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书”、“书法”考释
“史书”、“书”、“书法”这三个术语，迄今仍含义模糊、源流不清。本文拟从语言学、文字学、书学的学科切入，考释这三个术语的生成与流变。
一、秦汉律令中的“史书”
关于汉代的“史书”众说纷纭，有八体说、六体说、史籀大篆说、隶书说，还有文书辞章说、书法艺术说等；近期学人又引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等相关律令来解说“史书”，面临同样的疑难问题。【1】笔者以为，对待“史书”一词不可一概而论，要注重名实关系的演变，特别要有相关学科的视角。因为，缺乏学科的论域，这些术语的解释就会漫无边际。
“史书”，首先是“史”书写的官文书。王晓光《秦汉简牍具名与书手研究》对秦汉时期的边陲、内地的官文书与私文书已作详细研究，大部分都涉及“史书”之实，可作参考。【2】
先看《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约前306年—约前217年）之“内史杂”开头部分的四条：
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
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上会九月内史。
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
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3】
第一条讲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都官，抄写该官府所通用的法律（上报）。第二条讲都官每年上报已注销而要求补充的器物数量，在九月把帐报内史。第三条讲有事请示，必须用书面请示，不要口头请示，也不要托人为请示。
这些律令说明：第一，字体与文书同步，这三种文书应该都是用秦隶。第二，行政管理的上传下达，必须以书面文书，不可用口头方式或托人代行。这是扬雄将“言”与“书”对举的社会现实的重要依据，下文再述。第三，此上传下达之官文书就是史书之实，而“书”与“史”（内史）”的互证即为“史书”，或是说“史书”之滥觞。
江陵张家山汉简
再看汉初《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前186年）：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474）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475）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尙书卒史。（476）
童能风书史书三千字，徵卜书三千字，卜九发中七以上，乃得为卜，以为官処(?)。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477）卜上计六更。缺，试脩法，以六发三中以上者补之（478）。
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大祝试祝，善祝、明祠事者，以为冗祝，冗之。（479) 【4】
理解这些律条有难度，关键在“学童”的年龄段。【5】笔者以为，参照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概言汉代学制“小学、中学、大学”之方式，来解读这些律令的学童年龄段、学历段是可行的。
王国维认为：小学即“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以一师专授者，亦有由经师兼授者”，这是指中学。“汉武帝罢传记博士，专立五经，乃除中学科目于大学中，非遂废中小学也”。其小学入学年龄没有一定，有六岁、七岁、八岁等，入中学则不好定，大学年龄则在十七岁至二十岁。【6】这是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的学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自汉初，不妨作点类推。
江陵张家山汉简
1、第一条所谓“史、卜子年十七岁学”，汉初大概是学
童完成中学阶段的年龄。如果以八岁入小学计，则小学中学阶段共九年。其后，再分史、卜、祝等科学习，每一科都是学习三年，这是大学阶段。学习三年后分科课试。参照后三条，可以推定被试学僮为二十岁，分史、卜、祝等科考试，由大史、大卜、大祝主考。
2、第一条下句是“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没有提及学三年，可能是郡或县也有史、卜、祝之职位，录取吏员的课试与朝廷课试在同一时间。参加郡试者则在十七岁至二十岁之间。结合第二条，朝廷也有与郡试相应的课试，分年考与三年一次的大考。
所谓“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尙书卒史。”这是说，十七岁史学僮参加专门学习后，年考“又以八体试之”，合格者再移至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而大考“取最一人以为尙书卒史”。据《说文》，“八体”是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实际上是指社会用字之书体，字体大类只是两种：篆书与隶书。
