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守谷，号东圃翁、清溪散人，别署溪村精舍。临沂平邑人。1993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王镛书法工作室。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东山书院院长。2011 年起以文化的传承与文脉的延续为己任， 恢复重建元代东山书院于蒙山，旨在创造一个纯粹的艺术交流空间，从此开始山居，逍遥自主，寄情山水，潜心创作。
过于务实，
容易失去人性及发现美的能力
文/书画 燕守谷
山水涤我襟怀，洗我尘心。
只有山中尚清净，雾霾凡俗不能侵。又将近作陈翰德，展名依旧曰“远尘”。
余素喜山居，“每晨夕登山眺远，益得山灵真气耳。”近十年来，虽不能居山恒不出， 但身在闹市，心在山林，时刻惦念者，唯山中之清净闲宁。蛰居城市，实属无奈，好在居楼南接岱岳，北俯明湖，临窗一日几回看，庶能畅我磊落之怀。余友于是乎自颜其室曰“见山见水楼”，余诚羡其身居市尘，心境超然，闭门乃作深山，噫嘻，真高逸也。窃以为，具正直高洁情怀者，每逃向自然、出世避人，其间自宜得一种品格：逸品。
今人张节末先生言：“这一品格很紧要。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必须要有一种源于自然的人生寄托，才心中释然，就是孔子也无可例外，逸品或逸格，就体现了这种寄托。”（张节末《狂与逸》P6）得之自然便是逸，则逸即是自然，自然即是逸。有人或释逸为逃避，然逸品却是积极。“说逸品积极，是因为它具有纯净和提升人格的作用。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从来就具有此种感染、启迪和升华的功能。逸士的人格，即逍遥的人格、艺术的人格和审美的人格。它的自由固然未能兼顾道德善而有所偏，却是无限深远和广袤的，它可以凝固时空，使生命走向永恒。” （张节末《狂与逸》P6）
而徐复观先生更将逸分为高逸、清逸、超逸。更言：“由超脱于世俗之上的精神，而过着超于世俗之上的生活，这即是逸民。超必以性格的高、生活的清为其内容；所以“高”“清”“超”，都是逸的内容与态度。逸民对政治、社会的黑暗混乱所作的消极而彻底的由人生价值、人格尊严所发出的反抗，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形成另一有重大意义的生活形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魏晋人追求逸的人生，当时所流行的清、远、旷、达等观念，尤其是在绘画逸格中的“简”或“简贵”的表现方法都是由玄而出，都是与逸相通的观念。魏晋时的所谓逸，实际涉及当时人伦品藻中对人所把握到的“神”的概念， 即突破事物之外形，以把握事物之本质，由本质而忘其外形。“真致处言自寡， 这是把握到人生‘真致’的处所，即是把握到人生的本质。本质的自身既是简的， 便不期简而自简。此种简即是人生的真致，逸即是由拔俗而把握到事物的真致。事物的真致是高出于流俗之上，所以是高逸、清逸。寄情于事物之真致的人， 从尘缚中解放了出来；所以他的生活形态也是高逸、清逸。并且从世俗看， 也是放逸。真致以外的东西，都被澄汰了。”逸者性情疏野、襟抱超然。“魏晋的玄学——实际落实为人生的艺术化；由人生的艺术化，转而加强了文学、 艺术上的艺术性的自觉。”由此可见，艺术创作，下笔的自信，实来自于对人生真致的认识和超逸的内心。
余居山中时，多以古人山水诗句作书，常觉其中佳句，皆为现代人生写照， 似为余代言，“此境风月好”。只有居山野之中，感悟荒寒之境，才能建立人与世界、宇宙万物间之联系，“偶然出山游，还是山中是”，山下之人世过于务实，如果过于务实，人就容易失去作为人之高贵品格 ——人性。而发现美的能力，正是“人性”之重要组成。以山水涤尘，使磊落之怀发之于畅，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保持精神之宁静、独立与自由，不以物敝，不为物使， 则不劳于心。游心太玄，超然物外，则尘滓荡涤，日清月朗，笔下自然淡远萧疏。
事世悠悠，不如山丘。
云山当幕，夜月为钩。
卧藤萝下，块石枕头。
不朝天子，岂羡王侯。
生死无虑，更复何忧？
（黄庭坚）
我之初心，画画写字。
活之所赖，生之所喜。
独抱幽赏，林泉高致。
逃名山居，无碍无执。
以示同仁，永矢无斁。
清溪散人
己亥初伏撰于溪村精舍
燕守谷 北朝摩崖刻经拓片题跋
180cmx52cmx2
、
燕守谷 北朝摩崖刻经拓片题跋
138cmx68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