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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书法界有启功”，这句话曾经给书法界多少人以莫大的自豪和信心。启功先生的人品艺品，真学问真功力，无疑代表当今艺术界“德助艺成”“德艺双馨”的至高境界，这是两千年中国文化史上众多里程碑式的艺术大师不断发展和刷新的境界，启功先生即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位。
启功先生的前半生十分坎坷。六十六岁小结人生时写《自撰墓志铭》，说自己“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并幽默自谓“有化忧为喜的本事”，曾想刻一方“一笑了之”的印章等。透过微笑，个中有多少酸辛，唯深知者知之。一九八一年春，笔者听启功先生朗读此诗时，便有几许怅然。如今灯下复读这段文字，岂止怅然，觉得在中国作个像启功这样的学者，寒窗励志，自铸炉锤，能一生修炼不辍，已是百般艰辛，还要嚼遍菜根，饱经人事沧桑世故的难堪，实在太不容易了。
当年去过启功先生小乘巷破陋斗室的人，都有难忘的印象。他在“小乘巷寓舍两间，各方一丈，南临煤铺。时病头眩，每见摇煤（煤球），即有晃动乾坤之感”（启功诗序），但他在陋室接待友人和学子时，只是笑谈书画学问，从不苦诉困窘。送客出来，他经常顺便给屋檐下的盆花浇点水。看到花开，他会欢快地叫喊：“开了，开了！你瞧，你瞧，这边还猫着一朵呢……”见到此情此景，令人颇生感触。小花所需不过些许水分和阳光，而历经风雨沧桑，亦不过为了萌发生机，奉献花果予人。一点所需，一点希望，尚且如此艰难，启功先生善待于它，或是体物自况，或可见怜互慰。所以，每当笔者捧读其花草题咏，念及先生在小乘巷度过的艰难岁月，常为其真情感慨不已。启功先生是艺苑学界大才，困顿一时，自然向往明时，后来迁出小乘巷，大才适用，方迎来人生真正的春天。然而，这耗费大半人生才姗姗来迟的变化，也如同那司铎书院的海棠花一样，“断梦有情依玉砌，天姿无恙荐金盘。根移地角劳鸿鹄，忍说崎岖蜀道难”（见启功《题司铎书院海棠》），令人沉思不尽。
启功的一生，分明是一部启迪治学和做人的巨著。其人其学，于当今后世，都可供研习和仰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学术研究和书画鉴定领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笑对人生坎坷方面宽博为怀的乐观精神。他越九十高龄犹童心不泯，尤为可贵。笔者评价丰子恺绘画时说过，“近百年书画大师级的艺术家中最富有童心者，仅有二人，即丰子恺和启功。他们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却永远以幸福的微笑面对社会和他人”。
戊辰（一九八八）年二月初，中国书法家协会召开主席团会议休息时，启功先生对笔者说，“你去年给我看过的那首论怀素书法的诗，有人写成‘明人论书诗’了……”原来前不久，西安有人携习作请教启功先生，其中一件书写的论书诗实乃拙诗，大约转抄有误，落款称“明人论书诗”，遂成笑话。
笔者曾以论书诗稿请教过启功先生，不过过眼之观，没想到他记得如此清楚。启功先生顺便就此事对大家说，“落款不能图省事，只写‘论书诗一首’‘题画诗一首’，传来转去，时间一长，‘三十六变’还是‘七十二变’，就很难说了”。接着，他讲了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有次写杜甫的七律，那诗题太长，我图省事，落款想写‘杜甫律诗’，结果落下‘甫’字，写成了‘杜律诗’。年初有人说看见高仿我写的那诗条幅，落款是‘杜律同志诗一首’，来问‘杜律’何人……你们看，这就是图省事招惹的误会。我诚恳检查，真对不起了”。秘书长陆石问“对不起谁啊”，启功先生笑道“对不起‘杜律同志’呗”，大家都乐了。翻检杜诗，那首诗的题目《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确实很长。启功先生说“诚恳检查”，“对不起杜律同志”，当然幽默，却让大家长了一个“图省事可能会招惹误会”的记性。
林岫篆书斗方
礼信美能
敬业修勤礼信；振邦尚德美能。
启功先生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北京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名誉主席，对首都书法界的人才培养和发展动态非常关心。北京书界每年春季或秋季举办学术讲座，先生对教授人选、讲授专题、时间安排等都很关心。如果身体情况允许，他还会莅临课堂看看大家，说上几句。先生的讲话虽然简短，听着随意，却很精辟，能启人心智；加之表述形象生动，亦庄亦谐，最受大家欢迎。偶逢解答问题，启功先生机锋应对，举重若轻，总能让人过耳难忘。譬如有会员问：“书法作品是多写好还是少写好？有的书家说一天写了二十张送人……”启功答曰：“在家自练，多写无妨；若送展或者赠与他人，还是少写为好。以前齐白石说过‘出手与人，必须好画’。因为那是你的作品，你总不能闭着眼睛往外扔吧？面对社会，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且不说自家的艺术声誉如何，书画是最可宝贵的中华文化，把成百上千的涂鸦随便掷与社会，你当是撕年历片啊？大家都胡写乱画，毁了书画，对得起老祖宗吗？”这句书法创作不是“撕年历片”的说法，至今在京华书法界依然流行，它让我们在严肃的书法艺术创作中对书法国艺更生敬畏之心。
启功先生一贯主张“书生功业先从宽博做起，修炼有年，而后厚积薄发，成就精深”。他教诲学子常说的“独木桥上舞大刀，好看站不稳”，就十分形象地表述了他对学风浮躁所持的批评态度。譬如论唐人真书，他认为虽然“真书自汉末肇端”，下手却必须遍览两汉前后，溯源探流，由宏观而后微观。在充分把握历代书体发展的特质之后，他又常常综合其特点，以一语概定，既形象，又洽切，方便大家掌握特点。例如以“如婴儿之未孩”（老子语）论定唐前真书；以“少小离家老大回”（贺知章诗句）概述智永千字文墨迹的辗转来历；以“舞筵长袖柳公权”论黄山谷书法（说黄用笔结字，全用柳法）；“一剂强心健骨方”评《张猛龙碑》等，并以此教诲学子。学子如闻其言，刻骨铭心，必然受益不尽。
在笔者接触过的众多学者之中，启功的记闻之广博，研究之精深，应属一流。他说“学问学问，一学一问。有的老师教诲弟子，只说‘学问’，有一字没说，留了一手。那就是‘记’。学而不记，转身就忘了，有用吗”。有次闲聊，笔者说起初唐盛唐诗写柳，竟然不同于中唐晚唐，还拿出拙书的行草小手卷请教先生。因卷末落款写了“录唐代咏柳诗八首”，便没有在各家诗后分别标明作者和篇名。卷中贺知章、白居易、崔道融等咏柳诗，脍炙人口，自不用猜。启功先生初看一过，即指“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是晚唐李商隐诗；又指“桃红李白皆夸好，须得垂杨相发挥”（刘禹锡句）有“中唐气息”，又肯定“不知别后谁攀折，犹自风流胜舞腰”（赵嘏句）是晚唐诗，居然一一言中，在场几位诗家无不惊叹佩服。其实，启功的记忆力非凡，一在他博闻强识，绝顶聪明；一在他灵心敏悟，广潒自酌，在学养和功夫积淀的“青藏高原”上，巍然矗立当代文化高峰自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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