3、第二条“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句，第三条“童能风（讽）书史书三千字”句，二句对比看，可知其“讽”与“书”为二事：“讽”是诵读、背诵，“书”是书写。“史书”则是“颂”与“书”的内容。所谓“三千字”、“五千字”是指“史书”的篇幅有多少字。这可以印证，“史书”是指“史”书写的官文书，与“史”之履职相关。这是秦汉首次出现的“史书”。
4、第二条专讲“史学童”，所谓“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这应该是说中学阶段完成后的一般要求。张家山汉简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释这“十五篇”为“《史籀篇》”，恐有未安。其一，此后句是“讽五千字”，《史籀篇》确实十五篇，但远没有五千字，约二千多字，而秦李斯等人改饰为《仓颉篇》也仅为三千三百字。汉初《仓颉篇》有小篆本、隶书本，还有《史籀篇》大篆本，为何用远不用近。其二，这是讲中学阶段结束后的课试，为何考试内容是小学阶段的学习内容。其三，“试史学童”是为了胜任“为史”，不应只考文化知识的字书，重点应该在律令、官文书。
所以，段玉裁《说文叙注》认为，“讽籀”之“籀”是“演绎”之义，不是说“‘籀文’有九千字”；“讽籀书”是口试与笔试两种考试方式的交叉，口试是背诵《尉律》的相关条文，笔试就是“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九千字之多”；“‘讽’若今小试之默经，‘籀书’若今试士之时艺。” 【7】简单的说，书面考试就是演绎《尉律》的策论，这种推论显然比“《史籀》十五篇”说更合理。当然，“史书”的内容不只是《尉律》，还应该包括其他常用的律令。【8】
5、第三条有“卜书三千字”、第四条有“祝十四章”，应该是“卜”、“祝”职位使用的专门条例或文书，自然有其特殊用字的字体，与“史书十五篇”在字体上有所区别，但又有所相同。“卜”是占卜，“祝”是祭祀，有专门卜辞、祝辞和相关的仪式，现在无法弄清其具体用字。总之，“史书”不是对应某一字体、书体。
6、现在按学龄段把“史书”学习归约一下：
（1）小学阶段（约八岁入学）：学习诵读、识字写字，学习《仓颉篇》之语文与文字，计3300字。
（2）中学阶段：学习《尔雅》、《孝经》、《论语》，有专师传授。
（3）大学阶段（十七岁至二十岁）：依据其特长与职位需要，分史、卜、祝三科学习，每科学习三年。
（4）史学僮十七岁后，郡试可以《尉律》为内容，考试用口试与笔试，笔试中包含有“八体”的考试。考试合格者既可录用为吏员。郡试分年考与三年一次的大考。
总之，“史书”是“史”与“书”的合称，始于汉初律令，成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这是西汉政教合一产物，具有现实施政的要求，也有古代职官礼制的依据，与系统的学校教育有紧密关系。其特点是，通过书写行政文书的方式来选拔、考核吏员，引导各级学校的教学，推动社会用字的字体规范化。“史书”从来没有对应某一种字体。什么“史”的官文书，就用什么字体，范围就在“八体”之中。否则，就无须“又以八体试之”。大体而言，汉代最通用字体为隶书，通用字体有小篆，还有其他古文字的各种书体也用于特殊场合。
从文字学、书学去看，“书”是基础，“书”与“文字”、“字体”、“书面语”三位一体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二、扬雄《法言》的“言”与“书”相对应
两汉之际，书法开始了艺术化，产生了两个学科，书学与文字学，“书”、“书法”即成为其中的重要术语。扬雄（前52年—18年）《法言·问神卷第五》最先提出“言”与“书”的相对应问题：
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㗃㗃，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9】
《法言》（约前1年）【10】是仿《论语》的问答体，其《问神卷第五》论述问题非常广泛。学人解说“书”也是多方面的，有经学解，依据“孔子”；有玄学解，依据言意之辨；有文论解，依据“书之体（体裁）”；有书学解，依据“书，心画也”。笔者以为，此处重点在语言文字学，“言”即“口语”、“书”即“书面语”。这里略作说明：
（1）此处的“言”与“书”之对比：口语是“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也就是当面说、适应语言、表达心声、通于众说。书面语是“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着古昔之㗃㗃，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也就是记述天下之事与历史之事、昭明心意、传之久远。这与我们现在语言学关于口语书面语的认识大致相同。扬雄的这种语言文字学的概括，是开创性的，现实依据就是汉初以来考核吏员的口试与笔试。
（2）《法言·修身卷第三》：“君子之所慎：言、礼、书。”《问道卷第四》：“孰有书不由笔，言不由舌？”就是说，“君子”需要谨慎待之的就是三项：说、行为、书。舌之说为“言”，即口语；笔之写为“书”，即书面语。
（3）心、言、书三者关系，一则相矛盾，言不尽心，书不尽言；二则相统一，言尽心，书尽言。依据三者统一论，圣人可谓典范，同时君子与小人现（即“见”），所以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是将人的思想、思维与口语、书面语直接联系起来。
