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弓：王羲之尺牍草书“今体”之辨析 ——从宋人鉴识王羲之书迹看

王羲之尺牍草书“今体”之辨析

                        ——从宋人鉴识王羲之书迹看

张天弓

【内容提要】本文重点探讨王羲之尺牍草书“今体”特性的问题，详细论证这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唯一的一次草书今体之字体、草书书体之今体与书法家个性风格之体的三“体”合一。一是依据是存世的王羲之尺牍草书的典范作品，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再作认真验证，基本确定以《初月帖》比照《十七帖》为主，和以《丧乱贴》比照《得示帖》诸帖为辅的四个坐标的交错关系。二是依据宋人认识王羲之草书作品而形成的草书理论与思维方法，重点是南宋姜夔的实证性的草书审美理论，尤其是关于草书“连笔字组”的研究方法。三是对《初月帖》以及《丧乱贴》等十余幅草书名迹的“连笔字组”进行详细分析，从古典章草、今体小草、今体大草的草书发展史中去认识王羲之草书的独特审美意义。这种关于王羲之的实证性的草书审美研究，可以为“二王学”提供一点新的学术研究之路径。

【关键词】  王羲之草书  草书今体   连笔字组   书法审美

本文拟探究三个问题，一是从宋人品鉴王羲之刻帖草书作品去看认知王羲之尺牍草书的实证方法，二是南宋姜夔判别晋唐草书的标准与理论，三是王羲之尺牍草书的“今体”特性。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涉及书法审美认知的关节点诸多，这里仅述其要。

一、 宋人鉴识王羲之尺牍草书的方法

  这次展览的王羲之刻帖中，有一件比较特殊的作品《适得书帖》（图1），初见于北宋《淳化阁帖》第六卷王羲之书卷之首，非常显眼。《阁帖》收录王羲之书迹三卷，就是从它开始的。这是一件“伪作”，笔者现在把它当作一个判别王羲之书风的一个特殊样本。“证伪”与“证实”的结合，是探寻王羲之真相的有效途径。

图1

北宋黄伯思(1079-1118)《法帖刊误》鉴定《适得书帖》提出三条：（1）语词“宅上静佳眠”为“今流俗语”；（2）“笔无晋韵”；（3）“近世不工书者伪作”。⁽¹⁾“伪作”的结论没问题，依据充分。所谓“近世不工书者”伪作，对宋人而言也没有问题，黄伯思眼界高见识广，鉴定方法严谨；对于我们今天的识者，可能会有历史的隔膜，“不工书”恐难以接受。这需要具体分析。笔者觉得，书法审美要会审美，还要会审不美，有比较才有鉴别。

黄伯思的表述属于整体“目测”，我们来验证此帖，看是不是“笔无晋韵”。笔者挑了三个观察点，从易到难。

（1）形神皆不似。篇末第四行最后“王羲之”署名（图2）， “面王”二字牵丝连笔，形成字组，下面“羲之”二字又是连笔字组。传世书迹中“王羲之”署名是比较讲究的，有些相当精妙，没有这种草率处理自己姓氏的，看这竖行“四字”，能看清“王羲之”的大名吗？恐怕不合晋人书仪⁽²⁾，与言语“流俗”相类，属于文化素养欠缺，书法体势也拙劣。再看相邻左行“来门”二字连笔（图2），尤其是“来”字，也俗不可耐。

图2

（2）形似神不似或神似形不似。第一行最末“中”字，就是章草的形体，有一点古意，但字势未能完全免俗。其左行相邻的“都”字、末行首字“暂”字，有一点“晋韵”的意思，不可一概否定。不过置于整体章法的氛围中，这稀薄的几点“晋韵”也淡化了。其余字势均可这样观察。

（3）最重要的是看连笔字组。首行开头“适得书知足”（图2）五字笔势连绵，非常醒目，估计黄伯思第一眼就盯住了它，“笔无晋韵”。黄氏所熟悉的王羲之《十七帖》（图2），应该是标准；他见过唐摩精拓，目为“草书之龙”，还有《初月帖》（图2）。今传馆本《十七帖》，连笔字组不多，但相当精妙，多为二字连笔，四字连笔1个，没有五字连笔的。所以，这五字连笔与篇末的“面王”二字连笔、“羲之”二字连笔，加上“宅上静佳眠”的“流俗语”，就决定了（适得书帖）是作伪。

现在《适得书帖》的“伪书”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适得书帖》的这种多字连笔，难到真是“不工书”吗？为什么为什么王羲之草书连笔写只连二三字？多连两个字不行吗？王羲之其他草书作品，也是这样的吗？认识王羲之草书的真相需要看这连笔字组吗？“连笔字组”这种概念，是宋人的吗，不会是今人杜撰出来的吧？现代书法观念多元，“笔法”、“线条”、“图像”、“造型”什么思路都可以进来，会出现数不清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汇集到一点，就是王羲之草书的“真相”问题。认识王羲之的真相，是从南朝开始的，积累了许多重要的书学成果。然而真正去认识王羲之草书的真相，是从宋人开始的，因为有了刻帖，如黄庭坚、米芾、黄伯思的鉴评，既鉴定真伪，也评判高下。宋人面对的草书，除了传世的魏晋书迹的刻帖、墨迹以外，还有唐人草书，还有五代宋初的草书，如后梁僧彦修的草书，还有大量的问题草书，如署名谢灵运的《古诗四首帖》。宋人的审美认知，是我们今天认识王羲之草书“真相”的重要前题，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前理解”。

二、姜夔的实证性的草书理论

南宋姜夔(1154-1221)《续书谱》总结了北宋鉴识草书，包括鉴识草书刻帖的方法，首次提出了区别晋人小草与唐人大草的一个标准：“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日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³⁾（注3，《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172-175页）意思是说，王羲之以独草为主，大概是二字连笔。至于说唐人“累数十字连绵”有些夸张，应该是四五字及一字行。如唐代张旭(约675年-约750年《肚痛帖》（图3），凡6行30字，其字组字数占总字数90﹪。这种草书连绵的字数标准，或者说连笔字组的长度标准，简单明了；清代王澍认可，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也认可。⁽⁴⁾笔者曾归纳为，章草字字独立；小草二三字连笔；大草四五字连笔乃至一字行，当然还要参考体势，是取横势还是取纵势。⁽⁵⁾

