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一旦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就会产生三个终极关怀：书法是什么？书法从哪里来？书法到哪里去？后面两个问题都关系到对历史的认识。”
作者简介
沃兴华，1955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工草书。著有《中国书法史》《敦煌书法研究》《金文书法》《碑版书法》《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简牍帛书》《民间书法研究》《书法构成研究》《书法技法新论》《书法创作论》《书法临摹与创作分析》《形势衍》《书法问题》等三十余种。 主编教育部书法教材、《金文大字典》（合著）等。
《中国书法史》出版前言
一
《中国书法史》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一本历史著作。
历史研究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历史学家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认识。曾经最为流行的实证主义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对事实的搜集与编排，通过内证外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编写历史。但这种观点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
有的史学家认为，人类的历史不是单纯的事件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受隐含于其中的思想过程所支配，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去重演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也有的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在著述过程中，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排除主观偏见的影响，历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与解释无一不是在主观意识或偏见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因此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的历史。
还有的历史学家进一步指出，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去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发现了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重建过去不是目的本身，它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具有一种现实意义，历史在历史学家的选择之中，不再能够完全重建和再现过去的真实存在，它与某种价值相关联，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基于这种认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
敦煌石室所藏《十七帖》临本
明代隔麻纸拓本《王羲之十七帖》
收入《翰墨瑰宝》第五辑
上述各种观点在史学界争论很大，结果谁也不能说服谁，这说明它们都具有某种合理性，体现了历史科学的某一侧面。如果将它们综合起来，可以为史学研究框定一个大致范围。二十世纪初，美国学者梯利对哲学史研究提出了三大任务，后来，胡适先生把它介绍到中国，在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现在，我将他所列举的哲学思想方面的例子改换成书法艺术方面的例子转述如下。
书法史的三大任务是：明变、求因和评判。
一、明变。完整地描述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使读者知道古今字体与书风变迁的线索，这是书法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例如甲骨文、金文、篆书、分书、楷书等各种字体是怎样因循损革、新旧隆替、不断嬗变的。同样一个篆书字体，在书写风格上，秦代、汉代直至清代各不相同，也有一个追时代变迁、随人情推移的发展过程。这些过程必须得到清晰而有条理的表述。
二、求因。研究书法史，不但要描绘字体和书体变迁的过程，还要将这种变迁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加以考察。例如，为什么在明末，书法的幅式和风格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革?为什么清末会出现碑学大播的局面?这里面就包含有书法家的个人才性、所处环境和时代氛围等原因，揭示出这些原因，书法史就不只是字体和书体的发展过程，而且还是人的行动和思想的过程。
三、评判。描述了字体、书体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导致这种演变的原因之后，书法史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对历史的评判，即把各种风格和学说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表述出来，讨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天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这三方面的任务在明变中强调对事实的搜集与编排，在求因中强调对现象的解释，在评价中强调研究的现实意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上述历史研究所包含的内容。这样的著作，读者看了以后，既能明白历史演变的过程，又能明白演变的原因，从知其然而进一步到知其所以然，最后还能知往鉴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因此，我觉得对书法史著作而言，三大任务缺一不可，它是检验一部书法史著作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具有当代水平的重要标准，只有围绕这三大任务去编写的书法史才算得上是一部真正的书法史著作。
（晋人残纸“悼痛当”）
二
以上述标准来衡量当今所有冠以史名的书法著作，大多名不副实。它们一般都是分门别类地介绍正草篆隶、钟王颜柳，体例上鲁莽灭裂、断烂朝报，类似辞典条目，充其量只能视作工具书的变种。平心而论，我们的书法史研究还相当幼稚，与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相比，水平之落后不能以道里计，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举几个例子：