（4）心、言、书三者之关系，有语言文字学之立意。扬雄首创语言学之《方言》（15年），又首创字书《训纂篇》。《法言·君子卷第二》记：或欲学苍颉、史篇。曰：史乎！史乎！愈于妄阙也。”这对许慎《说文》有重要影响，下文详述。
（5）对待“书”非常丰富复杂的多义性，认知与评介的意义混和在一起，应该从专门学科来认识。就是说，按学科来对认识与评价作合理的区隔，而且评价也是认识对象之义。书面语之“书”，基于“笔”写，含有“书法”的意思，但“心画”不是与“书法”直接相关，而是直接与“书面语”相关。今学人多解释为“书籍”、“文章”，也是合适的，这与解释为儒家经籍解、文学体裁解是同样的道理，多种解读可以并存。不过，更符合扬雄本意的，应该是“语言文字学”，当然真正文字学的创立是在《说文》。否定“心画”之“书”与书法的间接关联是不合史实的。在古代，没有“书”就没有书面语，这与我们现代印刷书面语是完全不同的。
扬雄从语言文字学的学科确立了“书”与“文字”、“字体”、“书面语”的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
三、班固的“史书”与“草书”
班固（32年-92年）《与弟超书》是古代书学的肇始，首次提出草书的“势”与“工”这两个书法审美的重要概念，影响深远。【11】自此，“草书”字体概念具有了审美意义。班固《汉书》还多次使用“善史书”的说法，这是学人关注的一个难点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与“草书”联系起来思考。
秦朝、汉初的律令中的“史书”，关涉书体的“八体”或字体的“隶书”及“篆书”二体。至王莽时期则涉及“六体”，至东汉又有新变化。段氏《说文叙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 ，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试敕。”这指东汉光武帝下“策书”分两种，一种是“称皇帝以命诸侯王”用小篆，一种是“三公以罪免亦赐策”用隶书。《说文叙》说，东汉初期“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据此两条，段注认为，除策诸侯王用“篆书”外，其他社会用字皆用“隶书”，所以推论“孝元帝孝成许皇后、王尊、严延年、楚王侍者冯嫽，后汉孝安帝和熹邓皇后、 顺烈梁皇后、北海敬王睦、乐成靖王党、安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善史书（隶书）’，大致皆谓适於时用而已”，“绝无用‘大篆’之事也”。【12】段注这种推论是基本合理的。不过这些帝王、皇后、宗亲的“善史书”没有起草“史书”义务，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字体、书体，如后来灵帝开鸿都门学（178年），还征召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笔者以为，西汉元帝（前49年—前33年）的“善史书”，恐难断定就是用隶书，但东汉安帝（94—125）及其皇后、北海敬王刘睦（？—约74年）的“善史书”应该就是用隶书了。
班固所谓“善史书（隶书）”，以汉代律令中的“史书”为前提，但实际上是涉及到两汉之际隶书的艺术化，是从皇帝、皇后、宗亲喜好隶书开始的，这是士人草书艺术化的先声。班固《汉书·艺文志》还有“书师”的说法，这应该是古代最早的“书法家”的称谓，因从事书法教育而得名。【13】
三、崔瑗《草书势》的“草书”与“书法”
崔瑗（77年—142年）是东汉士人草书的首位书法名家，开启了古代书法世家的先河，其《草书势》是古代首篇书学文献，大概作于游学京师时期，即“四十余,始为郡吏”之前（约117年）。【13】此篇专论草书艺术的审美，首次提出草书字体的概念：
官事荒芜，勦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
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14】
此“草书之法”是草书字体之“书法”；“盖又简略”是指草书在隶书简略篆书的基础上的“再简略”。这是说草书字体的“字法”。唐代张怀瓘《书断·章草》解说其“简略”：“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 【15】意思是“草书”之“简略”，就是要“存字之梗概”，看起来要像一个字，怎么像法，比照隶书看。这就是草书“字法”的准确解释。这是不是崔瑗的本意呢？《草书势》有“法象”一说，就是有草书“字法”之象。
此“草书之法，盖又简略”，还包含着“隶书之法”是“篆书之法”的简略。也就是说，“篆书”字体有“书法”、“隶书”字体有“书法”、“草书”字体有“书法”，通行于汉代的重要字体都有“书法”。所以，崔瑗首创“书法”概念，而且是指书法艺术的审美。篇中自然出现了许多关于书法之技法的描述，最重要的是“抑左扬右”，这章草的根本技法，因为是基于“右手执笔”。非常清楚，“书法”术语的产生，是由下而上，从字体之书法开始。
此篇开头就说：“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意思是草书艺术还是以“书”为基础、坚持“书”与书面语、字体、文字的三位一体的紧密联系。迄今，我们的草书作品仍是如此。
四、许慎《说文解字》的“书”与“竹帛”、“文”、“字”、“字体”