图3

姜夔《续书谱》不仅提出了具体标准，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草书理论，针对性强，直面王羲之的字组和颠张狂素的字组。这里作简要介绍：

（1）“字组”之“字势”。姜夔认为，草书笔势中“点画处皆重”，叫“连绵”；“点画间”皆轻，“偶相引带”叫“游丝”；字间的“游丝”区别了字组的上字与下字。其次，判别“点画处皆重”必须以楷法为参照。姜夔是兰亭学的开创者，又对刻帖研究有专攻，著有《绛帖平》、《禊帖偏旁考》，研究《定武兰亭》深有心得，考证王羲之行书技法非常精细，如“‘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状，不是捺”，⁽⁶⁾这个“欠”就是偏旁。文字的古体叫“部首”，文字的今体才叫“偏旁”。姜夔非常睿智，从文字今体的“偏旁”，到书体今体的“楷法”，再到书写技法，这与辨析草书的“连绵”与“游丝”是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背景，南宋初期流行一时的吴说“游丝书”，把笔画连笔全部变成游丝的“游丝草”（图4），这也在姜夔的视野之中。第三，草书参照楷书点画的技法，必须知晓草书“字法”。姜夔强调先学古典章草就包含了草书的“字法”。什么是“字法”？从书体规范化看，一是正体字形之简化，二是“存字之梗概”⁽⁷⁾。对于“章草”而言，是“隶书”之简化；对于“今草”而言，则是楷书之简化。今草的“字法”是从章草的“字法”演化而来。草书“字法”之规则，与草书之起源是两码事。顺便说一下，现在我们习惯于把草书“字法”与书写“技法”混称为“草法”，后患无穷。

图4

所谓今草的“字组”以“字势”为基础，包含三个基本内涵：一是通过连笔的“连绵”与“游丝”来显示“字势”；二是判别这个“字势”的技法以楷法为参照。核心是“游丝”不能成为“连绵”，字势要有个性，即“字之八面”。三是以楷法为参照，必须知晓今草的“字法”。本来是草书形体是比照楷书才有了规范的“字法”，草书“字法”与“技法”是对应的。皇象章草《急就章》流传成“章草—楷书”这种体例，就是这个道理。

宋人面临的草书“大病”与时下的流风有点类似，黄庭坚(1045-1105)反感草书的“相互缠绕”，米芾(1051-1107)提倡“自然”与“古雅”的审美标准，主张“一笔书”中的“字之八面”⁽⁸⁾，这为姜夔提供了借鉴。顺便说一下，姜夔是词学家，精通音律，研究文辞与音律的关系独有建树，这与他的实证的草书理论也是有关联的。

我们再看“适得书知足”五字连笔，还是有楷法的，“连绵”与“游丝”比较清晰，其他“下问吾”、“甚愦”、“向宅”、“上静”、“不知足”近似，“适恨”之“恨”模糊，可以略知唐宋草书的法度，不可简单的判为“不知书”。但确实没有“晋韵”，可以从“章草”的视角去观察。章草笔意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星点的残留全被一味下行的“纵引”给遮盖了。

（2）理解王羲之草书，首先要理解章草，这是“晋韵”的关键。姜夔说：“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这里是说草法的核心在于“下笔有源”与“申之以变化”。张旭《肚痛帖》（图3）就是一个从古体章草到今体小草、大草的全过程的好样本。第一行开头“忽”、“肚”二字章草笔意浓，“痛”字今体笔意重，“不可堪”三字、“不知”二字连笔小草。下一行“是冷热所”四字字组大草，章草笔意丰富，第三行以下，一字组即是一字行，情绪激动，笔势的“连绵”与“游丝”模糊了。所以姜夔说，“张癫大草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王羲之《初月帖》中的连笔字组，与张旭《肚痛帖》的中段对照（图5），就会就会惊人发现晋唐连笔字组的高度相似，从中可以窥探王羲之草书“改体”的奥秘。

图5

（3）草书审美的拟人化与技法化。米芾《海岳名言》提出了书法审美的新课题：“要在入人，不为溢词。”姜夔作出系统的解答：“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擗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这是讲审美拟人化，讲“风神”也是如此同时。他还以楷书体势作为例证：点者，字之眉目；横直画者，字之体骨，撇捺者，字之手足；弯勾竖勾者，字之步履。一一作具体解析。这是讲审美技法化。他还采古人之字列之为图示，可惜没有流传下来。⁽⁹⁾他还说“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这是讲书法审美拟人化与技法化的融合，特别重现“点画振动”的过程。最后总结说：“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

“如见其挥运”之时的“点画振动”，这是古代书学中讲书法审美最精妙的一句话，并且还要求证于“古人”。孙过庭《书谱》说“目击道存”与“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怎样才“目击道存”？张怀瓘《文字论》说，“艺文兼备”中的“一字见心”。⁽¹⁰⁾姜夔说，既“点画振动”又“如见其挥运”。这揭示了是文士尺牍书法作为“千里面目”的奥妙，所以姜夔认为“右军独步”。

这里以王羲之的精拓墨迹为例，来看王羲之如何独步“晋韵”的。神龙本《兰亭序》首字“永”起笔一点（图6），

图6“点”的古法与今法

取横势而绞右出锋，不似明清“永字八法图”写点的“顾右纵引”。这是源于隶书及章草的笔势，隶书的“永”字这一点是横画右行。《兰亭序》“之”字没有重复，第十七行“之”字是古法，第二十七行“之”是今法，今法的笔势“纵引”是为了引带出下一笔画，偶尔带出游丝。（图6）其余均在二者之间而多用今法。《丧乱帖》有两个“痛”字（图6），也是一个古法，一个今法。⁽¹¹⁾米芾《论草帖》中的“写”字（图6）的一点也是古法。这些全是字势顶头之一点，符合姜夔所谓“字之眉目”，所以意味不一般。不是字形中的所有“点”都是“眉目”，姜夔认为关键是笔画在整体中的位置。这是审美拟人化的核心，

