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年84岁
姜澄清｜1935年生，云南昭通人。是我国当代著名书画艺术理论家、著名学者。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应世界儒学研究促进会邀请赴香港讲学并被特聘为该会永久名誉会长，现为贵州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书画理论委员会委员。获中国美术家协会“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是著名的书法理论家，被誉为中国书法理论界的“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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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确认与文化确认
文 | 姜澄清
诚然，技术确认也应算是文化确认，为便于行文，也只得分而言之了。“确认”可以说就是“批评”。
自张家界批评年会（1996年）以来，我想“批评”想得最多，想得最多却终无确解，此中原因，则自己是老且糊涂了，故智不足以决疑解惑；再则便是数以万计的书法“家”在写着奇形异状的“字”，沧海横流，八仙过海，我是眼花目眩了，哪里还能“确认”？
按说，书法的文化定位要算是较高的，文盲能歌、能舞、能画、能顺口溜，但不能作书，因为，书法有个最基本的起点——文字。
可是，仅仅能认字、会写字，而文章、学问都平平庸常，也当不了“家”；即使有学问、善文赋，而无人格，虽能书，古人也要将他贬级降等，乃至“开除”。这样一种泛化的东方式的古典批评，便将书法家推到了很高的高度。
钱穆先生说，不知书法，就不知中国文化。林语堂先生说，书法提供给中国艺术以美学的原理，因此，不懂书法而要谈中国艺术，只是门外之谈而已。
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上起于秦，下迄于晋，600年间，所“采”能书者，不过40余人。袁昂的《古今书评》更只列25人。直到元人陶九成的《书史会要》，入史条件仍很苛刻。
大家都承认《兰亭序》的字好，须知，这篇文章也是千古名文！说唐、宋散文漂亮，不错，可是唐、宋散文的祖师爷却是《兰亭》。
鲁公为有唐中兴勋臣，其节操为当代第一人。东坡不用说了，黄山谷则是江西诗派的开宗立派之人。米元章创米家山水，对山水画贡献至巨。赵子昂则系元四大画家的祖师爷。董其昌是文人画巨子。清季的碑学倡导者多为朴学大师，而金农、板桥则以画名世。近代以来，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郭沫若、毛泽东、沈尹默无不是地位崇隆、文绩煊赫的。
我们讲讲“高峰”，或者换个说法，称为“巨匠”、“大师”、“名家”，理当以以上的“高峰”为参照。不幸，今日之书坛，一个接一个“推出”的“巨匠”、“大师”、“名家”或只在山腰，或竟在山下。花样繁多的《当代书法家辞典》网罗入典者，一种竟达二千余人，各种《辞典》网罗的总数恐以万计！而各类各级的书协会员，其数更多如蚁蝼。
九十余高龄的卫俊秀教授在致钟明善先生的信中说：“今日书艺界之危途：“家”太多了！可厌之甚！如此现象，见乱不拨，即令人人都作书法博士，实等于小学生也。”（见《书乡》总第三期）
“家”多，各界皆然，而以书界最甚，亦以书界最令人“生厌”！何以言之？画家、音乐家虽多，但尚有理可言，因近六七十年来，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便多有创设，20世纪50年代后，各省亦创之。但在此期中，并无一所正规的书法学院，即使有所谓书法科，也不过是附设在美术学院中的“小兄弟”。
何况，百年来，人人所操者，金属笔也，毛笔也俨然成为古董、“古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书法几已为人忘却，全国书法家，屈指可数。孰料，20世纪80年代甫始，在短短10年间，“遍地走”者，“书家”也！至20世纪90年代，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骤发性的肥胖症是不正常的——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以实际情形言，号称“名家”、“大家”者，文化程度之低，令人惊讶！所写文章，俨若初中学生的劣等作文。至于一般“家”，更不待多说了。
