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行草〈金山寺诗〉》纵274.6厘米 横57.3厘米
安徽省博物馆藏
从《行草〈金山寺诗〉》看王铎的张狂
作者：黄辛虹
千古风流，说起王铎，用一句广东话概括就是“有辣有不辣”：王铎从身前到身后总是毁誉参半。百年后，当人们已将其为人处世之事淡忘，剩下满墙绢素的时候，百年前的往事，流泪与笑声，已化为一纸凌烟。
王铎的书法，在我看来，既把“二王”的一些用笔特点放大，同时也把自己的个性张扬。从流传下来很多的王铎临“二王”书作中，我们不难看到那个张扬的王铎，表面上学习“二王”，却又在不规矩地显摆自我，在安分与不安分之间游荡。王铎又善用墨法，浓淡干湿，满纸糊涂，在晚明到清初的书法语言里，这种大胆的探索，给了时人明灯般的启发。
王铎的《行草〈金山寺诗〉》，藏于安徽博物馆，品相虽差，而用笔用墨，精气神俱佳，此作王铎书于崇正八年乙亥（1635年），王铎时年43岁，正值创作盛年。
这张作品一如既往地延续了王铎大刀阔斧一面的风格。用笔开张，气度轩昂，刀枪剑戟，一应俱全。每见这种大尺幅作品，总让人联想起沙尘浩荡的将军挥刀，使人动容。通篇气息连贯，一挥而就，细看有大浪扬帆之气概，容我来细细品读。
开篇，王铎大笔一挥，用他独有的、极具个性的涨墨开头，恰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高调的开头，把整个主旋律定了下来。开头“大江”二字的涨墨，既是自然的开张，也是有意的起首，这种夸张的手法，以至于“江”字都很难辨认了。随着开头两个字的重笔重墨，到了“鳌”字，便把笔一抬，将沉重的调子抬高。湿笔在“鳌”的“土”部成功转换，“江”与“鳌”之间的牵丝，若连若断，既是承接又是转换。从重到轻的旋律，在“鳌”演绎一次后继续在“背”“擁”中重复。但如果只是单纯地从重到轻的重复，那就太小看王铎的招数了。重复了两次后，“擁金堤”三字之间发生变化。“金堤”从轻到更轻，从湿到干，节奏上开始发生了变化，再来细看这三个字的处理，就发现这种节奏的把握与控制，自然舒畅，在不知不觉之间已被倾倒。再看看三个字的节奏变化，重笔从重到轻，三字之间的牵丝引带，巧妙地将三个字的关系联系了起来。在王铎的书法中，这种连断的运用相当巧妙与动人，在技巧是继承了怀素、董其昌一路的断连用笔，并且某些技巧有所夸张和延伸。
王铎的用笔高妙，在于他能把笔全方位用上，从涨墨到牵丝，干湿交错，粗细变化。错综复杂的掺杂，制造矛盾与化解矛盾的对立统一， 在各种组合中不断地上演。
接下来的这一组字，表现地相当精彩，上一组的完结引发这一组的重新开始，“攀”重笔起，一气呵成地连贯下来，“攀藤欲建”四个字，从湿到干，笔各个面在转换翻动，随着动作与情感的变化，笔头生花，节奏也跟着变化，源于心，发于手。心中的情感依靠手上的技巧变现于纸上。上一次的尽情演绎，感情未得以宣泄完，随着“常”的一竖，第一行的情感随之一泻千里。王铎的用笔，若与《书谱》比较，肯定是谈不上精巧的，而其胜人之处在于能通过大刀宽斧用笔与章法组合，一览无余地宣泄内心的情感。艺术之谓为艺术，在于其能通过技去表现人本而臻于道，而并非单纯的表现技术的层面。
第一行的精彩演绎引发出第二行、第三行的交替组合。其实仅仅只是几个元素的重复，再从中发挥各种组合，便出现各种奇妙的效果。这也就是“自然生发关系”，其实通篇文字从开头两个字生发出来，情感随着变化，一直延伸，线条变化延绵的同时，感情也在高低起伏中扩散，到最后，小字收尾，既是一个结尾，也是情感宣泄到最后，一种“收”的表现。
书法艺术之所以是艺术，能通过技表达人本精神。我想，王铎这件书作可以作为案例讨论。
释文：
大江鳌背拥金堤，解缆紫藤路欲建；赤日常流孤寺外，白云只在暮山西”。“层崖剥落残碑卧，古洞阴森怪鸟唬；卜筑中洽堪自老，何须更棹古陵溪。金山寺之二首，王铎为皓庵先生词宗正之，乙亥秋草具。
文字来源：中国文化报 【从《行草〈金山寺诗〉》看王铎的张狂】
王铎(1592—1652)
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 。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有“神笔王铎”之誉，明末清初时的著名书法家。明天启二年（1622），三十岁的王铎举进士及第，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少詹事。弘光元年（1644），南明弘光帝任王铎为东阁大学士、次辅（副丞相）之职。次年入清，授礼部尚书。顺治九年（1652）病逝于孟津，享年六十一岁，赠太保，谥曰“文安”。
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王铎的书法笔力雄健，长于布白，楷、行、隶、草，无不精妙，主要得力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等各家，学米芾有乱真之誉，展现出其坚实的“学古”功底，学古且能自出胸臆，梁巘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之苍老劲健，全以力胜”。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其传世作品主要有《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等，诸体悉备，名重当代，学者宗之。
在我国书法史上，董其昌一派的严谨秀逸之风曾在明末清初盛行，而王铎取法高古，与拘谨乏趣、滑弱无力的书风相抗衡，大胆创新，开创一代书风。他是书法史上一位杰出的革新人物。青年时代的王铎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很早就有了反思潮的奇倔胸怀，在他的《拟山园选集》中的《文丹》中，集中表露了他惊世骇俗的审美观。他最大的成就是在于他超迈雄奇的行草书。他的行草书，恣肆狂野，挥洒自如，用笔沉着痛快，纵横跌宕，自然出奇，表现了撼人心魄的雄浑气势，极富感染力。马宗霍称“明人草，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拟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如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林散之称其草书为“自唐怀素后第一人。”并不为过。有人以他的线条与明代另两位草书家徐渭、祝枝山作比：则他的遒劲既有异于徐渭的粗放，也有别于祝枝山的生辣，至于文征明、董其昌则更不在话下。此外，他在结构处理上的构成意识也是前所未有的。空间的切割完全具有次序观念，具有强有力的理性处置效果——在如此狂放变幻的草书中锤炼出如此冷静、有条不紊的效果，实在是出人意外同时又使人对他的能力敬佩不已。如果说从张芝、张旭、怀素、黄山谷直到徐渭，草书的发展是以用笔的丰富顿挫为准矩，而在结构处理上则一放再放，抒泄无遗的话,那么王铎则成功地阻遏住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洪流，他用冷静的理性把这匹脱缰的野马笼住，纵横取势，变化多姿，不落俗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收奇效于意想之外。
他在笔墨上的创新也是具有开拓性的，他的线条遒劲苍老，含蓄多变，于不经意的飞腾跳掷中表现出特殊个性，时而以浓、淡甚至宿墨，大胆制造线条与块面的强烈对比，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不能不说他这有意无意之中的创举是对书法形式夸张对比的一大功绩。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主动地追求“涨墨”效果。
王铎的书法对中国书法后来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也波及到海外书坛，特别给东瀛书法影响颇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