姜夔的审美理论，是在总结晋唐以来书法审美的正面经验与负面经验提出来，其理论意义就在于：一是点画的技法必须置于字势整体之中去评价：二是字势整体的审美拟人化，支配着不同位置的点画；三是笔法与结字相辅相成。所以，姜夔说“右军独步”用了一个词“情理”：“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 “点画”之间的“设施”就是 “结体”。简单的说，字势头顶上的点与字势脚下的点是不一样的，要讲“情理”。需要说明一下，在姜夔这里，关注结字的重点在于点画、偏旁的组合，他还不知道后世的结构范式《欧阳询结构三十六法》，用笔与结字还是紧密关联的。到了元代赵孟頫，开始了“用笔为上，结字亦须工”，才将二者分割开来，影响至今，当然这并不是赵孟頫的本意，用笔与结字的分离仍在字势的管束之中。⁽¹²⁾

（4）以王羲之今草为中心，解说书体演变、固化、重叠的总体框架。《续书谱》开宗明义说：“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淡，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然而真、草与行，各有体制”。这里以今体楷书、行书、草书为纵，这是王羲之确立今体三体定下的格局。尽管这三体的技法，可以交叉汲取古体之所长，但今体三体各有体制，自成格局。王羲之确立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三体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姜夔的书法审美理论，是今体三体格局完全定型后的最重要的书学成果，是书法审美理论的拟人化与技法化的交会点，这个交汇点正好聚焦在王羲之的古体与今体的对接中。拟人化与技法化的结合，形成了书法审美的实证研究方法。《续书谱》就是“续”《书谱》，《书谱》以王羲之为中心，《续书谱》也是以王羲之为中心，但加进了连笔字组，对照《书谱》与《续书谱》，可以加深对王羲之的理解。

现在使用“字组”的同仁越来越多，或许有人会问，字组是怎么来的？这里作一点考释。

（1）字组来源于书写文化。笔者在探究连笔字组的起源时，曾经列举东汉长沙五一广场简牍中的一个连笔字组：“十月二”三字（图7），

图7汉简草书中的连笔字组

后来在东汉简牍草书《永元器物薄》中又发现了“永元七年”（95）的几例，时间恐稍早于前者。这些例证，清晰反映出“字组”的原生状态。有2个“三月”，纪月书写频率最高，“承三月”（图7）直接笔势连写，“壬午”纪年频率也高，直接连属。“七年”（图7）是纪年，但“七”与“年”不完全固定，这个连笔明显为两笔，“撇”仍然切入而顾右纵引，笔锋没有离开简面，后世很难见到这种笔法了。“四月”（图7）同类，但笔锋离开了简面，只是联笔写。与这种日期类相关的是数字类，书写频率高，“八十八”（图7），上字“八”与“十”字不是连笔，是后写竖的搭笔，“十”与“八”是连笔，笔锋没有离开简面，比较娴熟。这种字组隐藏着章草演变为今草的秘密。尤其是“叩头”（图7）二字，连笔差那么一点点，还不能算连笔字组，可以算造型字组；笔势非常自然随意，不知“叩”了多少“头”。从右手执笔看“自然书写”，在简册形制中，章草的体势是“抑左扬右”，今草的体势是“顾右引左”或“顾右纵引”。“抑右引左”既在字中，又在字间。这是文化与技法的融合⁽¹³⁾。

古汉语以字为中心，一字一音节，代表一个词，书写频率高的多为固定化的“词组”（或“字组”）。从书法角度看，上字与下字连笔，就是上字重叠下字，首先是“壬午”、“二月”、“三月”这种汉语的经常性的上字与下字的“重叠”。所以，王羲之《寒切帖》开篇就见到“十一月”中的“一月”的连笔字组；唐代颜真卿《祭侄稿》也看到“三日”这种经常性“重叠”的连笔字组。⁽¹⁴⁾

（2）字组来源于书法艺术化中的“书仪”。东汉士人的尺牍草书开启书法艺术化，后来尺牍有了书仪，日期、敬语、谦辞、署名均有讲究，书写频率又高，右手执笔书写“自然”生长出“连笔字组”。可以说是“叩头”生长出书仪，“叩头”是儒家礼仪。王羲之尺牍中最醒目的就是“足下”、“羲之”、“顿首”、“奈何”，都是与“书仪”直接相关的用语。⁽¹⁵⁾

（3）字组来源于审美与技法。上古典册形制，奠定书法行款竖行左行的基础，所以我们都不用说，连笔字组是竖式。典册形制是由“右手执笔”书写决定的。（图8）⁽¹⁶⁾

图8右手执笔《书写笔顺图》

“右手执笔”的“自然书写”由二三字连笔向五六字乃至整个字行连笔的发展，是自然的趋向，到了明清之际的王铎，出现了十六字的连笔字组，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十分清楚是，文人尺牍草书，包括连笔字组，是文化、审美、技法的三位一体。⁽¹⁷⁾

三、王羲之尺牍草书之“今体”特性

现在最重要的是探究王羲之如何“独步”。按照论题的需要，首选精拓墨迹本，刻帖经过了裁剪拼装，只能作为参照。现代学人多以王羲之永和七年（351）任会稽內史与永或十二年（356）誓墓辞官为时间节点，引用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所言：“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其实，这是陶弘景转述梁武帝“褾题”中的观点，原文称“末年书”，非常重要。⁽¹⁸⁾于是晚年书迹就成为探寻王羲之真相的聚焦点。