许慎（54年—149年？）《说文叙》（221年）开头一段云：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16】
此段包含重要的文字学理论：
1、“仓颉之初作书”是代替“结绳而治”，不是仅代替“结绳”，是“作书为治”，是口语、文字、制度的共同作用。
2、“说‘文’”解‘字’”是解释“字体”类型演变的理论。依类象形之“文”是初文，字之本形、本义；形声相益之字，是口语之声与书之形的“相益”，而且“形声相益”也要“书”，如形声字之“声符”。
3、“箸于竹帛谓之书”是讲书面语，许慎的创新是将书面语的特性落实在“竹帛”，是“竹帛”与口语之“声”相对，这实际上是讲口语与书面语的物质载体。许慎的文字学理论，认为书面语的物质载体“竹帛”优于口语的物质载体“声”。同时，客观上“竹帛”是指书法艺术审美的基质，即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后世的“金文”、“金石”、“甲骨文”、“秦汉简牍”等称谓皆源于此。
4、“书者，如也”，这是发展了扬雄的“书，心画也”。《说文叙注》认为，“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聿部》曰‘书者，箸也’，谓昭明其事。此云‘如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 【17】意思是，就一字而言，是“皆如其物状”：就书面语而言，是“昭明其事”。这是把书面语落实到“文字”。笔者从规范化去解释，“书者，如也”是指符合书面语规范、规范字体规范。
5、所谓“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
二代，靡有同焉”，《说文叙注》认为，此“殊体”之“体”是“文字之体”。【18】“文字之体”相当于“字体”。自黄帝到秦朝有七十二代，其间的“改易殊体”，就是“字体”之变化。
6、《说文叙》的第二段重点讲“六书”。“说‘文’”解‘字’”与“六书”的综合是许慎文字学理论的核心，这里暂从略。
许慎创立文字学，就是强调文字学研究对象是书面语之文字，字体之文字，六书之文字。或者说“书面语”、“字体”、“文字”三位一体。“书”与“声”的“形声相益”推动字体、字形之变化。“六书”是讲“字体”类型的规范化，从字体的历史性去探究其规范性，也就是探寻字体之字形的本形、本义。
许慎的文字学理论，首先是继承了秦汉以来字体变化朝今体发展的大势，尤其是崔瑗《草书势》的草书字体的规范化“字法”与“笔画（一画）”的概念。例如：《说文》中小篆“右”字说解是：“助也。从口又。”小篆“又”是右手的大拇指、食指、无名指的三指象形。段注：“以口助之。故曰助也”。口手相助可指诸事，包括书写。部首“丨”是“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囟，引而下行读若退”。段注以为：“篆、引书也。凡字之直。有引而上、引而下之不同。…分用之则音读各异”。【19】这是典型的小篆书写技法，更重要的是将技法之“丨”画视为部首。古文字之小篆没有严格的“笔画”，“笔画”是借鉴今文字之草书之“一画”而来的。所以《说文叙》必称“汉兴有草书”。其次，是继承扬雄《训纂篇》的“上篆下隶”的体例、小篆五千三百四十个字头及其释字，贯通古今文字。第三，展开“七十二代”的字体变化，以“上篆下隶”为主轴，“合以古、籀”，以追溯“仓颉之初作书”的变形、本义。总之，以达到“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之要旨。这又对书学产生重要影响，集中表现在西晋卫恒《书体书势并序》。
五、结语
从上文考辨秦汉律令中的“史书”，与扬雄、班固、崔瑗、许慎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书面语”、“字体”、“文字”的三位一体是语言文字学、书学所共同坚持的基本理念。在这个问题上，现代文字学理论就变得模糊不清了。【20】不过，从古至今我们的书面语、文献、书法作品都是这三位一体，没有例外。
就文字学而言：“说‘文’”解‘字’”之文字，是具有形声义的“文字”概念，到具有形声义规范性的“字体”概念，到一个一个的具有形声义的字。而现代文字学理论，则是具有形声义的“文字”概念，到一个一个的具有形声义的字，再到只对“形体”的“字体”，这就遗失了许慎的“字体”概念，导致“文字”与“字体”、“书面语”的割裂。
客观原因是，近代先引入西方普通语言学，将汉语的书面语以“文字体系”的名义交给普通语言学；然后是引入西方普通文字学，“文字”即包括中文与西文，“文字”与“字体”自然而然就分割开了；再把西晋成公绥《隶书体》中的“形体”概念顶替了许慎的“字体”概念，就形成了现代文字学理论的基本格局。（见如下示意图）
《说文》文字学理论 现代文字学理论
“说文解字”之“文字”概念 “文字”（中文）概念
↓ ↓
书面语 字体（形声义） 一个个的字（形声义） 书面语（语言学） ↓ ↓
一个个的字（形声义） 字体（字形、形体）
就书学而言：文字学的“字体”概念是书学的“书体”概念的前提与基础，“字体”与“书体”不可分割，“字体”、“书体”与“文字”不可分割，而书法审美则是重点关注字形的审美意义，于是产生了字形之“字势”、用笔之“笔势”、结字之“体势”等概念。唐代张怀瓘《文字论》的篇名，就是来源于《说文解字》，这是明确的提出书法艺术的本体论，即在书面语、字体、文字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讲“其后能者，加之玄妙，翰墨之道生焉”，“翰墨之道”就是指书法艺术，是“一字已见其心” 【21】
