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魔奴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平东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定公封使君墓志序》。楷书，有素面覆斗形志盖。志石长59厘米，宽59厘米，厚8厘米；志盖长58.5厘米，宽59厘米，厚8厘米。志文共26行，满行26字，全文共计629字。
一、《封魔奴墓志》基本情况
及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墓志是生者为了悼念逝去的宗族成员，将死者的姓氏、籍贯、生平事迹、卒葬年月、卒葬地等镌刻于砖、石、陶等载体而与棺椁一起埋葬于墓穴之中。早期的墓志，名称与形式都不固定，直至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墓志的名称、形制趋向规范化，绝大多数采用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的石质材料。初期一般只有志身，不设志盖。后期为保护墓志刻文，人们在志石上再覆一石，称之为“盖”，一般为覆斗形，具有象征天穹四方的意义。
《封魔奴墓志》出土于1948年5月，是河北景县原前村乡村民从十八乱冢墓群中挖掘的，随其一同被发掘的还有东魏兴和三年（541）《封延之墓志》、北齐河清四年（565）《封子绘墓志》、隋开皇三年（583）《封子绘妻王楚英墓志》、隋开皇九年（589）《封氏崔夫人（长晖）墓志》，共计五合墓志。后集中保存在景县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封魔奴墓志》（北魏刻石）外观
此外，在景县及其周边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其他一些封氏家族成员的墓志。根据这些墓志可知，它们的墓主人均出自同一个封姓家族。由此可以确定，这里应是南北朝时期著名门阀士族渤海封氏的族葬所在地。
封氏家族作为北魏时期渤海地区有名望的士族，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封懿，在《魏书》卷三十二、《北史》卷二十四中均单独立传。封魔奴作为其孙，也有专门记述，但并不详尽，且在史书中被称为“磨奴” [1]760 。
史书记载：封魔奴（封磨奴），字君明，渤海修县（今河北景县）人，封懿之孙。因伯父封玄之参与谋乱，而受宫刑。后受到北魏太武帝赏识，太武帝曾对封魔奴说：“汝本应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 [1]761 为中曹监，出使张掖。回朝后，赐爵富城子，加封建威将军、给事中，后又升任冠军将军、怀州刺史。太和七年（483）去世，赠平东将军、冀州刺史、渤海郡公，谥号为定。封魔奴没有后人，因此将其族子叔念过继为后，孝文帝赐名回。
二、《封魔奴墓志》的史料价值
墓志作为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保存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相对于史料记载更为翔实，是补充、核实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实物。南北朝时期的墓志中，很多墓志的主人为上层社会人物。通过志文中关于个人生平的记述，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重要人物的墓志有可能记载若干重要的政治活动。
这一时期由于地域分裂、政权频繁更迭以及兵灾人祸，许多历史文献遭受毁损、遗失，流传下来的已不甚完整，且记述中还存在失实、讹误等多种问题。所以，南北朝时期的大量墓志材料就成为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可补北朝历史之缺，纠正史之谬。
封魔奴作为北魏时期官员，史料虽有记载但并不翔实。而《封魔奴墓志》则可以纠正、弥补文献中的谬误与缺失，对于了解封氏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北朝时期的相关历史和门阀士族情况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通过墓志志文与文献相互印证，我们可以发现史料与墓志所记内容基本相符，但墓志更为翔实，可以补充《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不详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有关家族的描述中，志云“祖懿，燕左民尚书，德阳乡侯”，而《魏书》中记载为“民部尚书”，“德阳乡侯”未记。墓志记载“父勗，太原王国左常侍。夫人中山郎氏，父和，凉明威将军”；而史书中并未立传，只在封玄之谋乱部分，提及封魔奴的父亲为“虔之”，并未对其有更多描述。
自魏晋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世家大族攫取了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逐渐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其势力发展进入了鼎盛期，士族社会开始形成。因此，当时社会对于宗族观念极为注重，族源及郡望成为辨别门第最重要的标志。墓志作为一种对先人事迹、功德进行记述和赞颂的文体，对墓主人族源与郡望的描述极为注重，其相关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志文中的“左民尚书”为魏晋时期所立，由东汉民曹尚书所改；而《魏书》中所载的“民部尚书”则为西魏所置。《魏书》成书于北齐，当时已无左民尚书之职，而以民部尚书代替。因此当以墓志为准。
关于封魔奴父亲的名字，志文记载为“勗”，而《魏书》《北史》中记载为“虔之”。根据其兄为封玄之推测，两种称呼应该只是“字”与“名”的区别。而志文中关于其父母的描述则可补史书之缺。
第二，关于封魔奴主要政绩的描述，无论墓志或史书都只涉及出使张掖一事。《魏书》中对其描述只有“西使张掖” [1]761 ，并未说明前因后果，而墓志则记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既而辰序愆阳，自春弥夏，遍祈河岳，莫能致感。帝幄惟矜，宸居以轸。流连罪己之言，殷勤拯生之计。议者佥云：张掖郡境，实有名山，灵异斯凭，烟雨攸在。西州冠冕，旧所奉依，宜遣缙绅一人，驰驲往祷，惟灵飨德，傥或有征。上曰：有封君者，侍朕历年，诚勤允著，迹其忠亮，足动明灵。可备珪币，遣之致请。君于是奉旨星驰，受言云骛。深诚克应，至虔有感。惟馨未彻，俾滂已臻。”
