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三庚篆书
一、篆书含义
广义的篆书指小篆及小篆以前所有的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各国的文字、秦小篆、秦诏版、权量、兵器、印符、瓦当、印玺文字及汉唐以来碑石上的篆额文字等等;狭义的篆书指大篆和小篆。
据文献记载，始皇之前，汉字书体还没有专门的名称，至秦统一文字，便有了“篆”、“隶”之别。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垂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领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摘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篆和小篆特殊的辩证关系。隶书作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它的产生意味着在文字学意义上作为古文书体的大篆和小篆走向终结。
古体书何以名为“篆”?段玉裁注《说文》:“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因之李斯所作，曰篆书。”裘锡圭说:“《说文》训‘篆’为‘引书’，其义不明。‘篆’跟‘缘’同音，‘缘’是‘雕刻为文’的意思。颜师古注‘文’指花纹、纹样，古代‘篆’、‘珠’二字可以通用……‘铭篆’犹言‘铭刻’。颇疑篆文之‘篆’当读为‘缘’。隶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字体，篆文可以铭刻金石，所以得了‘缘’这个名称。”(《文字学概要》)其实“引”的本义是拉弓，弓张为“引”。篆书，特别是小篆，运笔纵长，圆转挺修，字形为长方，其下部多是匀净修长的线脚。“引”既是篆书书写的运笔动作，还是篆书笔画线条和结构形体的基本特征。在许慎的心目中，“篆”主要是指“小篆”。
郭沫若以为篆书是官书之称，他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篆书之名始于汉代。为秦以前所未有，究竟因何而名为篆书呢?我以为这是对隶书而言的。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施于徒隶的书谓之隶书，施于官椽的书便谓之篆书。篆者椽也，椽者官也。汉代官制，大抵沿袭秦制，内官有佐治之吏曰椽属，外官有诸曹椽史，都是职司文书的下吏。故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就是官书。”这是从字体使用的不同主体来区分篆、隶，对此吴白甸有不同的意见:“小篆和隶书同样都是官书，但由于书写的难易，小篆实际上只使用于最隆重的场合，如纪功刻石、权量诏版、发兵虎符之类，范围较仄，而隶书则更普遍地被使用，及于一般的公私文件和书籍，范围要广泛得多。”这则是从字体使用的不同场合范围来区别篆、隶。他还说“它(标准篆书)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证明了《说文》以‘引书’为‘篆’的本义是对的。”
综上所述，从“篆”的本义—“引书”来界定“篆”，篆书则主要是指体式圆转、匀净、修长的小篆。而官书、铭刻乃“篆”的使用。
二、篆书范围
从“篆”的本义讲，篆书是指小篆，那么，小篆以前的字体是什么呢?许慎均以大篆称之。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日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受书，八日隶书。”这里所说的刻符、摹印、署书、受书等，不是有别于篆、隶的另一种书体(或字体)，而是书体(或字体)的具体运用。
关于大篆，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云:“及宣王太史摘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皆取史摘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也说:“昔周宣王时，史摘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之箱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皆取《史摘》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上述观点，都认为“大篆”是周宣王太史摘所作《史箱篇)里的文字，《史摘篇》既然是周宣王太史箱所作的字书，它应当是西周晚期的规范字体。史料所载《史摘篇》早已亡佚失传，现在能见到的只有《说文解字》中系于篆书之下，又注明是箱文的220余字。
此外，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箱文”是指“石鼓文”。如张怀罐《书断》日:“案摘文者，周太史史箱之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箱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周)宣王败猎之作，今在陈仓。”
大篆除了“箱文”的称谓，太史箱作“箱文”并指“石鼓文”之外，今人将“青铜铭文”(金文)也称大篆，至于简犊、帛书如《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楚帛书》中的文字与青铜器铭文的形态也非常相似，故也有史学家也将其归为大篆。而殷商甲骨文虽非小篆，亦非大篆，但也笼统地归为篆书范畴。因此，古文字学家以商代文字、西周秦秋文字和秦系文字来论述隶书之前的字体和书体，商代文字主要是指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少量的金文;西周秦秋文字主要是指金文及盟书;六国文字主要是指金文、玺印、货币、古陶文与简犊、帛书文字;秦系文字主要包括先秦石鼓文、秦刻石、诏版、权量、简犊、帛书、砖铭、瓦当及印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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