首先选定的是《丧乱帖》，研究成果比较翔实⁽¹⁹⁾，关于成文时间略有差异，大体上可设定在永和七年（351）至永和十二年（356）之间。其次是《初月帖》，研究分歧较大，一说在永和七年（351）之前，另一说在永和十一年（355）以后，后者比较合理。⁽²⁰⁾这里以此二帖为坐标，其他比较可靠的摩拓本作为参考。现作王羲之尺牍草书（包括行草）之连笔字组统计表。

《王羲之尺牍草书连笔字组统计表》

宋人未见《丧乱帖》，知晓《初月帖》，所谓“晋韵”、“晋人格”是以《十七帖》为主，也包括《初月帖》等，当然今人基本上以《丧乱帖》（图9）为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显然是偏颇的，至少应该是《初月帖》、《丧乱帖》二帖，而且《初月帖》晚出。这里拟作初步探讨。

图9 汉简草书中的连笔字组

（1）从文人尺牍草书的章草而今草，小草而大草的总体发展趋向看，草书的连笔字组作为观察点是准确的，这也是宋人草书理论关注的重点。

 （2）王羲之尺牍草书（包括行草）的连笔字组是纵横交织，纵则连接今体行书、楷书，横则连接古典章草与唐代大草。

 （3）王羲之尺牍草书是二三字连笔，可以定为“今体”草书，以别于古体章草，以别于与唐代大草的四五字连笔。因为有了唐代大草，才把王羲之称为“小草”。

 （4）王羲之草书的传承与出新，和楷书、行书的传承与创新基本同步，王羲之的今体是草书、楷书、行书。这种书史定位与书法审美定位是高度统一的。这也符合姜夔的草书理论。

   (5)怎样把握王羲之尺牍草书的“今体”特征？《初月帖》（图10）与《丧乱帖》除了草书与行草的书体差异外，连笔字组的差异仍然觉得悬异。整篇行数字数相无几，一是8行61字，一是8行62字，连笔字组字数占比，前者62.29﹪，后者32.25﹪。几乎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过渡环节。最令人费解的是，《初月帖》晚于《丧乱帖》，章草意味浓厚的竟然连笔字组占比最高？为什么章草笔意多则连笔字组多？这与我们固有的草书观念是相悖。我们已从《肚痛帖》与《初月帖》的比照中，可以部分解答这个疑问。

图10《初月帖》

我们现在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印象，王羲之尺牍草书是章草古法与今草新法反复交错，来回摇摆，不似固有的观念的草书笔势一味下行。这样，就可以解释黄庭坚草书缘画入书的创新，体势之纵势与横势的摇摆之“韵”；米芾草书的入“晋人格”的笔势的保守，传承“古雅”。笔者记得很清楚，2012年小春兄在绍兴我们的闲谈中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王羲之的书风会如此多样，已远远超出一个名家风范的范围？这确实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核心问题。

从类型上看，以《初月帖》比照《十七帖》；以《丧乱贴》比照《得示帖》诸帖，可以形成四个坐标的交错关系，缺憾是《得示帖》时间定位不清楚，具体辨析会遭遇困难。

还应该有新视点的引入，首先是连笔字组的形体结构关系，也就是说，连笔字组同时就是造型字组，如《十七帖》中的“中将军”三字（图11），连笔字组与其中单字的结构关系。“连笔字组”不能只看“连笔”，她是上下字的新聚合。从“写”看是连笔字组，从“字”看是“造型字组”。

图11《十七帖》造型字组

其次，还有单一的造型字组，如《初月帖》中的“力不”（图12）二字，上字与下字的结构关系；如诸多“王羲之”署名，上字与连笔字组的结构关系。“造型字组”是笔者提出来的，这是一种新形态，必须面对，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用语。从这些造型字组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尺牍草书的高妙，这是他自觉的艺术创造。

图12跨行复合字组 

尤为重要的是，还存在更丰富的“复合字组”。如《十七帖》中的“期耳亦”三字（图11），连笔字组与下字的结构关系；诸多“王羲之”署名。上字与连笔字组的结构关系。还有《初月帖》中的“殊劣”与“力不”的跨行对比呼应（图12）。《得示帖》中的“乃行也迟”夸行“复合字组”，更显精妙（图12）。而且，金,中就出现这种审美的形态，如《王孙遗者钟》（图12），唐楷欧阳询《九成宫碑》（图12）中也有。⁽²²⁾所以，这些“字组”不是一个什么“新概念”、“新名词”的问题，而是先贤的艺术创造，我们应该探寻其奥秘，而且这与心理学实验研究直接相关。笔者曾经误认为，造型字组是连笔字组连带出来的，其实她自有渊源，我们在汉代碑刻隶书中也看到了她的身影。（图13）⁽²³⁾书法无非二端：一是写，二是字。

图13“言必”、“佐西”造型字组

王羲之的尺牍今体的新进，明显是在连笔字组中造型字组的方向，和造型字组、复合字组的丰富性。尤其不可忽略的是，王羲之是著名文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画家，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是一位书画同体的代表性人物。这一点，应该是我们理解王羲之字组、尤其是复合字组的一个重要视角。这与汉语的“复合字组”恐怕也有关联，有待深入研究。

必须说明的是，晋人小草向唐代大草前行，王献之的行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绢本《鸭头丸帖》（图14），连笔字组4个，字组字数10个，占总字数66﹪，更要的是整幅2行15字，全是复合字组；不管连笔不连笔，凡字行皆为字组。在唐代“一笔书”概念中，把小王看作是晋唐草书之变的重要一环，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张怀瓘误读了“张芝一笔书”，这在南朝齐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中是美术化的一笔空心字，他为时兴起的狂草鼓噪，却平抑了王羲之独创今草的历史意义。这种“一笔书”的观念，影响则非常久远。⁽²⁴⁾

