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简介
，别署凸斋、鼎楼主人等。1948年生于北京，太原人。1979年考取中央美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得到叶浅予、梁树年等先生的指导，1981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沧浪书社社员。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现任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
书画史中有很多书画家的名字相同或写法相近，一不小心就会搞错。唐代便有两个写书法的怀素，让人时常张冠李戴。晚明大书画家王铎常被误写为擅长肖像画的王绎。王铎有一个弟弟名叫王镛，而我在此要评述的则是当代艺坛代表人物王镛。两位相隔数百年的同名同姓者其实有一些渊源，都是山西太原人氏。
王镛老师的影响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一直对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书家特别关注，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已成为当下书坛的中坚力量。出生在1949年前后的书法家，直接经历和见证了新、旧时代的转换。他们人生经历的共同点在于前后期差别悬殊。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们早年甚至没有学习书法的资料，反倒因此有了一个漫长的积累期。没有任何功利因素，他们完全凭借心中对艺术的真挚情感坚持下来，从而沉浸在临摹学习的世界中，基础扎实。这也是他们在今日得以成为书坛中坚力量的最主要原因。到了四十多岁之时，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变化，即书法展览全面出现。他们介入了当时的诸多活动。第二个变化即市场经济的建立，可谓是天翻地覆，也不免产生功利性泡沫，使得一部分人被淘汰。能够坚持至今的，都在某个地域乃至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他们人生经历不同，所以书风差异极大。如今这些人中依然健在的，年龄都在70岁以上。无论从阅历上还是功力上来说，他们都进入了艺术创作的最佳时期。但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要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王镛老师的个人创作状态一直都是很稳定和从容的。
我比较推崇王镛老师这种“半隐逸”的人生状态——既在体制内，又不完全被束缚。生活状态决定个人心态，从而决定创作的情态。从总体上来看，他的书印风格令人印象深刻。但其中有两大理解节点需要细化阐述，不能大而化之、过于笼统。一是个人的独创性。王镛老师书法虽然在秦砖汉瓦等方面吸收了很多营养，但根基实在颜体。他颜楷和颜行的功力深厚，所以可以做到欹不失正、野而不怪。其书法的变形夸张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最主要是气韵和气息非常正，并在此基础上化出了个人面目，书风与当代学晋、学唐、学宋、学明清的都拉开了距离。二是书、画、印风格高度统一。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是，他做到了以书法来引领印和画。也就是说，其印和画的根底都在书法上。其具体风格可从笔法和气息两方面来衡量。一是在笔法上，他善用破锋、散锋来表现砖文那种落拓不羁、野逸豪放的趣味。坊间有传闻称他是以小笔写大字。这也只是从表面理解，关键是个人的驾驭能力，用一分笔和三分笔的功力和效果完全不一样。经常用到笔根，很容易造成“死笔”；然置之死地而后生，造险而破险，则为上上。二是气息。其书画皆有金石味，见证了他书、画、印方面的贯通之功。再者，王镛老师不仅有书、画、印的统一，也有书法多体的统一，这说明他的笔法和气息都已经通透。
秦诏版《权量铭》拓片
王镛临秦诏版《权量铭》
王镛老师临秦诏版《权量铭》，驱笔如刀，笔画疾涩凝练，结字新奇纵逸，气象开张。款字中含正文的“者皆明台之”五字，可看出书写之前并未过多安排。原作和临作对比来看，较为相似的字形有“廿”“年”“帝”“尽”“并”“兼”“天”“侯”“首”“乃”“状”“法”“量”“明”等字。尤其是“天”“首”等字，“首”字在第一列末顺势压扁，与范本非常接近。而差别极大的有“下”“丞”二字，完全是自我发挥。可见，王镛老师临创无界限——既有个人风范，又见诏版趣味。王镛老师的转化能力过人，连细节变化都注意到了，如“不”字对称中有不对称、“相”字“目”部中两横画的变化、“绾”字中“官”部两“口”的处理等。从整个作品形式来看，已属创作无疑。他没有遵从原有的章法安排，写得磊落跌宕，但可以看出此作有一种严密的整体性。书家以个人成熟的笔法来轻松驾驭，或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或兼而有之，使作品得率意恣肆之美、乱头粗服之美，呈现出苍茫雄浑的风格。
一个书家风格的成熟最主要体现在笔法上。王镛老师的笔法由此临作可窥大略，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枯笔大量运用却不单调，将原器强烈的浇铸味表现得淋漓尽致，营造出朴茂遒劲的趣味。二是断笔，行笔时原本应该一笔完成的，有意不粘连，尤其是转折处更多见，形成笔断意连之功效，同时也符合金石文字因风化漫漶而出现的特殊效果。三是曲笔，行笔没有一带而过，弯曲弧度恰到好处。四是斜笔，横画、竖画都不在平衡线或中轴线上。如“皇”字上下移位，其中“王”部竖画处理极见匠心；再如第三列“量”字，平行横画很多，但无一平行，中间竖画也避免在同一条垂线上，偏以求正，在入纸时保持落笔的自然形态；收笔时驻笔多用，各见不同，手法多样。第二列“号”字垂笔较多，但也无一笔雷同。五是尖笔，偶尔在字形中穿插运用，如“兼”“并”“黔”“度”“则”“歉”等字，尖利而不伤蕴藉，起到调节全篇的作用。
当然，针对王镛老师临创的分析并非一味唱赞歌。对于任何一种风格的认同，涉及到主观性和客观性两方面，个人有喜好，同时还要兼顾某种事实标准。如前所述，很多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逐渐成为书坛的中坚力量；但自90年代以后，许多人意志颓废，心态浮躁，书风固步自封，最后销声匿迹。王镛老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的审美追求，不断完善个人风格，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回过头来看，他选择了这样一种路子，在当时无疑属于“先锋意识”。即便到现在，也有一些人无法接受这种风格。这不能强求，也不必苛求，就让时间来检验吧。
当然，王镛老师书风的取法及一些审美观点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争议。比如对于取法民间抑或经典，直至后来引申出“民间书法”等等，都有不同的声音。客观地讲，艺术有争议是好事，最怕一潭死水。在我看来，概念名词的提出有其界定的范围，也必定会产生一些歧义，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角度。然而有时也会出现不以某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扭曲和变形。此亦是在所难免。时至今日，是否由“民间书法”和“流行书风”演变出了所谓的“丑书”，这种争论已无任何意义；某种事实遭遇人为扭曲甚至恶意歪曲，已经不属学术层面的问题了。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不论如何，对原创者和效仿者应该分开来看。对于王镛老师的书风，直接或间接模仿者甚众。正所谓“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书法家有一定的成功概率。毫无疑问，书法是反对“一窝蜂”的，无论是创作取法还是理论思维。对王镛老师，我持从个案角度来看待的观点。这样对于他的评价会更切乎实际，而他一些临作的示范价值也能在最大程度上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