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上凡是称得上名碑巨迹的作品，其精粹部分决非单一，而表现为众多的侧面，取舍之间，因临写者的性情、基本功会有很大差异。倘若不是如此，王羲之以后的流派，岂不成了一个面貌？果如此，也就不成为流派了。面对同一古人（或一件名迹），即便表现在同一个学习者身上，早期与晚期也会有别。董其昌早年力追晋唐，“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赵孟頫），“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我们不必因此否定董其昌早年目无前人有着合理的进取精神，也不因此就对赵孟頫不加分析。赵孟頫的价值是一个客观存在，取舍之间，自然见仁见智。我想这样的说法不至于被误以为无原则的“圆通”。
善学者，择取自己所需要的那份营养，胡抗美懂得这一点——别小看这一点，要懂得很不容易。包括胡抗美和我在内，不可能“全懂”。它需要知彼知己。知彼，是识得古人的妙处；知己，是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自己缺少什么而又能够吸收什么。知彼知己是一个集合点，它不靠逻辑推理，全凭直觉。直觉又是一个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所以临帖不是例行公事地完成任务。胡抗美在实践中体会：“千百遍地用心临帖……这就是神似。”我认为他说的“用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真努力，而是在创作中与“手”相应的那个“心”，是要调动全部情感、意志、悟性进入书写的那种状态。照此，临写就已经与创作的心态相通，虽非“创作”，但是“虽不忠不远矣”。反之，如果名曰创作而缺乏“心”的主宰，没有“心”的投入，那么便不可能真正进入创造性劳动。而劳动如果是创造性的，便不会满足于单一的线性思维，便会向广度和深度掘进，并且产生突破以往成绩的趋势。抗美君在理论上的主张多元化也反映了他在创作实践中致力于多种书体融合的意向。“融多种法度于一身”，这里的“法度”确切地说似应为“技法”“笔法”，做到了这一点，抗美认为便是“对法的灵活运用”，反观抗美的书法作品，也确实在多种风格的融合中探索自己的路。他的狂草竭力将“二王”、黄庭坚、米芾、王铎等大家融会贯通。当前写草书者不乏其人，而进入狂草者甚少。我们时代充满着快速的节奏，呼唤着昂扬进取的精神，也决不排除视觉的刺激性。可是相比之下，狂草的凤毛麟角令人遗憾。这首先是狂草书法难以理解，接受者少。对书写者来说，学习的难度大。不仅写好楷书、行书不足以成为狂草的基本功，甚至写好一般草书要进入狂草也还要有一个质变的过程。狂草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狂草要有更高的创造力，其重要特点也是难点之一，是要打破“行”与“列”的界限，在不损害字体规范化的前提下使字的结构变形，上下覆盖，左右通达，实现有限范围内的无穷变化。它不是简单的一般草书的扩充。狂草写长轴固然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而横卷因其宽度有很大的扩展余地，所以能有大的发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怀素《自叙帖》、黄庭坚《诸上座帖》、徐渭《自书诗帖》、王铎《秋兴八首》等都是杰出的范例。从抗美的狂草来看，对横卷的把握能力可能在他的一般作品之上，他能够打破行与列的界限，倏大倏小，亦刚亦柔，干湿并用，纵横驰骋，表现了胆力，在良好的感觉中渗透了个人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