了注史和校志的学术活动。道光二十八年（1848），吴让之在童濂幕府期间，与刘文淇、杨亮、王翼凤等人共注《南史》《北史》。常言道：“注书难，注史书尤不易也。”自古史书中仅《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有注，通史仅有《资治通鉴》有注，所注者无不为贯通古今之人。其它的注史虽然很多，但鱼龙混杂，有的过于浅薄，有的过于繁杂，致使难以传世。因此，校《南史》《北史》二书，难度巨大。吴让之与诸位同僚深入研究，校对文字，用工艰苦。姚莹在看过书稿之后，称赞此书“引列灿然，体义明备”。不久，童濂去世，成稿存放官署。癸丑战乱，书稿丢失，不见踪影，遂成憾事。
（二）《广顺州治稿》（图6）
道光二十六年（1846），吴让之受但明伦邀请，校勘《广顺州至稿》。《广顺州志稿》为金台[15]修，但明伦纂。自明代万历年间设广顺县始，向无志书。康熙中叶，州牧刘元轼略有小辑，但未能刊行。道光二十年（1840），金台任广顺知州，命当地绅耆金鼎寿、但钟良等人分事采访之职。二十五年（1845）因丁忧回扬，此事遂寝。二十六年（1846），但明伦升任两淮盐运使，金台过访，出所辑稿就正，并得但明伦未出仕前纂稿八卷，遂请吴让之、蒋照为之校勘。后金台又益以“新采应载之文与旧案可稽之事”，定为此书。
《广顺州志稿》共十二卷，依次为舆地、食货、营建、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烈女、风俗、艺文、杂记。吴让之在序中详细记录了成书过程，并描述但明伦在任常镇兵备道时，“雪夜至海壖勘险要，以防堵策”，以此防止英国觊觎浙东的事迹，以及但明伦任两淮盐运使时，英国突入江陷镇江，扬州戒严，他又制定“空库塞河，发仓赈贷，诘暴安民，修城池，平市糶，练勇设伏”的策略，致使英国以此不敢窥探江北。种种事迹，深得民心。故吴氏借此机会，直抒胸臆，以供备考。
通过对吴让之幕府经历、著述校注的考证论述，可见吴让之在55岁之前，更多的是以学者的形象出现。在学术的精英圈内，深得幕主青睐。在幕府闲暇之余，他广结社会名流，与之谈书论艺，或为他们治印。总的来说，他的幕府生涯是不顺利的，这也导致其晚年在学术的道路上没能继续下去，他在跋《栖云山馆词存》中讲到：“余今年六十有九，文业久废”。究其“所废”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幕主的离世以及职位的调动，致使吴让之所参与的著述校注之书未能得以刊行。没有著述的成果，没有人能关注到他的著述情况以及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加上年事渐高，精力大不如前。这与其好友刘文淇与刘楚桢著述等身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次，战乱之后，士人难有用武之地。太平天国的暴动导致安宁平和的社会气氛转向紧张压迫之中，从原来文事人才的需求进而转移到军事人才上去。这对于吴让之以及当时的大部分学者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没有了收入的来源，甚至连温饱也成了奢侈之事。晚年的吴让之，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雄心壮志。
注释
祝竹、朱天曙：《吴让之年表》，《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0年01期，第124页。
李彦章（1794—1836），字兰卿，号榕园，福建侯官人。嘉庆辛未（1811）进士，累升内阁侍读。
（日本）小泽文四郎：《刘孟瞻先生年谱》，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本。
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安徽桐城人。少承家学，后问学于张问陶，与崔旭、梅成栋并称“张门三才子”。
（清）梅植之《与熙载同赴姚侍郎伯昂先生学幕舟归江上雨窗作》：“春水生愁远，乘流泛越中。山昏青嶂雨，江暖绿杨风。入幕偕同侣，虚襟荷巨公。不才延誉重，自觉愧雕虫。”《嵇庵诗集》卷七，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清）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十六，民国十三年（1924）乌程旁氏上海刻本。
但明伦（1782—1855），号云湖，贵州广顺州（今长顺县）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
郭若愚著：《篆刻史话》，台湾出版，2000年，第221页。
（清）钱泰吉撰：《甘泉乡人稿》卷九，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吴让之寓泰二三事》，《书法》杂志，1984年第二期。
夏兆麐《吴陵野纪》中有《吴让之卖卜》一文，手稿本，现藏泰州图书馆。
（清）莫友芝著，张剑整理：《莫友芝日记》，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清）李培桢辑：《晋铜鼓斋印存》，光绪二年（1876）钤印本。
（清）方叡颐修，晏端书、钱振伦、卞宝第纂：《续纂扬州府志》卷二十二，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金台，字春谷。任广顺知州，曾负责纂修《广顺州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