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误读
——选自沃兴华先生新著《认识书法》
明末清初是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董其昌、王铎、傅山、倪元璐、黄道周、张瑞图等名家辈出，他们不仅创作了许多经典法书，而且还留下了一大批临摹作品。这些临摹作品不在乎与原作的肖似，借题发挥，强调自运，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都属于“误读”。
沃兴华书法作品
在书法学习上，这样的误读是必需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 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学贵心得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临摹，不必规规模拟，以肖似而沾沾自喜。董其昌讲“转似转远”，临得越像，与法帖的精神越远。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 :“子昂背临《兰亭帖》，与石本无不肖似。计所见，亦及数十本矣。余所书《禊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又字形大小及行间布置，皆有出入，何况宋人聚讼于出锋贼毫之间邪？要以论书者政须具九方皋眼，不在定法也。”又说：“北海曰：‘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不虚也，赵吴兴犹不免此，况余子哉。”他认为赵孟頫临书的毛病就在“无不肖似”“字法不变”，没有自我。他还说：“余尝谓右军父子之书，至齐梁时风流顿尽。自唐初虞、褚辈一变其法，乃不合而合，右军父子殆如复生，此言大不易会。盖临摹最易，神气难传故也。”至于怎么传神，他说：“欲造极处，使精神不可磨灭，所谓神品，以吾神著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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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以吾神著”的临摹，因此明代书法家特别强调这种有意的误读，尤其董其昌。他注重书写之势，无论在研究还是临摹上都以此为宗旨，比如米芾的《海岳名言》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米芾没有说明从“集古字”到“自成家”的转变原因，而董其昌在引述这段话时，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添加了“须得势”的内容。《容台集》说：“襄阳少时不能自立家，专事摹帖，人谓之‘集古字’。已有规之者曰‘须得势乃传’，正谓此。”又说：“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少壮未能立家，一一规模古帖，及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当以势为主，乃大悟，脱尽本家笔，自出机轴，如禅家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董其昌强调指出是以势为主的创作方法，使米芾摆脱了集古字的毛病，拆骨还父、拆肉还母，在融会贯通后，创造出自己的风格面貌。
根据这种理解，他对临摹特别强调笔势，说：“盖于发笔处出锋如抽刀断水，正与颜太师锥画沙、屋漏痕同趣。”“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又说：“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相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因书《兰亭叙》，有脱误，再书一本正之，都不临帖，乃以势取之耳。”他的临摹作品特别强调势的表现，原作即使是刻本，没有笔势映带的，他也会把它们彰显出来，不仅每个字的上下点画连绵相属，而且在字与字之间，上一字收笔时的出锋与下一字起笔时的露锋也都是遥相呼应，丝丝入扣的。
董其昌站在自己的创作和审美立场上，误读了米芾书法，不仅获得了新的阐述，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创造了新的风格面貌。这种误读既要把握经典的本质，又要表现自我意识，很不容易，具体的方法古人没有阐述，今人没有研究，大家只能意会。最近看到刘湘平先生的文章《创造的 诠释学 —一种阅读国学经典的有效方法》，通过五个步骤五个层次来介绍留美学者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现在摘要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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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谓”层次。探讨“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工作重心是对诠释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作文献学意义上的考据和审定工作，如版本比较、文字校勘，其目的在于通过严格的实证化操作手段，确定一个具有考据学依据的理想版本，为下一步的诠释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
第二，“意谓”层次。厘清“原思想家想要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在这一层次，诠释者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全面的背景考察和细密的文本分析（包括语词和概念分析），尽可能客观地了解经典的“原意”。在“还原”过程中，首先需要诠释者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体验原思想家的致思历程，即要在全面了解原思想家的生平传记、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发展历程等信息的基础上，去思考他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段思维历程。其次需要对文本进行一番“尽量客观的语意分析”。具体而言，首先是“脉络分析”，不仅重视字词的“本义”，而且更重视字词的“语境义”。接着是“逻辑分析”，即通过前后文的对比对照，借助“语境义”的梳理，尽量去除文本思想表面上的不 一致和语句表达的前后矛盾。最后是“层面分析”，在上述操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本思想内容的“多层义涵”。总而言之，对经典进行条理化、结构化和系统化的研究之后，比较客观地了解和掌握经典所有表现的“意思”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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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意蕴”层次。追寻“经典可能要说什么”或“经典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这种追寻要对思想史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对经典的诠释进行分析和探讨，归纳出几种代表性观点或致思路线，从而发掘经典本身具有的“深层义理”和“多层诠释蕴涵”。这种追寻的方法是一种思维的逆向操作，即在预设原思想家实际未说但可能说出的东西应当在他以后的思想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或学说中得到彰显的前提下，通过考察思想发展的结果来推断经典本身可能具有的种种思想蕴涵，由此获得关于经典思想的多种解释方案，从而丰富和深化我们对经典思想的理解，并为“当谓”层次的解释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四，“当谓”层次。进一步思索“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前面在“意谓”层次通过文本分析、随后体验、背景考察等方法已经获得了一种关于经典思想的诠释方案；在“蕴谓”层次通过对经典诠释史的考察，又获得了更多的关于经典思想的诠释方案；到了“当谓”层次，就是要对已有的各种诠释方案进行分析、对比和批判性考察，发掘和揭示原有思想在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以便重新确立一个“具有解释学的最大强制性或优越性”的诠释方案。傅伟勋先生指出：“我们一旦掘出深层结构，当可超越诸般诠释进路，判定原思想家的义理根基以及整个义理架构的本质，依此重新安排脉络意义、层面义蕴等等的轻重高低，而为原思想家说出他应当说出的话。”可以看出，“当谓”的诠释体现了研究者的学识、灵感、洞见和判断已经超越了纯客观性、对象性和实证性的研究，对诠释者本人的主体性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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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必谓”层次。阐明“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当谓”层次的诠释工作已经完成了对经典思想进行深度理解的任务，但这还不是诠释工作的终点，“创造的诠释学”要实现对经典“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必须进一步从“当谓”层次的诠释上升到“必谓”层次的诠释。在这一层次，我们不仅要“彻底解消原有思想的任何内在难题或实质性矛盾”，从而“救活”原有思想，而且还要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去发展原思想家的思想，“完成他所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可以看出，在“必谓”层次的诠释活动中，经典通过创造性诠释，获得了延续和“现代性转化”，从而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和“亘久常新”的价值；与之相对应，诠释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即由“批判的继承者”转变成为“创造的发展者”，由“哲学史家”“思想史家”转变成了“哲学家”和“思想家”。这就是“创造性诠释”试图呈现的最终结果。
以上是傅伟勋先生“创造的诠释学”的主要内容，它是学术研究的方法，但是对书法临摹和研究同样具有方法学上的借鉴意义，可以为误读提供一套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