总之，文化与技术的分离是极普遍的。再就技术说，何其为好字，本无定说，于是，以“拖把”作书、以脚代手作书无奇不有。总之，荧屏一现，顿成“大家”。在新闻界，彼等之意本不在书法，而在“闻”之“新”，而杂耍式的写字，尤能收新闻之效，但大众却误以为电视台在“推出”“大家”，这便误认了家门。这一误认，受伤害的自然是书法。
再者，古代对书法的赏鉴是清玩式的，文士们在斋室中细品慢赏。这种清玩，是既赏且鉴，换言之，这种方式是兼有学问考究及艺术欣赏二者的，是既有纸内欣赏又有纸外考究的。这种方式除对书法作品作出估衡外，还对书法家有所考察，因此，不是仅仅根据纸面成象来确认书法家，这种确认便是文化的确认。
至当代，书法审析的环境改变了，展厅代替了斋室，群众性的走马观花代替了个体的清玩，而评委则成了最权威的批评者。可是，任何高明的评委也只能就书评书，换言之，技术确认是当代书法批评的唯一方式，这种确认，分割了书作与书家的关系，或者说，评委所确认的仅只是书作，而并未确认作者为书家。
技术确认的代价是字外功的淡化，既然纸外功已不能作为评审的参照，则人们的弃取便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的处境是太尴尬了——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手段以强化书法的交流效应，一方面却对被冷漠、抛舍的“字外功”爱莫能助。饱学之士可能在参展、评奖中败北，而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者却可能夺冠。就现代操作方式而言，这种结果是公平的，而其代价却是“书法家”的文化含量日低一日。
大量只可谓为“写手”的人被推到了书法家的高位，于是，“书法”、“书法家”的崇高声名在大众心目中随之跌落。今天所见的各种《书法辞典》，竟然将不少12岁以下的孩子收录其间，这太令人啼笑皆非了。《辞典》编印者的动机，我们当然难以猜测，但数千人入典，显然可收经济之效，此所谓“韩信带兵，多多愈善”也。
在新闻、出版、展评几种强有力的现代手段推动下，“书法家”的大军浩浩荡荡。十余年间，这个大军的人数便超过老牌的美术、音乐、文学部队，真可谓后来居上了。
批评标准、价值尺度的错位，也是造成“书家遍地走”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书法热”，是从“抢救运动”转化到大众文化普及运动的。换言之，这个运动不是精英文化的性质。须知，精英文化是不会表现为“热”烈的“运动”状态。甚至，寂寞、孤独的“冷板凳”生活倒是其常态。
大众文化普及运动的价值只能在其本身性质上予以估衡，同时，也不能用精英文化的价值尺度来加以否定。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书法热”，成绩斐然！赖此热潮，使书法从青黄不接的绝境中解脱出来，使书法从文人雅士的幽斋中走向社会，技术与理论的普及成绩卓著。20年来涌现了不少可望在日后建功立业的俊杰之士。凡此等等，都是这一运动的可观成果。与20年前的惨淡局面相较，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同理，以大众普及文化的价值尺度作为精英文化的尺度，亦属错位。而错位的结果是拔高还不能或不配成为精英的人，将各色人等册封为“书家”、“名家”、“大家”、“大师”、“巨匠”，廉价的帽子满天飞，结果是“书家”、“大师”贬值。当“书家遍地走，名家多如牛”时，怎不令人生厌！如卫先生所言，“书法博士”几同“小学生”，于是，精英文化便不能不降等跌价了。不为过言地说，享有至高至隆誉望的“书家”、“大师”，经此折腾，则声誉扫地矣。
与此同时，不知学问、文章为何物的社会活动“家”却呼啸海内，自昂其价。他们不循法度、任意妄为，于是，“名家”、“大师”等美称便被污践如粪土了。对这些人的“创作”，毋庸评说，因为他们根本不顾技术规范，既如此，即使是“技术确认”也谈不到，更遑论“文化确认”！
丢下金属笔，换上毛笔，习字者便成了“书家”，“写字”便成了艺术创作。这么容易便可邀隆誉，何乐不为呢！
传统的书法定义是文化确认，“书，如也”，“书，心画也”便是经典定义。尽管这个界定今人不那么赞同，因为，它没有直接针对艺术本身来界定，而是远涉创作者心灵的“唯心”之说。但这个定义却引导我们对书法作同样泛化的理解——文化的确认必须作文化的理解。
“确认”并非当下认可，而是在历史演进中的价值衡定，一时以技名世者，有如一现的昙花，只有学贯经史、德操高洁的人才有可能被历史确认。自古以来，能书者众矣，而历史长河淘汰的总是那些无“文化”的低级写手。20年来，书法热潮，盛况空前，而沉渣泛起亦属难免，自今以后，或将步入淘汰时期，不如此，则“书法热”不过是“泡沫文化”而已，虽则五光十色，却既轻且浮，不足为道。
原载《中国书法》1998年第5期