图14《鸭头丸帖》 

评估小王的行草，也涉及到《书谱》提出来的那个老话题“人书俱老”，孙过庭的本意是与书法审美的“目击道存”互证的，也与王羲之晚年书风有关。而王羲之的尺牍草书的“人书俱老”，是自然流露的“晋韵”，同时更是草书创新的自觉追求。

姜夔的草书理论中，没有涉及造型字组。因为关注字势与笔势的连绵，没有看到字势之间的体势重组，清代王澍也是如此，只笔势提按顿挫。打个通俗比方说，只看到单字在平地上的摸爬滚打，没有看到单字站在单字身上演杂技。看王羲之的字组“中将军”、“期尔亦”，就能感觉到这种体势上下重组的新魅力，还有那些丰富的复合字组。所以，探究王羲之的真相，既要尊重宋人的基本看法，又要有当代的新视角，当代的新视角更为重要。

 （6）王羲之的书学思想是“玄礼双修”，这是王羲之书风的灵魂。⁽²⁵⁾宋人更关注的是“自然”，王羲之人生的自然，作文作书的自然，以为“自然”是“晋韵”之精髓。在他们的眼中，这种理解更接近王羲之的真相。不过笔者推测，王羲之所谓“吾书比之锺、张”云云，其核心就是与草圣“张芝”较能，这是探寻王羲之尺牍草书的关钮，现在可以具体解释的是，他想超越张芝，就是融入张芝章草之字势而自出新意，新意之首务就在连笔字组，才出现《初月帖》这种章草与今草相交与相融的连笔字组。简单的说，王羲之想超越张芝，不是去另起炉灶，而是用今草包容章草。他的连笔字组，就是把章草“抑左扬右”与今草的“顾右纵引”的结合起来，非常困难，取得了成功。这可以印证王羲之的“玄礼双休”的书学思想。需要说明一下，“今草”是南朝的说法，东晋没有这一说，当时只有“改体”。

我们今天设身处地的去“如见其挥运之时”，想超越历史的悬隔，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这就是南宋姜夔看到的王羲之草书的连笔字组，而这个切入点才是研究的真正困难的开始，需要具体的描述连笔字组与造型字组中的文化、审美、技法的交融过程。

现在可以推测的是：首先，王羲之的草书尺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那时没有“日常书写”这个说法，文人不日常书写还叫“文人”吗？其次，草书尺牍是“临时从宜”（或“临事从宜”），偶然出彩。第三，连笔字组多与为文的语词相关，如“初月”、“王羲之”、“顿首”，受书仪约束；造型字组则多与语词无关，如“期耳亦”，受审美约束。第四，以竖行为款式，集字成字组，集字、字组成字行，再集字行而成篇章。其中任何一个字势都可能偶然出彩，字势是基础。《二谢帖》是一件问题作品，这并不妨碍其中有出彩的字势，如第一行下面的“诼”字，笔势飞动，最后发倒笔的一“点”曲终奏雅，堪称绝唱。（图15）⁽²⁶⁾第五，字组是字行的重点，在章草与今草的转换中创造出连笔笔法的高难度，如《初月帖》中字组的“抑左扬右”上连或下连“顾右引左”，还有二者短时反复交换，可名之为“绞挫”，即笔锋迅速改变方向时的绞与挫，比照《连笔字组书写笔顺图》，可知其中的逆笔克难、顺笔出彩。（图16）。第六，综合词藻之流、音韵之流与字势、字组之流，三流合一。

图15“诼”字的笔势 

图16高难草书笔法与字组书写笔顺图

这三流合一是《书谱》最早提出来的，是概括王羲之尺牍今草的一种理论构想。孙过庭认为，词藻之流的作用就在于“起兴”，音韵之流在于气韵节奏，他自己撰写骈体《书谱》深有体会，这是汉晋书学的一个传统，用辞赋韵文讲书法审美，因为汉代经学家解说经义要用韵文来诵读。但孙过庭没有涉及“字组”，他没有见过大草。⁽²⁷⁾王羲之的今体小草与颠张狂素的大草的杂呈，产生了《续书谱》，姜夔再次提出认识王羲之尺牍今草的理论与方法。以连笔字组为中心。这个历史过程告诉我们，认识王羲之尺牍今草，直接关系到认识书法审美的演变与书法史的发展。

我们似乎有一种感觉，从今观古到王羲之今草，就会以唐代大草为坐标，以王羲之今草往新走，视《丧乱帖》为重；从古观今到王羲之今草，就会以魏晋章草为坐标，以王羲之往古走，视《初月帖》为重。王羲之的尺牍草书竟然成为“古与今”的拔河赛，“章草”这个概念，是王羲之今草盛行之后的南朝书学提出来的，把汉代以来的规范性草书称为“章草”，以别于王羲之的今体草书“今草”，本文推论晚于《丧乱帖》的《初月帖》，连笔字组最多，并且最有晋韵，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草书理念相去甚远，这也是笔者始料所不及的，这似乎更合乎人书俱老的理念，但不是“平正”，而是“高古”。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古与今”的拔河赛，就是王羲之创造出来的，或许这就是王羲之草书的魅力之所在。理解王羲之，关键在书法审美的通古今之变。

结语

以上关于王羲之尺牍草书“今体”之辨析可以看出：其一，王羲之确立今草，首先是字体的草书，其二，王羲之确立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三体是书体，其三，王羲之楷书、行书、草书之“王体”，或者说“右军体”，是王羲之书法的个性风格之“体”。这是在唐代之楷书、行书、草书今体格局定型而字体演变终止以后，由宋人确定下来的，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在王羲之今体三体中，唯有尺牍今草是字体、书体、个性风格之体的三合一，所以羊欣说“古今莫二”，姜夔称“独步”。这是历史赋予王羲之的天赐良机。我们经常讨论唐太宗所谓“书圣”的问题（是李嗣真《后书品》归纳出“书圣”），帝王的美誉固然重要，但有唐一代如果未见今体三体格局的定型而终止字体演变，王羲之“书圣”地位恐怕不会这么稳固。个性风格之“体”，也是从称谓王羲之开始的，如晚唐或宋初托名张怀瓘《翰林密论》即称“右军体”。⁽²⁸⁾现在我们清楚的看到，王羲之尺牍今草的字体、书体、个性风格之体三合一，悠悠书法史，仅此一例。

