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main content

刘灿铭谈笔法:笔法指向“用”

2021年01月09日 23:53:351460人参与0

4月26-27日,“存仁堂书法雅集第四回(己亥第二回)”在宁波美术馆成功举办。继“书法创作”、“风格定位”、“墨法”之后,本期学术主题为“笔法”,刘灿铭师生20人围绕主题展开学术交流。在刘灿铭教授的带领下,与会代表此行还参观了宁波天一阁、宁波美术馆和沙孟海书学院,左右采获。

笔法指向“用”

刘灿铭

笔法本来是没必要讨论的,因为每个人都在用。本期雅集立“笔法”为主题,旨在强调其重要性。笔法是书法中最基本的元素,然对其认知因人而异,显得重要。北方书家大多结构优于笔法;而南方书家大多笔法优于结构。我认为,用毛笔写,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用笔。

笔法是毛笔写字的方法、法则。有一般规律,同时也有难度,也是判断作品是否具备专业性的标志。尝评某人书,谓其“离书法远”,是在说明书写者未经系统训练,笔法不精,甚至不具备笔法意识。

   刘灿铭 《非有实无三言联》2014年

从一般意义上说,有笔才有法。篆书在便捷的书写中,尤其在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简牍、帛书、盟书中,笔法得以充分体现。又如,在西汉简牍墨迹中,也可见其中丰富的笔法。我们在取法钟鼎、碑刻书法时,会从同时期的墨迹中去寻找其本来面目,力图使其“文人化”、“墨迹化”,尽量将损耗的笔法还原。

走马楼汉简

每种书体都有其自身的笔法体系,笔法是有规律可循的。当然,寻找这一规律是有难度的,既有难度就要通过训练去解决,使其变成自己的笔法语言,而笔法语言也是风格的组成部分。

将笔法单列出来探讨,不能忽视与技法、风格等关联性。笔法支撑着风格。我们还要关注每种风格之间的共同性以及构成固化风格之间的差异性。

书体有别,则笔法不一。相对来说,篆书用笔是内敛的,是含蓄、凝练的;“二王”笔法是外拓的,是潇洒的。当然,内敛和外露两者之间可对比,也可交融。颜鲁公、黄鲁直、张长史笔法中,两者兼而有之,可证得风格与笔法之间的共通性和融通性。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王羲之书,笔法的丰富性达到了顶峰。“二王”书是笔法的集大成者。后世学王字,也只能取其一二而已。八大、弘一书取笔法而至平和、平淡,甚至笔法皆无。丰富和平淡是风格的两极,两者皆因风格而起,他们都做到了极致,两者都是高级的。换而言之,将笔法与自身风格做到一致,就是高级的。

八大山人手札

因其重要性,历代书论中关于笔势的论述很多。“势”是生命的姿态,体现了力量和运动。笔势是书法的生命,与气势相关。笔法与字法以及字行、间关系相互支撑,是非独立的,是依附于线条的。线条两端的形态和运动的过程,方、圆、尖,藏、露、出锋,中、侧锋及中侧锋两者兼用等,是在书法的势态之中的,也包括在笔法的范畴之中。因此,临习时要关注笔势,它是运动的,是有姿态的。线与线之间也是有关联的,非孤立的。

刘禹锡《陋室铭》2015年

笔性,即在书写的过程中充分体现用笔的灵性。这种灵性是笔法中特别要关注的,跟书写工具有关。书写工具与笔性、笔法相互依存。用软毫或硬毫,表现于生宣或熟宣,因笔性不同,笔法也会呈现不同的效果。常去思考前人的笔画为何如此挺拔、干净,如若还原场景,我们是否还能够将其充分表达出来。

快慢、疾涩、提按,锋的调整,都是节奏变化。在“二王”尺牍中可充分体现这一点,“二王”体系下的历代代表书家如孙过庭、颜真卿、苏轼米芾等,笔法的节奏感也是非常强烈的。

苏轼 《东武帖》

讨论笔法,根本是指向学习和创作,目的是在“用”。

如何用?在临写和创作时,要关注线条的端点和姿态,如在一点一画间,是露还是藏,起笔和末端是什么方向,取势是平正还是欹侧。总之,关注点要回归“势”,线条的“势”,要形成一种习惯,在创作中,要变为习惯性地书写。线条在运动中随势而调整。要体会线与线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多组线条之间是如何连接的,要做到向古代贤者一般体察入微。线条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存在的,非断的。眼睛要跟上,笔意也要跟上。倘一断,笔势便不畅,气韵自然不通。如写楷书,笔画间是断的,但势已隐于运动之中。

刘灿铭《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2014

在运用中,不断找到自己的笔法语言。自我的笔法语言是具有排他性的,当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差异性,要辩证地看。惟在共性中存有一点不同,就是可贵的。

凡书家之所以能立足于书法史,必是笔法与人不同。林散之先生就是将绘画中的笔法语言运用于书法之中,将隶法入草,便是对书法史中笔法的补充,这一点足以支撑林氏笔法语言的排他性。再如,历代书家篆法多用圆笔,赵之谦因使方笔书篆旋即脱颖而出。

笔法之变很难。大数据时代有挑战更有机遇,我们要学会综合,若试着从绘画或其他艺术门类中寻找突破口,化为自己的书法用笔语言,或可成功。

     欧阳询《秋声赋》2015

周星莲说过:“书法在用笔,用笔贵用锋。”米芾说:“他人写字只有一笔,我独有八面”。王澍有“八面出锋”之说。他们都在强调用锋、调锋的重要。

用笔不能纯用笔尖,也不能尽用笔根,要用到以有灵性为准,用多,不活;用少,就浪费了。用多少,应适风格而变。如苏轼、米芾之书,纯用笔尖是无法做到的,贵在用锋。再如弘一书,虽笔法近无,或者换种思考,他有自己的独特笔法,不管怎么样,他的厚实的线条是非使笔尖而能为的,在于运用笔锋。我们要把毛笔的笔锋发挥到功能最大化。

米芾尺牍

 “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字法结构可随时代、书家而改变,但书写的基本法则却是亘古不易的。从这点出发,赵氏看中用笔,强调把用笔的规律性继承下去且保持不变。

在我看来,笔法与结构应当是一致的,二者是紧密相联的。至于笔法和结构,南北有认识上的差异,对碑帖有认识上的差异,于取法有认识上的差异,分别适宜于远、近观赏的作品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些差异是应该被尊重和理解的。当代不同于任何时代,我们应当协调笔法和结构之间的平衡,不能将其任一孤立。线条是结构的组成要素,线条有姿态,或说是有态势形状的,是不同笔锋的表达。简而言之,线条是笔法的表达,结构是线条的构成,笔法和结构应当是紧密相联的。

(据刘灿铭教授在“存仁堂书法雅集第四回”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评论列表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不会发表评论(点这里)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