1.以往书法史研究不注重对字体演变过程的描述，甲骨文、金文、篆书、分书和楷书是怎样一步步嬗变的，尤其是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分书到楷书、从章草到今草、从隶书到行书的演变过程错综复杂，名实关系极其混乱，大部分著作对此都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含糊不清，结果造成理论研究的混乱，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例如，《兰亭序》的真伪论辩中关于“王羲之善隶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隶书被明确用来指称东汉后期有波磔的正体字是在南宋之后，此前，它或者用来指称楷书，或者用来指称介于真草之间的行书。有些学者不了解字体名实关系的历史演变，根据南宋以后的观点，想当然地认为《兰亭序》中必须要有波磔之笔，否则就是赝品，这样就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2.以往的书法史研究不注重对书体演变过程的描述，结果产生种种弊病。其一，将完整的历史过程分割成几大块，在每个大块中又斩头去尾，仅仅留下其顶峰时期的那一小段代表作品，使读者不能全面了解一种书体发生、发展以至成熟的演变过程，不能从中感受历代大师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方法。其二，将名家大师与他所代表的时代书风割裂开来，将当年威武雄壮的大合唱说成是名家大师的个人独唱，片面强调名家大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异，使读者看不到名家大师是怎样置身时代并超越时代的，不知道只有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异才是有生命的新异，误将回避时代、躲避潮流的复古当作标新立异的创造。其三，更糟糕的是，屈指可数的历代名家因此脱离了基础，孤峰突起，仿佛珠穆朗玛峰是从地平线上一下子拔起八千多米，高山仰止，使人顶礼膜拜，不敢登攀超越，不敢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扬弃。这对当代书家的创新发展造成强大的心理和舆论压力。
从南北朝后期出现的“字体融合”现象入手，
分析《裴将军诗》的技法渊源与艺术成就
3.传统书法包括名家与民间两大系列。名家法书的点画和结体高度完美，可以让人学成规矩，但作为一种风格的极致，已没有再事雕琢的可能，在它基础上很难新变。而民间书法虽然比较粗糙，但形式多样，可以极大地丰富借鉴者的想象能力和变形能力，从有法到无法，将书法变为抒情写意的创造性活动。以往的书法史研究只注重名家法书，对大量民间书法视而不见，不仅抹煞了中国书法由名家与民间两大系列组成的历史事实，而且局限人们的眼界，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创新发展。
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当前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传统也好，创新也好，民间书法也好……没有一个不牵涉到对书法历史的认识。书法史研究的落后，已严重阻碍了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为繁荣书法艺术创作，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加强书法史研究已刻不容缓，书法界迫切需要一部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书法史专著。
三
二十世纪，考古学非常盛行，地下文物不断出土，与书法相关的有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两周的金文、秦汉的简牍帛书、魏晋南北朝的墓志造像、南北朝隋唐和宋初的敦煌遗书等，每一项都数量众多，而且在年代上前后相续，丰富翔实。又由于印刷术的发达，传世的历代名家法书无论拓本还是墨迹，都被大量复制，以前仅供皇帝御览的内府真迹惟妙惟肖、丝毫不爽地被反复印刷，流播到每一个学书者手中，各种资料信息垂手可得，其丰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书法家都无法想见的。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编著具有学术意义的《中国书法史》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历史机遇，也是历史挑战，每一个有志于振兴中国书法的研究者应该将它作为一种使命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来。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9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
我在大学时读历史，研究生时随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的弟子戴家祥教授攻读古文字学，从小喜欢书法，编著《中国书法史》是我的夙愿。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着前期的准备工作，编著出版了《上古书法图说》《金文书法史略》《秦汉简牍帛书》《西北汉简书法研究》《敦煌书法》《敦煌书法艺术》《今草书法史略》和《中国书法》等著作，原来计划接下去研究吐鲁番文书和墓志造像，然后效仿胡适《中国白话文学史》和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写一部有关中国民间书法的著作，最后再着手编著《中国书法史》。
沈曾植书《吕氏春秋跋》
本书最后一章以沈曾植为代表，
论述清末民初书法领域出现的“碑帖结合”趋势
但是，1998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我的主要精力转到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各项工作上，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整天泡在图书馆中，属于自己的研究时间不多，按部就班地去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同时，广泛接触社会之后，书法界的种种现象使我深切地感到，当前的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都迫切需要一部带有学术性质的《中国书法史》。于是，我改变计划，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开始编著《中国书法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书稿终于完成了，通读一遍，颇感欣慰；当然，与自己理想中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这需要时间，需要努力，需要更大的投入。我希望此书出版以后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便于将来进一步修改充实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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