本次王羲之学术研讨会有发展“二王学”的期许。本文是一种尝试，即围绕王羲之草书尺牍的“今体”特性的书法审美实证研究。尝试从书学思想、艺术境界直到尺牍书迹的各个层面，包括字势、字组、字行、章法及其细微末节的一点一画，一层一层贯通起来，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上下结合。实际上这也是古代书学审美认知王羲之真相的一种智慧。笔者以为，“二王学”的学术理念，既要在史料、史实的实证研究上不断深化，巩固基础，力争出新，也要在继承古代书学书法审美的实证研究上有所突破而升华。书史、书体、书家、书迹的实证与书法审美的实证，应该互动互参。

本文的尝试难免疏漏，恳请同道指正。

注释：

（1）〔北宋〕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中《法帖刊误》卷下：“自‘适得书’至‘慰驰踈（原注：或作‘竦’）、耳’中闻（原注：疑当作‘间’）’诸帖，除‘穆中’、‘秋耳’二帖差似逸少书，余并近世不工书者伪作耳。非特笔无晋韵，又‘宅上静眠’（引者注：《适得书帖》中语，‘眠’字前漏‘佳’字）、‘过此如命’（引者注：接下《知欲帖》中语）等，乃今流俗语，不待观笔迹已可辨之。”下文即是考证《伏想帖》，此前黄伯思所述文字，与今传本有异。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59页。按：清代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此帖米老目为伪作，黄长睿亦云。然姜白石言：‘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连属（引者注：《续书谱》原作“属连”，二语相通），若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反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右军书虽鳯翥龙翔，实则左规右矩，未有连绵不断者，至颠素始专用此法，魏晋时未之有也。此帖字相连属，如笔不停缀者，然既乏顿挫，兼带俗韵，黄长睿以为‘笔无晋韵’，乃‘近世不工书者伪作’，不刋之论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此言米芾目测伪作在前，黄伯思申论之，而姜夔则以晋唐草书的分野立论，有理有据，是为《续书谱》所言。王澍此处综论，以多字“连属”为主线，尤为重要。

（2）〔北齐〕隋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记：“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8页）此为语辞之谓号的轻重，非指书法对谓号之字的属连处理，未见书仪研究关注此问题，笔者猜想应该有所关联，这里提出来探讨。

（3）〔南宋〕姜夔《续书谱》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72-175页。

（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其各字不连绵者曰‘章艸’，晋以下相连绵者曰‘今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经韵楼刻本，第758页。

（5）张天弓《认识书法作品的术语简释》（35个一级术语），载《书法报》5月2日、9日、13日、16日、23日、6月6日、13日。

（6）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上海：上哈世纪股份有限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310-311页。按：此处引周密《齐东野语》转录姜夔《褉帖偏旁考》15条，特别细致，如“‘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状，不是捺。”方爱龙认为，这种方法，非常接近今天书画鉴定学上流行的以图像为中心的鉴定方法，这实际上是指实证。笔者以为，姜夔把书法审美的拟人化通过“图像”与技法分析结合起来，解决神采、意境与形质技法两张皮的问题。还应说明一下，姜夔的这种今体行书的“偏旁考”，应该是古代文字学的“偏旁学”由说文解字的偏旁研究转化到今体文字的偏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遗憾的是今存“偏旁考”仅15条。“偏旁学”参见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影商务印书馆本，第237—247页。

（7）〔唐〕张怀瓘《书断》“章草”说：“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这是解释章草“字法”。《续书谱》以楷书为今草“字法”的参照，包含着今草“字法”源于章草的意思，与正体楷书源于隶书的道理一致。这涉及草书“字法”的多维认知的复杂问题，即隶书、章草，楷书三者与今草“字法”对接，需要研究。姜夔所知晓的草书“字法”规范，主要是名家草书的章草《急就章》、今草《千字文》等。

（8）张天弓《米芾〈海岳名言〉中的审美标准——论古代书法审美标准的框架》，载《书法研究》2018年第3期。

（9）《续书谱》记：“我尝采古人之字列之为图，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有向有背，随之异形。横直画者，字之体骨，欲其坚正匀静，有起有止，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丿、乀、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乚、亅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晋人挑剔，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可知姜夔的审美拟人化与技法化的结合非常精细，并有“字例”图解，惜例图今不存，这实际上开启了书法审美实证研究之先河。（现代有邓散木《〈续书谱〉图解》，可作参考）实证研究书法审美的认知，这是研究书法审美拟人化的基础，这在古代书学中是极为重要的，与现代学术的理念有相通之处。

（10）张怀瓘《文字论》认为，在社会重要的书写文本的过程中，“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才产生了书法艺术，即“翰墨之道生焉”；而“翰墨之道”是“得”简易之道，是“一字见其心”。所以可以简单归纳为“艺文兼备中的一字见心”。古代书学从来没有认为，书法艺术是在书写汉字之外另形成为一门艺术。见张天弓《书法本体论》，载《中国书法》2015年第6期。

（11）张天弓《〈兰亭序〉篇首“永”字这一点》，载《书法报》2018年3月21日。

（12）张天弓《赵孟頫〈兰亭序十三跋〉中的“字势”、“用笔”、“结字”》，载《首届全国高等书法教育论坛论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年。

