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桢墓志》为元魏宗子志石时间最古。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属北魏中期典型石刻。志铭十七行，行十八字，计三百余六字。志形方二尺余。民国十四年现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由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书家评其笔画茂实刚劲，结体紧峻，意态恣肆，气势雄奇。愚以为其继造像之方笔之极端，线条方硬依然，然有俯仰起伏之形态，为刻意书法趋向于写意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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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特点分析
《元桢墓志》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皇甫驎墓志》刻于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李璧墓志》刻于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均属墓志最为兴盛的北魏时期。与《元桢墓志》同期的有《元偃》、《元简》、《元弼》、《元彬》等墓志，均刻于太和年间，书风方硬挺秀，凿痕清晰精细。和《皇甫驎墓志》同期的有《元诠》、《元显儁（俊）》、《元演》、《司马炳妻孟敬训》、《王祯》墓志等，它们分别刻于延昌年间，此期间书风虽以方硬为主，但表现各异，取法多样。和《李璧墓志》同期的有《司马显姿》、《元倪》、《鞠彦云》、《李超》墓志等，这些刻于正始年间的墓志，面目各异，作为学习范本各有所长。《元桢墓志》于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皇甫驎墓志》于清咸丰年间出土于陕西鄂县，《李璧墓志》于清光绪末年出土于山东景州。此三种现世于不同时期，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及后人的书论少有提及，但它们的书法风格强烈，而且各有千秋。作为书法学习来讲，取法意义更大。
《元桢墓志》风格属于初期，受造像书法影响明显，刀刻意味使之具有造像记书法线形的“方”和线质的“光”；在字形结构上以斜势为主，整体呈斜画紧结态势；在章法布局上虽有界格，但字在格中大小错落、轻重参差、正斜顺势均恰到好处。《皇甫驎墓志》风格属于中期，已少有造像痕迹，刀刻意味依然浓重，甚至许多线条以单刀刊刻，细的瘦硬，粗的古拙。结字自然随意，犹如天成。布局虽有界格，但上下左右位移合于九宫之法。《李璧墓志》属于后期，此帖很少见之评论，而陈振濂教授在魏碑艺术化运动讲授中将此帖作为墓志的经典范本。其主要原因在魏碑艺术化的理论依据都生发于此帖，首先，魏碑艺术化的主旨是表现线条的“斧凿之迹”。也就是说我们的魏碑书法重点表现的是“碑味”而不是“透过刀锋看笔锋”来还原“书写”。就这一点，《李璧墓志》虽然属于后期较为成熟阶段的墓志铭，但其“方硬锋利”的线形代表着刻意书法的最高水平。其次，要表现线条的“斧凿之迹”，其中最主要的技法是表现线条中段的丰富性，线条中段的丰富性即是变化的又是随机的，这也是区别于唐楷的最关键之处。正因刻意强烈的原因，《李璧墓志》线条的中段变化非常丰富，如横画线条，我们很难从中发现相同形质的线条。其三，结体和布局即有法其自然，又有书家和刻工人力功夫而成，正如康有为所言“书道有天然，有工夫，二者兼美，斯为冠冕。”
站在学书的角度来看，在线条上同是“方硬”类型，《元桢墓志》的“锋利”，《皇甫驎墓志》的“瘦硬”，《李璧墓志》的“衅变”各具特点。在结构造形上同属魏碑的“斜画紧结”类型，《元桢墓志》的“险峻”， 《皇甫驎墓志》的“平和”， 《李璧墓志》的“开合”又各具特色。在章法布局上同是“纵成行、横成列”， 《元桢墓志》的“大小”， 《皇甫驎墓志》的“粗细”， 《李璧墓志》的“位移”各显姿态。正是它们既有类似之处，又各具特征。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书法艺术元素。
临作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