北魏时期，宦官既可出任宫廷内侍官，也可担任中央、地方要职。尤其是北魏中期之后，宦官势力遍布内侍、司法、人事、礼仪、地方行政与军事管理等各个领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封魔奴墓志》刻石（原石）
封魔奴由于幼年受到宫刑，成为宦官。初期担任内侍官职务——“内行内小”，后出任地方要职——怀州刺史。其之所以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识，除了他本身的能力外，出使张掖的成功也是其极为重要的功绩。根据志文所载：当时天下大旱，从春天持续到夏天，祈雨未能奏效。这时有人提议，张掖郡内，有一座名山比较有灵气，可以派人前去祭祀。于是，皇帝派封魔奴前去祭祀祈雨，尚未到达之时，大雨已下。因此，皇帝大悦，加封其为“建威将军，赐爵富城子，寻迁给事中”，后又升任“冠军将军、怀州刺史，进爵高城侯”。
志文不仅说明了《魏书》中“西使张掖”的缘由及结果，让我们对北魏时期祈雨的情况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封魔奴的功绩与职位变迁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同时，墓志中对职官的记述能够与史书相互对照，弥补了文献记载中的缺失。
第三，关于封魔奴卒年及卒地，无论是墓志或史书都未有太多记载。志文中，封魔奴卒于“太和七年冬十一月九日”，与《魏书》所载“太和七年卒” [1]761 相吻合，且更为翔实。而关于其卒地的描述，史书中并未提及，《北史》中仅记“卒于怀州刺史” [2] ，志文中记述为“薨于代京”。怀州为今河南省沁阳市，而代京为北魏前期都城，为今山西省大同市，两者相隔甚远。由此可推测出，封魔奴去世时在代京居住，未在怀州。
三、《封魔奴墓志》的书法风格
墓志作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除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刻写墓志者多具有较高书法造诣，其运笔、结体、笔法各具风格，是古代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封魔奴墓志》拓片
《封魔奴墓志》制于北魏正光二年（521），从书法史上字体的演进来看，这一时期墓志中的字体已经是北魏洛阳时期的正体楷书。这可视为北魏文化汉化的一个成果，也是南朝文化北渡的体现。与北魏洛阳时期并行的南方政权交替，宋、齐、梁三朝更迭，内府对于名家名迹的收藏整理已有一定成果，形式各样的君臣论书，是先唐书法理论的重要文献。书法文化的兴盛程度不同，会出现这种文化自领先地区开始的扩散。刘宋时的虞龢，在《论书表》中早已认识到，书法的发展会有一个由拙朴到流美的变化过程：“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 [3] 在一个刚柔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样的楷书面貌，正是北魏石刻楷书的魅力，也是《封魔奴墓志》产生所处的时代背景。
洛阳时期的北魏石刻楷书中的皇族元氏墓志，可谓注意文字构形规范、讲究书写体势与笔法、强化书丹刻石工艺的集中表现，如太和二十年（496）《元桢墓志》、景明二年（501）《元羽墓志》、延昌二年（513）《元显㑺墓志》等较为著名。此外，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如永平二年（509）《石门铭》、熙平二年（517）《崔敬邕墓志》与《刁遵墓志》、正光三年（522）《张猛龙碑》、正光四年（523）《高贞碑》、普泰元年（531）《张玄墓志》，各有姿态，耐人体味。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正光三年（522）《冯邕妻元氏墓志》，更是制作豪华，其纹饰体现了当时的信仰内涵，可谓北朝线刻艺术的精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封魔奴墓志》拓片局部之一
《封魔奴墓志》的楷书表现有如下特征：其一，体势在平正中有较为明显的左倾，如第四行“太”字（图1）、第十六行“冠”字（图2）；其二，多用圆笔，隶书笔意几乎不见，点画排布匀整，同时有折笔、顿笔等成熟楷书的用笔方式，如第九行“夙”字（图3）、第二十四行“先”字（图4）、第二十五行“永”字（图5）等。
《封魔奴墓志》的书法风格，与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后者更为夸张，兼备峭劲与纵逸，令其风格独树一帜。梁启超饮冰室藏有一本初拓《李璧墓志》，梁氏自题：“……今谛审其结体较松，用笔有斧凿痕，实未足比张猛龙。要之，此三碑（《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李璧墓志》）可代表神龟、正光间书风也……” [4] 《李璧墓志》由于风格夸张，笔法丰富，从书法欣赏与创作的角度来看，具有一种别样的灵感。
四、《封魔奴墓志》的文体特点
墓志铭，是指写在墓志上的一种文体，一般由志与铭两部分组成，前者古人习惯称为“序”，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世系、姓名、籍贯、生平事迹等；后者称为“铭”，多用韵文撰写，主要是对死者的赞扬、告慰和悼念之词。
墓志铭历经魏晋时期的初步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这一时期墓志铭的行文方式逐渐稳定下来，一般为志题、志序、铭文。个别墓志只有序没有铭文，《封魔奴墓志》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封魔奴墓志》拓片局部之二
《封魔奴墓志》志题为“魏故使持节平东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定公封使君墓志序”，而文末作者对不立铭文的原因进行了说明：“辰代无舍，陵壑有移。实宜备述声徽，式流伊古。但事历家祸，先茔靡记，今改 ① 云迁，终天长隔。斯乃存亡之所永痛，昭晦之所难忍。是以直书遗迹，不复立铭云。”志题与志序相互呼应，这在北朝同类墓志中并不多见，一般并不交代不写铭文的原因。
封魔奴虽幼遭家难，而受宫刑，但后来仕宦显要，按照当时的惯例完全可以在墓志中以铭颂德。但由于封魔奴在家族遭难时尚在幼年，对于封氏先人坟茔的位置没有记忆，所以在他死后迁葬回乡时便无法葬入祖坟，使其与祖先“终天长隔”。这在当时，对于具有浓厚家族观念的北朝人来说是极大的遗憾，以至于作者以“斯乃存亡之所永痛，昭晦之所难忍”来形容这种巨大的缺憾。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撰写墓志时采用了有志序、无铭辞的行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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