（13）〔东汉〕东汉崔瑗《草书势》首次提出，章草的笔势是“抑左扬右”。章草经西晋“草稿”的“纵引”演变为东晋今草，“纵引”是刘涛概括“草稿”笔势特性的术语。（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1页）。王羲之今体盛行于世，隋智果《心成颂》概括今体的体势是“回展右肩，长舒左足”。这里比照章草“抑左扬右”，将“纵引”与“斜画紧接”、“回展右肩，长舒左足”综合起来，提出“抑右引左”，用来概括今体行草的特性。章草的特性的字字独立，每字“抑左扬右”；今草的特性，多字属连，上下字“纵引”。字势、字组的丰富性，就在于“抑左扬右”与“抑右引左”的交织与融合。这是探究王羲之尺牍今草的一个重要思路。

（14）张天弓《颜真卿〈祭侄稿〉字组深度剖析》，载《书法报》2018年11月3日。

（15）祁小春《唐代书仪与王羲之尺牍之关系》（载《中国书法》2015年第6期）详细探讨唐代书仪与研究王羲之尺牍文本的复杂关系，为解读王羲之尺牍书法中的文本探寻新路径，值得借鉴。笔者关注王羲之尺牍草书中的连笔字组，过去依据语言学的固定词组的概念（如张天弓《论王羲之〈丧乱帖〉中的“字组”》，载《书法报》2006年11月8日），现在加上书仪的规范，都是反复书写，自然形成连笔字组，当然再考虑王羲之是画家，所以他的造型字组也出类拔萃，尤其是复合字组，“王羲之”署名多为复合字组，这具有自觉的艺术创造的特质。

（16）笔者探索“右手执笔”与字组、章法行款、典册形制、字势的笔顺、笔势与体势的关系，是一个比较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见《书法学习心理学》第158页；张天弓《论“字势”》，载《全国第十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张天弓《书法欣赏》，北京：书法出版社，2015年版，第82-84页；张天弓《“右手执笔”与书法“笔势”——书法审美研究的方法论》，载《书法研究》2017年第2期；张天弓《〈汉字书写笔顺图〉与右手执笔》，载《书法报》2018年3月7日；张天弓《书法审美：“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载《书法报》2018年4月18日）直到从沙孟海“斜画紧接”与右手执笔的“自然”书写相关的论断中受到启发，才把“右手执笔”书写贯穿典册形制、字体演变、书法审美的各个形态之中，包括章法、字势与字组笔势、体势、字行

（17）笔者《书法学习心理学》首次提出“字组”。“连笔字组”、“造型字组”这三个概念，一是从古今书法作品中归纳，二是借鉴现代汉语的“词”与“词组”的概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第110-138页），后来又发表数篇探究书法“字组”的多篇文章（如《论“字组”》，载《岳安杯第一届国际书法作品展暨国际书法论坛获奖作品集》〔四〕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字组”的概念》，载《中国书法》2006年第7期）有趣的是，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一直在“字”与“词”之间斟酌，引进西方语言学的方法与汉语的“结合”非常艰难。语言学家探索汉语的特性，开始用“字”和“字组”的概念来取代“词”和“词组”，代表性著作是徐铿锵《基础语言学教程》（见第二章第三节“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第28-34页。此书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作为普通高校国家级重点教材多次印刷）。从这种语言学研究的新态势中，可以看出草书字组与语言文化的亲缘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分析“字组”的语序与结构的规则时，如“离心祖字法”、“向心组字法”，是基于现代汉语的语意、语音去认知的。（见第七章《语法》（下），第200-222页）如果从古代汉语书面语的书写看，竖行左行形制的字形排序，连笔字组应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维度，尤其是王羲之尺牍今草的独特性。如《初月帖》中的连笔字组：“初月”、“之报”（据“羲之报”）、“近欲”、“遣此”、“书济”“无人”、“办遣信”、“至此”、“去月”、“十六”、“虽远”、“为慰”、“过嘱”、“不吾”、“殊劣”、“涉道”、“一一”、“羲之报”。这些连笔字组与语意、语音密切相关，虽然不能都判为语言学的“字组”，但“羲之”、“顿首”、“奈何”、“一一”、“足下”是语言学的“字组”是没有疑问的。语言学有语意的“复合字组”，书法中也有形态的“复合字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

（18）〔南朝梁〕陶弘景《启》之五：“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合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十分明显，陶弘景说“今圣旨标题，足合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是指梁武帝的“圣旨标（疑“褾”字误）题”。陶《启》之一也有：“适复蒙给二卷，伏览褾帖，皆如圣旨。”（《法书要录》第53-54页、第46页）可知“褾帖”、“褾题”就是“圣旨”。笔者《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褾题与褾帖—兼论古代书画题跋的起源》、《论南朝秘府书迹收藏与"镇书-——出装书"制度》（载《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29页、330-341页、350-374页）考证，梁武帝遣人送达茅山的名家书迹原装卷轴，“褾边”贴有梁武帝题笺的纸条或绢条，就文字而言为“褾题”，就形制而言为“褾帖”，所以实为“圣旨”。陶氏所述皆称为 “圣旨”。这里探讨王羲之真相，梁武帝的观点值得参考，除学人关注“晚年好迹”之外，还有“代笔人”的问题。以往学人认为，这是陶弘景的看法，他隐居山中见识局狭，无甚价值。其实这是梁武帝的看法，又与鉴定书迹相关，遣人送至茅山的原装王羲之书卷就有伪迹、劣迹，而且还有免除王羲之“末年讥”之效，不可小觑。“末年讥”何所指？时人讥笑王羲之晚年的书迹欠佳，梁武帝知道这是“代笔人”所为，故说明真相，这有一点尊重事实、为王羲之挽回名誉的意思。本来梁武帝的书论是抑王扬锺，就是要对旧说“古今莫二”反拨一下，不提“代笔人”正合“抑王扬锺”之意，看来梁武帝还是比较公允的。他说王献之“年十八，全仿此人书”也算比较公允的。当然，所谓王羲之晚年“无复书”有夸张之嫌，不合史实。总之，梁武帝的“代笔人”之说，不可简单理解为他个人的看法，因为社会上有“风言”，茅山陶弘景也知晓，“末年讥”很难被看作是“空穴来风”，应该在书学文献中去探寻，如南朝宋虞龢《论书表》等。仅此说明，供识者明辨。