“书”在文字学与书学也存在重要区别：文字学之“书”，是字体、字形演变的基础，也是书面语的基础，但在学理上无关审美；书学之“书”，涉及书者之“个性”与“审美”，在文字学之“书”上“加之以玄妙”。非常有意思的是，《说文》对小篆正字的释字，有“引经例”、“通人例”等，以增强释字的权威性。《四体书势并序》借用《说文》的办法，为“四体”列举诸多书法名家，为书法审美寻求典范，这就产生了“书法名家、书法风格之体”。
所以，崔瑗《草书势》的草书、隶书、篆书之“书法”，在《四体书势并序》就变成为古文的邯郸淳之法、卫觊之法；小篆的李斯之法、曹喜之法、蔡邕之法；隶书的王次仲之法、师宜官之法、梁鹄之法、毛弘之法；锺繇、胡昭的“行书法”；还有诸多草书名家的法。这就是说，书法审美是从字体、书体开始，再到各书体之文字，即文字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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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晓光《秦汉简牍具名与书手研究》，北京：荣宝斋出版
社，2016年版。另，王晓光《新出土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将秦汉简牍文书分为“薄籍”、“律令”、“书檄”、“案录”、“符卷”、“检楬”、“遣册与告地书”七大类。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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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子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学童”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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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7）（12）（17）（18）（19）〔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经韵楼藏本，1982年版，第758—759页；第759页；第754页；第754页；第114页。
（8）程树德《九朝律考》据正史考证汉律甚详，引《盐铁论》云：“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其处，而况愚民乎？”编者按曰“以上汉令之繁”。可作参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页）客观的说，汉代大量的官文书、私文书的书写，促进了文字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书法审美的生成，没有“史书”，士人的书法艺术化是无法想象的。
（9）见郑杰文、李梅《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秦汉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10）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0页。
（11）张天弓《古代书论的肇始：从班固到崔瑗》，《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张天弓《卫恒〈四体书势并序〉之“字势”》，载《书法研究》2017年第4期。
（13）此《草书势》原名《草势》，首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并序》，载于〔唐〕房玄龄等《晋书·卫恒传》（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61-1066页。
（14）〔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 《汉书》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0—1721页。
（15）〔唐〕张怀瓘《书断》，载〔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按：现代书学研究称草书书写之“草法”，是一个含糊不清的说法，应该区别为草书字体的简化规则之“字法”与使用毛笔书写之技法，前者是字体类型规范化的草书“字法”，后者是书写的草书技法，二者有关联。
（1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影陈昌治刻本，1963年版，第314页。
（20）张天弓《字体、书体之概念考释》，载《书法报》2019年5月22日。张天弓《“字体”、“书体”之考释——〈说文解字〉与〈四体书势并序〉的对比研究》，载《书法研究》2019年第3期。
（21）张天弓《书法本体论》，载《中国书法》2015年06期。
（本文载《解放军·美术书法》2020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