（19）祁小春《王羲之的晚年书迹问题》从文本与书法两个方面详细考证，认为《丧乱帖》是王羲之晚年最为可信的书迹。这是有见地的实证研究。“晚年”未见明确界定时限，从其依据史料看，大体在梁武帝所言任职会稽以后。见祁小春《山阴道上》，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54—167页。

（20）〔日〕杉村邦彦先生《王羲之尺牍发问》（李宁译）中关于《初月帖》的发问，引用“发书地名”例，将“山阴羲之报”解说为旅行地“在山阴，羲之”，不是“山阴的羲之”。意思是说，《初月帖》的书写在永和七年（351）任会稽內史之前。（载《中国书法》2015年第6期）祁小春《关于〈初月帖〉中的发书地名问题》补证一条王国维考证“发书地名”的文句，进一步把“发书地名”与居住地对立起来。（见祁小春《山阴道上》，第47-48页）此说恐有不妥，因为王国维考证“发书地名”，是厘清发书地与收书地相混淆的问题，为了证明古楼兰等遗址的确切地点，这是汉代的屯戍之地。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认为，俄罗斯希亭、法国沙畹等汉学家误读汉晋简牍的发书地为收书地，包括把前凉《李柏文书》中的“海头”误读为古楼兰。为此，他列举了斯坦因所得简牍，一是“部将受使至楼兰后所上之文书”，二是“发书地名”例，如“八月二十八日，楼兰白、疏恽惶恐白”，他还援引其他“发书地名”例，如“敦煌具书畔毗”、“具书焉耆玄顿首”（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见第241页。按：此处王国维说明，这是“古人书式之仅存者”）其结论是“姓名前著具书之地”如“楼兰”者，“必为自楼兰所致书，其书既自楼兰来，则所抵之地不得为楼兰矣”。文书中著具地名，涉及发书地或收书地，如何判定？“古人书式”解决了这个疑难，其要义就在于“必为自楼兰所致书”，也就是说发书者在此，楼兰在此。至于说是居住地、籍贯地，还是短时路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从他考证目的看，更希望发书地就是居住地，当然他运用二重论证法，试图证明古楼兰的所在。如“焉耆”是西域古焉耆国的国名，史籍多有记载，“具书焉耆玄顿首”没有“姓名前著具书之地”，王国维也视为同类，就是因为“焉耆”是发书地，也是居住地。（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512—513页）发书地与居住地是两码事，可以相同也可以相异，我们现在也是如此，不是相互排斥的“二选一”。《初月帖》有“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句，可以说明王羲之在此。“山阴王羲之报”，可以理解为“山阴的羲之”在此，山阴是会稽郡的治所。至于说王羲之是不是在“旅行”？《初月帖》中的“山阴羲之报”，就是告诉受书者，本人就在山阴（会稽），因到治所之水路交通不便，又身体欠佳，故延迟来到治所处理收信和回信，本人没有外出游娱山水。为什么王羲之不写“会稽羲之报”？一则王羲之已誓墓辞去会稽內史一职，二则用“会稽”不能表达回信延迟多日的原因。不用说，姓名前不著具地名，更没有解答延迟多日的原因。可以假设三种情形：不写“地名”、写“会稽”、写“山阴”。唯独写“山阴”是最合适的。《初月帖》是王羲之传世书迹中仅有的一例，没有其他具体参照，“自足”原则尤为重要，自圆其说，自答所有疑问。如果是假定“旅行”，首先是无法解释来信为何送达“旅行”地。王羲之一不在此地为官，二不在此地居住，如何解释“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其次，与“发书地名”例相悖，“山阴的王羲之”完全可以是从隐居地剡县来到山阴。王玉池先生《试谈王羲之晚年的书作》解读“方涉道忧悴，力不具（应断句为‘忧悴力，不一一’）”等文句，认为这是他“隐居山林所写”，意思是在隐居时所写，符合“自足”原则。所以作书时间应在永和十一年（355）以后。（王玉池《二王书艺论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21）此表遴选摩拓本拟宽严结合。《姨母帖》、《初月帖》收入《万岁通天帖》，最为可信，《丧乱帖》也比较可信，且作二帖书时间也有基准，故而以二帖作为坐标。其他诸帖暂作为参照，入选从宽，这不意味着其他帖不重要，如《得示帖》的连笔字组比较特殊，但作书时间不明。另外，判别连笔之“游丝”，因时代久远而墨痕渐损，也有宽严的斟酌。如《初月帖》第七行“涉道”可能是原墨痕磨损，游丝不显，仍算作连笔字组。尤其是，笔者观察据高清印本，非原本，恐有失察，识者可与原作比勘。《寒切帖》的写作时间，王玉池先生推测近似，在升平四年（360）。《上虞帖》存在争议，暂收入，不具时间。

（22）张天弓《楚系金文书法赏析》，载张天弓执行主编《篆书经典赏析》，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733页。

（23）张天弓《汉〈石门颂〉赏析》，载张天弓执行主编《隶书经典赏析》，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13-25页。

（24）张天弓《论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镰仓钞本》，载《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第247-274页。

（25）张天弓《论王羲之〈尚想黄绮帖〉及其相关问题》、《王羲之晚年的书学思想与草书创作》，载《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第129-148页；张天弓《王羲之与古代书学思想发展——王羲之影响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载《兰亭雅集·第二届中国书坛兰亭论坛论文集》，浙江美术出版社2011年。

（26）张天弓《王羲之〈二谢帖〉中“诼”字的笔势》，载《书法报》2018年1月17日。

（27）张天弓《孙过庭草书〈书谱〉的一个“千古之谜”》，载《书法报》2018年1月24日。

（28）《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页。按：此《书苑菁华》本与《墨池编》本文字有出入。

2019年4月1日于武昌

(载《中国书法》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